记者  冯庆艳  3月8日，记者获悉，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为今年两会带来了关于完善平台经济分级分类监管的提案。

周延礼看到，目前，在监管中尚未区分流量型平台和实体型平台，将两种不同本质、不同功能、不同商业模式的平台均纳入监管。

“从监管效果看，目前监管的模式无法体现因业施策、区别指导、精准监管的效果，而科学、合理、全面且带有区别性的进行平台分级,从而实现科学、有效的监管，显得尤为重要。”周延礼在提案中称。

为此，周延礼建议，区分流量型平台经济和实体型平台经济；区分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管和垄断行为的监管；区分“风险+信用”状况，建立分级分类监管制度；建立协同监管机制。

区分流量型平台经济和实体型平台经济

随着平台经济发展，许多不同类型的平台应运而生。以提供电商交易、即时通讯、信息资讯发布为主，深度参与生产环节的实体型平台日益增多。

周延礼看到，一方面，流量型平台不参与生产和流通环节，主要为市场主体提供交易撮合、信息交流等功能，具有中介性、轻资产、浅参与的特点。

另一方面，实体型平台直接参与生产和流通, 为市场主体提供基础设施运营、数字科技服务等功能，是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具有融入性、重资产、深参与的特点，业内又称为新型实体企业。

周延礼在提案中建议，区分流量型平台经济和实体型平台经济。具体建议为：一要对“主要功能”、“主营业务”的判断标准需要进一步明确。主要功能是判断“平台种类”的核心要素，从而影响着平台涉及业务的种类判断，而平台涉及业务范围是判断平台分级的要素之一。

对于流量型平台来说，其撮合交易、即时通讯等服务可以成为其主营业务/主要功能，对于实体型平台来说其业务范围不仅仅覆盖撮合交易的平台，也包括生产、销售、数字科技服务、基础设施运营等。如以主要功能/主营业务作为平台种类的划分要素，未将非平台业务的其他实体场景排除，则会造成平台分类的不科学，不利于科学监管、审慎监管思路下的精准监管。

二要对计算“经济体量”的业务覆盖范围进一步聚焦。从经济体量维度来看，对于对于流量型平台来说，其撮合交易、即时通讯等服务产生的估值即可代表此类平台的估值，对于实体型平台来看，其估值构成不仅仅包括撮合交易的平台收入，也包括其提供基础设施运营、数字科技服务等服务产生的估值，如不对流量型平台企业与实体型平台企业做区分，仅按照估值做为是否纳入监管、是否增加义务的标准，显然会导致对实体型平台的不公平。

区分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管和垄断行为的监管

周延礼看到，《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都有关于区别对待（自我优待）的规定。

周延礼认为，从经济学理论上看，自我优待有利于技术创新、优化服务和消费者福利的提升，从法学理论上看，自我优待案件应当在反垄断法的视角下，自我优待应当以具备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为前提，在不具备市场支配地位的前提下，这一类的行为并不是法律明文禁止的。

因此，周延礼建议，在监管执法中，结合市场经济效益、市场支配地位、对自由竞争的损害、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进行综合分析，区分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管和垄断行为的监管，区分能够促进资源配置优化、技术进步、效率提升的区别对待行为，审慎分析和认定“不具备市场支配地位时的自我优待行为”，精准监管平台封杀竞争对手以及损害竞争对手的恶意竞争行为，避免“一刀切”式监管。

区分“风险+信用”状况，建立协同监管机制

周延礼还建议，区分“风险+信用”状况，建立分级分类监管制度。

具体建议为：将信用评估结果应用在监管执法的全过程中，按照企业的信用状况、先前的违法处罚记录，合理确定检查比例和频次，实施差异化精准监管。对于风险低、信用好的市场主体，降低检查比例和频次；对于风险高、信用差的市场主体，提高检查比例和频次。对主观恶意较大、社会危害性大、屡罚不改的行为实施震慑性、惩罚性执法。对苗头性问题、积极主动整改、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企业行为实行阶梯式监管、教育式监管。

周延礼提案中的第四个建议是，建立协同监管机制。以为企业减负为目标，建立抽查事项清单，合并相似抽查计划，合并相同监管对象，规范检查内容和方式，减少随意检查，降低检查次数；以公开透明监管为目标，制定各行业统一检查单，指导制定行业综合监管合规手册，明确监管事项范围、内容和责任部门并向社会公布；以联动为目标，统筹不同执法部门开展联合检查，实现监管结果共享归集并互认，避免多头检查、重复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