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钱玉娟 广州报道  初识杨俊，是看他制作的一系列短视频内容，话题多与丁克相关。记者试探性地问询，这个90小伙便直截了当地介绍，“我是丁克，铁丁”。

出生于浙江绍兴的杨俊，2012年传播学毕业后，先跑了三年多的社会民生类新闻，之后选择回到家乡，在县城小学做起了语文老师。

下了三尺讲台后，杨俊多会穿上西装，打好领结，化身婚礼司仪，去见证一对对新人步入婚姻的殿堂。“大概800对新人了。”这是他截至今年2月23日，过去7年时间里的主持记录。

谈及婚姻，杨俊也有憧憬，可回想初恋女友规划结婚和生子的瞬间，“我没有生孩子的念头”。

这既非来自生活中房子、车子等物质方面的压力，也并不是讨厌孩子，杨俊告诉记者，他很乐于为孩子们传道授业解惑，但是，“如果我自己有了孩子，小到感冒发烧，大到无法想象的病症，很多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杨俊还罗列了一个孩子的成长时间轴，读书应考，择业择偶，即使父母在这几十年间提供了如何好的条件，孩子也难免会有失落、孤单的时刻，“人之失意十有八九，快乐、幸福甚至痛苦往往是短暂的瞬间，生老病死才是一个主旋律”。

令记者惊讶的是，彼时，大学毕业才一年的杨俊，竟然会思考如此具有哲学意味的话题，“我找到了一种让孩子躲过痛苦的办法”,他选择不生育，过上一种丁克生活。

准丁克

杨俊至今“丁龄”已有9年。虽然在向父母表露丁克想法之初，“没有剑拔弩张”，他心里清楚，父母所谓的“开明”，不过是在等待儿子主动地产生思想转变。

然而，杨俊基于内心的笃定选择，2019年即将跨入而立之年前，在一番资料查考、咨询医生后，瞒着父母去做了结扎手术，“先斩后奏”，杨俊说。

比杨俊还小7岁的武汉姑娘白蕾，是家里的独生女。自从专科上学期间，她就有意无意地与父母提起丁克概念，但总被认为“还没长大”，父母也劝她说，“别等你意识到儿女的重要性时，不能生了”。白蕾觉得自己不被理解，便常在一些丁克相关的微博超话中参与讨论，表达着自我的真实想法。

看到有网友分享丁克的意愿坚定，甚至摘除子宫的经历。“我不会为丁克赌上一辈子，毕竟未来有太多可能。”白蕾自知与“铁丁”间距离还很远，如果选择的坚定程度有1-10分，她只给自己打到了5分，“我算不及格的”。

在会计的主职工作之外，白蕾还是一个90后、00后丁克群的群主。群规模不大，记者受邀加入其中后，看到包括她在内，共23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丁克党。他们中有的在北京、杭州等一线城市工作，也有一直生活在南宁、贵阳这样的二三线城市中。

“就想给大家提供一个可以倾诉的树洞。”白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到自己也在试图寻找一个观念契合的人，“太难了”。

记者在丁克超话中看到，不少丁克党的出发点来自惧怕生育的痛苦，“这是一种很浅显的外因，他们中其实有很多是想要孩子的。”杨俊觉得，丁克观念最本质的一点是，终身不会生育。

如此的意念笃定，让杨俊在恋爱等情感确立上遭遇坎坷。继初恋女友之后，他也谈过三段感情，可每当他与心仪对象确立关系前，表明自己的丁克意愿，对方回以杨俊的多是“你还不成熟”、“你还没玩够”，抑或是直接指责他“不愿意负责任”。

恋情屡屡因丁克而终结，并没让杨俊泄气，他更确定的是，要寻找一个有同样丁克生活愿望的女孩。不过，他也接触过“说自己是丁克”的女孩，可相处久了，“她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孩子是两性间维系情感的粘合剂”，这让杨俊不能接受，他不希望自己做“悔丁”。

一些情侣基于丁克选择组建了家庭，但等到一方高龄面临生育难，或因两方陷于养老问题时，便会对多年的丁克生活感到后悔了。

最早起源于美国的“DINK”概念，原意本是“双收入，无子女”（Double Income，No Kids），后被音译为丁克，于20世纪80年代悄然出现在中国后，丁克慢慢演变为具有生育能力却主动选择不育的人。

“在丁克圈儿，丁克分为这几类：白丁、悔丁、随丁、铁丁。”杨俊属于最后者，也有不少人因为另一半是丁克党而“随丁”。“‘随丁’仿佛一颗不定时炸弹。”他觉得正是这样，导致了“悔丁”甚至“白丁”现象增多。

“生or不生”

身为丁克一族，杨俊不希望这一群体被污名化，“不少人评价丁克党不过是年轻时动动嘴皮子，等玩够了就‘转向’”。参照丁克家庭的标准定义，杨俊觉得，“悔丁、白丁的情况，只能算晚育”。

现年40岁的刘晓云，曾经一度以为过上了理想的“铁丁”生活，用她自己的话说，“日子不发愁”。

不用像身边朋友和同事那样，为了孩子的吃穿用度而省吃俭用，日常她与丈夫除了还房贷，生活支出多花在了二人的消费升级、旅游休闲等需求上。

直到两年前，丈夫“悔丁”，让刘晓云不得不成了“白丁”中的一员。

刘晓云出生在了一个北方小城，同记者讲述起自己出生的时间点，“正好是国家把计划生育定为国策的那年，1982年”。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是，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更为包容、现代化。

