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谢楚楚 安徽合肥包河区罍街有一个聚集年轻人的地方。这个三千平方米的区域,搭建起了一个名叫“安徽原创音乐基地”的音乐产业生态圈,包括LiveHouse、小剧场、录音棚、排练房、音乐教室、音乐展厅、音乐酒吧、音乐咖啡馆、文创商店等。
这让做音乐内容产业的同行们心生羡慕,因为他们常常只有乐队演出的场地(LiveHouse),而缺少录音棚、排练房这些本可以帮助自己乐队更快成长的专业设施。但像“安徽原创音乐基地”这样的例子,在行业内并不多见,它的存在与发展更大程度上与当地文化产业政策有关。
脱口秀行业也一样,上海黄浦区就是个例外。从黄埔区人民广场地铁站出来,沿着通往外滩的南京东路,能看到20多个喜剧厂牌聚集于此。这在上海的几个行政区中属于特例。硬核喜剧主理人子龙告诉记者,这是因为黄浦区很支持脱口秀发展。而硬核喜剧位于黄浦区亚洲大厦的演出场地,是整个行业较为稀缺的资源。
老鲍的LiveHouse,子龙的脱口秀演出,都被看作是演出市场中的新兴业态,而他们又是同行眼中的幸运儿。在面对场地租金压力和尚未彻底消散的疫情影响,不少民营演出机构期望成为下一个老鲍和子龙。
幸运儿
“安徽原创音乐基地”是主理人老鲍憧憬已久的理想空间格局。它在一次偶然中得到了实现。
2009年前后,老鲍在安徽合肥开出了第一家LiveHouse,并在之后的几年中陆续扩充场地。2013年之前,他并不清楚任何有关LiveHouse经营许可证的备案要求,“当时相关文化部门以为我们是酒吧”,也没有任何补贴政策,“属性不同,就不可能主动给我们。”直到2015年,老鲍的场地搬到包河区罍街。
这是一条由当地国企滨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开发的特色商业街。2015年,老鲍在安徽开了第一家爵士酒馆。当时全国范围内开爵士乐酒馆的人非常少,因此在安徽合肥,爵士乐演出更是一个新鲜物种。
有一次,罍街负责人考察至老鲍的爵士酒馆,看到了从未见过的景象:台上外国人在演出,台下座无虚席。于是他找到老鲍了解情况,“一开始他以为这也是酒吧”,在多次沟通后,罍街负责人逐渐了解,老鲍开出的爵士乐馆,是一家以音乐文化内容消费为主的场地,并非是以酒水消费为主的酒吧。该负责人也开始为老鲍的场地容量担心,并建议老鲍入驻罍街,充实该街区的文化内容。就这样,老鲍顺利入驻了罍街,他经营的生意也随之被认定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享受到了相应的文化扶持政策。这也有了“安徽原创音乐基地”后来的发展。
罍街背后的国企给老鲍提供了包括场地租金减免在内的众多政策支持,这恰恰是包括LiveHouse在内的多个民营演出机构发展中最大的压力。多个LiveHouse主理人告诉记者,这是一项重资产的投资,再加上乐队演出内容不足,有不少运营几年以上的场地几近关停。
脱口秀演出也有着相似的困境。硬核喜剧已成为全国演出市场最大的脱口秀厂牌之一。尽管每年演出场次超过1500场,覆盖所有一线城市,但经营成本仍是难以绕过的痛点。“脱口秀其实很像电影,但是电影可以24小时演,我们一周也就做5场”,据硬核喜剧主理人子龙介绍,脱口秀演出单价约100元,租一个300人的剧场,一线城市每月成本约在一万五至两万元,“演300场,就有2/3的收入给了场地。”
希望被关注
被纳入到当地的特色商业街项目之后,老鲍少了后顾之优。可对于多数民营演出机构、演出场地来说,怎么能与当地的文化产业发展整体规划发生联动,都是一件很苦恼的事情。准确的说,他们自认为这事不太可能。
硬核喜剧总部在深圳,子龙也曾关注过当地常规的文化、演出扶持政策。例如一张深圳南山区戏剧等传统演出的门票是100块,政府会补贴20块。但他发现对于脱口秀,并不适用,“也可能是我不了解,都没听说过。”
2020年9月份,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促进演出市场繁荣发展的通知》,其中特别指出,“对小剧场演出活动,要重点加强脱口秀、相声以及先锋话剧、实验话剧等语言类节目的内容审核和现场监管”。据子龙介绍,由于审核趋严,如在上海,不少地区已停止了所有脱口秀演出的报批,但黄浦区除了严控演出内容之外,并没有限制脱口秀的发展。2020年11月20日至12月31日,由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黄浦区人民政府,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指导举办的“演艺大世界·2020第六届上海国际喜剧节”顺利落地。
