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沈怡然 实习生 林婷婷 北京报道 “我为什么不结婚”，进入30岁以来，李萍（化名）常常自问，她单身多年，也并没有什么催婚压力，因为身边的80后女性有一半左右是未婚的。

她是一位85后职业女性，硕士学历，就职于北京互联网大厂，往返于后厂村、海淀黄庄，周末喜欢去蓝色港湾。如今，中国的单身浪潮正在这一波“都市丽人”中兴起，她们被写进文学和影视作品，甚至有一种“大女主”形象。

在公众视野之外，更多边远乡村的男性加入单身大军。田军（化名）来自湖南县城附近的一座村庄，全村130户人家，有30户人家的男孩到适婚年龄仍然娶不到媳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约有家庭户49416万户，其中“一人户”家庭超过1.25亿户，占比超过25%。单身的构成与性别差异，与阶层、贫富、城乡分布等相互交织，中国有两大主流的单身群体，一类是身居大城市的职业女性；一类是自偏远乡村的男性弱势群体。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杜平表示，中国的单身现象可以说是初见端倪，整体上仍然是“普婚普育”的，但需要认识到，整个社会正在步入、也将持续经历一个婚姻“去制度化”的过程。这意味着婚姻不再是一个生活的“必然”，而越来越成为一种生活的“选择”。

单身者也面临养老、舆论压力、婚姻成本高等难题。杜平表示，解决难题需要社会各界在价值理念、法律与公共政策、社会福利服务等不同层面共同努力。

“大女主”的烦恼

李萍生于西南地区一座三线城市，毕业后到长居北京。李萍称，到了一定年龄，未婚男生越来越少。具体来看，本地男性数量很少，外省男性中一部分自认为经济能力不足，会回老家结婚，相比之下，女生承担家庭压力更小，更容易留在大城市，这里也带给她们更好的工作机会、实现个人价值的平台，女生们变优秀了，但与之匹配男生数量却在减少。

杜平表示，女性选择单身，背后也存在一定结构性限制。择偶梯度”理论显示，男性择偶时倾向于“向下”选择，女性则倾向于“向上”选择，于是较高层次的女性和底层男性便不容易在婚姻市场中寻觅到合适配偶。

同时，快节奏的生活、都市人之间的疏离感、人员流动多变，也给她们的感情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个人生活漂泊不定，变量多，连自己也没有活明白的，不可能再去随随便便找一个人”，李萍称。总之，如果把婚姻当作一门功课，如今都市女性的客观环境，决定了这门功课的难度在不断增加。

更多女性认为婚姻不再是一个必选项。李萍称，“我在30岁以后，觉得结不结婚无所谓了，看开了”，她认为，身边很多女性不婚也是一个“主动的”选择，有的女性找到了匹配的男朋友仍然选择不婚，更多女性“未雨绸缪”，选择冷冻卵子，或者投入工作攒养老金。

不同的社会力量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了单身群体的兴起，包括经济、科技的发展、女性地位与自主意识的提升。城市有互联网送药、送外卖，共享经济降低了单身的生活成本。

杜平表示，婚姻制度和规范对于个体的约束力逐渐减弱，人们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空间越来越大，单身现象的不断发展必然重塑社会生活的诸多面向。

视野之外的男人

相比城市女性，农村大量单身男被排除在公共议题之外，他们的单身更多是一种被迫的选择。

田军对记者表示，全村130户人家，有60户人家的男孩结婚了，另外60户中，有30户的男孩到了适婚年龄仍然单身。130户中只有5户育有女孩，女孩全部结婚，嫁到了县城家庭。

杜小平指出，男性单身背后人口的结构性压迫是一个客观事实。一个关键数字是七普数据显示的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的3490万。有学者对“多余的”男性人口做了世代推算，其中80后138万余人、90后1012万余人，00后和10后近2500万人。

田军表示，小时候基本是和男孩一起玩，村子规模不大，有两家网吧，常有一些单身的男人去通宵打游戏。由于自身文化程度低、找不到相应工作机会，这些男孩长大后，成为社会发展中的边缘人群。

田军说，如今这30户的父母和男人都很焦急，他们不是不想结婚，本村和邻村的适婚女性非常少，同时，结婚的门槛很高：彩礼起步18万-20万元左右，要求男方县城有至少一套房产（该县通常房产全款价格30-40万），要求高点的附加一辆7-8万元的车。

“这只是当地婚嫁的普通水平，很多男孩家庭从孩子出生起开始攒钱，甚至贷款去谈婚论嫁，为了结婚，三代人去供养一代人也是常有的事”，田军表示。在田军的村子里，男人到了二十七八岁没结婚，未来能结婚的概率就很小，对父母来说也是一个讳莫如深的事，整个家族都在无奈中接受这个事实。

追随欧美 进展飞速

杜平表示，单身浪潮也曾在欧美国家风靡，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进展速度更快，可以说中国在十年间完成了欧美国家历经四、五十年所实现的转变。七普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是2.62人，比2010年六普的3.1人减少了0.48人。而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的数据，美国家庭户的平均人口数从3人下降至2.6人，发生在1950年至2000年之间。

从结婚、离婚登记数下降、初婚年龄上升的数据背后，可以窥见一个正在扩充的庞大的单身群体。

结婚登记数方面，今年2月14日，江苏省民政厅发布2021年江苏省婚姻登记大数据，江苏省近5年结婚登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2017年是67.55万对而2021年是46.69万对，2021年较2020年婚姻登记总数下降5.16%。

江苏省并不是孤例，记者梳理各省2020年（采用民政部公布的各省数据）与2021年（由于民政部未发布，故采用各省民政厅最新公布的相关数据）的结婚登记人数发现，在已发布2021年结婚登记人数的11省中，有10个省份的结婚登记人数较2020年有所下降，如北京市2020年是11.38万对，2021年下降至10.34万对，安徽省2020年是47.18万对，2021年下降至42.1万对。

离婚登记数方面，上述11省均有明显的降幅。广东省2020年离婚登记人数是22.23万，2021年离婚登记人数是14.5万，2021年较2020年同比下降约34.77%，在11省中同比下降最小；上海市2020年离婚登记6.02万，2021年2.91万，2021年较2020年同比下降约51.66%，在11省中降幅最大。

初婚年龄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1990年至2017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推迟4岁多，从21.4岁提高到25.7岁，并有继续走高趋势。

单身者的诉求

李萍表示，当前的主流社会制度仍然倾向普婚普育，广泛的“催婚”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焦虑与紧张，也是她们共同面对的难题。对此，杜平表示，社会需要更多觉察的是“单身歧视”问题，社会存在一种迷思，对单身赋予了一种不完整，与孤独、不幸的意味，需要更多觉察的是“单身歧视”问题，剩女污名便是其中一个鲜明例证。

杜平表示，目前的单身现象可以说是初见端倪，但并不意味着它改变了中国“普婚普育”的生活状态。如果进行国际对比，2016年，35-39年龄段的瑞典女性中已婚比例仅为50.8%，单身比例仍达39.6%，而我国相应年龄段女性已婚比例达到94.1%，单身比例仅为2.5%；瑞典男性进入婚姻的时间更晚，40-44年龄段的男性中仍有40.2%保持单身，我国同年龄段男性的单身比例仅为4.2%。

现实层面，李萍们也有两点担忧，第一，人到中年面临就业瓶颈、甚至失业风险，独身抗风险能力较弱，可能会危及生存；第二，养老问题。李萍表示，攒钱、预备养老金的压力要比已婚人大一些，攒够钱会尽早回老家或其他更宜居的城市。

与之类似，农村男性担忧的也是养老问题。田军说，随着当地村庄里没有养老机构，整个市县约40万人也只有两所养老机构。另一个担忧是希望有政策性的举措把彩礼价格压下来。

杜平认为，可以从权利和需求两个角度审视他们的诉求。当个人养老遇到挑战时，社会和国家是否有予以支持的责任，这是当前的社会福利政策需要回应的问题；单身女性的生育权是否应当得到尊重与保护，这也是法律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高额彩礼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该问题的解决，还涉及婚姻的意义、女性的价值、女性在婚姻家庭之中的地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