事实上,类似LiveHouse、脱口秀这样的业态属性并未获得明确界定。如LiveHouse,目前仅有上海将它与传统剧院和酒吧区分开,划归为“演艺新空间”管理。而当这一词汇被提及时,子龙也很兴奋:“这个特别好”。硬核喜剧在上海黄埔区亚洲大厦所租场地正是被定义为“演艺新空间”,“政策导向特别好,比如你多少平方米场地以下,不需要太多繁琐的行政手续,就能在里面做小型脱口秀演出。”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影视演员张凯丽建议对民营演出机构的扶持措施常态化。她提到,民营演出机构的长期发展看似只是盘活了一个小群体,实则意义重大,因为在文化自信、文化繁荣的进程中,不应只有大型国有艺术院团的身影,而应更多地出现民营演出机构的身影,只有这样,全国文化演出产业的生态链才更完整、发展活力才更强劲、后劲也才更足。
她看到,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民营演出机构的营收遭受了较大打击,并建议各地对民营演出机构(中小微企业)的相关扶持措施在时间跨度上加大,也让措施常态化,比如在场地租金、税收、其他硬性支出上考虑延长优惠时间等;适度降低扶持、补助门槛,让更多民营演出机构享受到该措施的益处;加大措施的宣传力度和执行监督。
比起大型话剧、音乐剧等传统业态,LiveHouse(现场音乐厅)、脱口秀等新兴业态在国内发展时间较短。在疫情冲击下,它们原有的经营问题被放大,解决问题显得尤为迫切。
探索更多
正如张凯丽所言,疫情的确放大了民营演出机构的经营需求。疫情爆发时,老鲍所经营的演出场地,演出数量锐减,收入阻断。但由于他在租金上有减免政策支持,并没有承受过大的经营压力。不过,当时老鲍也并未听说疫情期间有针对LiveHouse的专项扶持政策,“政府有对演出行业的扶持政策,但我们很难符合要求,比如要考虑过往税收、规模、影响力等”。
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初步统计,2020年中国演出市场规模超过250亿元,同比降低大约56%;票房收入大约54亿元,同比降低大约70%。
子龙感觉自己是幸运的。他在疫情爆发前并没有一口气交了一年的场地租金,而是采取了单次租赁的策略,演一场租一次。另外,由于之前就已经培育了线上、线下的演出,还有其它营销业务可做,硬核喜剧的生存状况尚可,“但也损失了很多赚钱的时间成本”。他清楚地记得,2020年疫情爆发,北京场地停摆时间最长达到8个月,深圳停了6个月,上海停了5个月。这对2019年才开始蓬勃发展的脱口秀行业而言是个重创。
一位传媒公司脱口秀经纪负责人表示,她所在公司对线下喜剧的回收并不报有任何利润的幻想,“能做到持平就好”。如果不能保证演员到一个城市后能获得若干场的演出,她根本不敢为脱口秀演员安排出差,“不可控因素太大。”
上述负责人在传媒行业工作了数年时间。她也经历了脱口秀行业慢慢从小众走向大众的发展历程,即便目前仍面临成本、疫情影响等诸多压力,但她还是看到了行业发展的动力。她发现,例如山西某些地级市,当地观众们也表达了对脱口秀的渴望和热情,“但配套远远跟不上,整个太原市适合脱口秀演出的小剧场较少。”
多种经营方式的探索也让行业看到了活力。目前,越来越多的商场开始引进脱口秀、密室逃脱等娱乐业态,以引入流量、丰富场景。硬核喜剧在北京东三环财富中心的场地就有着较为稳定的营收。为了保证流量,商场给他们的租金也相对优惠。但据子龙了解,整个脱口秀行业很少能拿到这样的项目。“我们希望能看到更多这样形式,比如在咖啡店、酒吧等等。”上述负责人说。
不少从业者认为,类似LiveHouse、脱口秀等业态给城市带来了很多文化附加值。他们也希望在疫情短期内尚未完全恢复的境况下,获得更多促进行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政策扶持。
老鲍也在憧憬多元的文化产业布局,包括音乐酒吧、餐厅、精酿酒酒馆、咖啡馆、书吧等实体内容场景。目前,老鲍的脱口秀和话剧场馆基本场场爆满,与其他地方政府合作的小剧场等文旅项目也正在洽谈中。明年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再找一个更大的场地,“现在很多场地都装不下演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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