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刘晓云深知父母在其成长过程中倾注了太多心血，“他们省吃俭用，只为了让我能生活得更好，上最好的学校”。

知恩、感恩的同时，刘晓云心里满是压力，“不想过类似父母那样的生活”。她是在读高中后才真正知晓了丁克概念，她早早就期许未来的另一半也是想法契合的人，一起组建丁克家庭。

12年前，刘晓云与丈夫确立恋爱关系前有“约法三章”，排在首位的要求便是“接受我不生孩子”。年长一岁的丈夫，虽不是丁克党，恰逢当时没有渴望要下一代的想法，便以“随丁”的身份，与妻子达成一致，步入了婚姻生活。

褪去前几年的浪漫，生活逐渐归于平淡后，2019年初，在他们组建丁克家庭10周年之际，丈夫开始向刘晓云有意无意表达着对生养后代的渴望。刹那间，“生or不生”的选择题，摆在了刘晓云面前。

“这对于执着于丁克生活的人来说，就像一场人生大考。”要与自由，且不被下一代束缚的生活告别，让刘晓云足足考虑了一个多月。最终，“出于（对丈夫的）爱。”她选择换位思考，为了另一半“被迫回归传统现实”，成了“白丁”。

“不婚不育，它是没有门槛的。”在杨俊这样的“铁丁”眼里，结婚生育反倒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要经营好家庭，要养育好孩子，这件事情是有难度的”。

确实，刘晓云在选择做妈妈后，经历了太多故事。至今，她回想怀孕、生产的过程，“还会冒冷汗”。

2019年近38岁高龄的刘晓云，历时大半年，求医问诊多次，才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成功怀孕。合计备孕过程的花销，“钱都值半辆小汽车了。”不止这样，自此，他们夫妻二人每月的消费支出中，“大头都投资在了闺女身上”。

时间飞快，孩子马上就两岁了，回想从“铁丁”到“白丁”的转变，刘晓云依然失落，但看到如今变身“女儿奴”的丈夫，孩童绕膝时，脸上洋溢着的快乐，她也理解了“悔丁”族背后，“可能想的就是老有所乐”。

生育不等于养老

回看刘晓云丈夫成为“悔丁”的大背景，我国已经对“一家二孩”予以政策加持，短短间隔两三年，国家又在2021年对三孩生育政策进行了全面放开，上述举措都旨在进一步提升中国家庭户的规模结构。

但在2021年年中的第七次人口普查中，数据显示，对应于家庭户规模结构的变化，1人户和2人户的占比将维持上升的态势，这说明，“离异家庭、丁克家庭、晚育家庭、独居老人、独居青年”的数量在增多。而在补充数据中可知，截止到2021年10月，中国已有超过60万的丁克家庭。

人口普查结果发出后，丁克超话群里增添了一个新的话题讨论，中国的第一批丁克族，正进入养老阶段，他们是否面临老无所依？

对此，杨俊不禁追问，难道生育就等于解决了养老问题，老有所依了吗?

以自己的原生家庭为例，杨俊虽用了普通两字来形容，但“父母关系融洽，没有那种畸形、病态的家庭组成，总体来说我们是挺幸福的，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杨俊成长中看到了祖父母一辈在年老时被病痛折磨的状态，“进ICU，浑身插满管子”，他最大的感受是，祖辈痛苦，父辈也跟着难受。

待到杨俊思想成熟后，他选择避免这样的经历，丁克后即便会被质疑“老无所依”，但他从不觉得养老是一个问题。

“有孩子照顾，仍然不可避免的遭受病痛的折磨和死神的眷顾，区别只是时间问题。”甚至，在从事社会民生新闻的那几年里，杨俊看到太多“生而不养或难养”的事例，他觉得生育并不等于养老，而一些夫妻讨论生育话题时总会牵涉未来养老，“这是不尊重生命”。

刘晓云的父母，在其成年后就曾与之讨论，“他们说老了就进养老院”。她自知不会忽视赡养老人的义务，但之于本心想法，“我也不会把未来养老的担子，压在闺女身上”。

即便是跳出丁克的角色，杨俊以第三者视角来评判，他依然认为，“没有孩子，养老更好。”不容忽视的是，中国老年人数量不断攀升，也带动了养老产业的需求增长以及模式发展。

可以为老人提供全方位照顾的养老机构，包括福利院、养老院、托老所、老年公寓、临终关怀医院等，这些机构愈发正规且管理严格化。

在讨论中，有人抛出了养老院拒收丁克党的帖子，为此，记者电话采访了广州市某养老院，该院就有两个丁克家庭老人的例子，其回应称，作为正规的养老机构，只会对患有比较严重的精神类疾病和传染病的老人拒收。

不单对养老问题提早做了规划，杨俊还专门考察了我国对器官捐献的相关要求，“这是丁克最好的出路”，已经签署了人体器官捐献的他，希望可以帮助到一些有器官需要的病人，希望为中国的医学研究献上一分力。

种过花草植物，也养过金鱼的杨俊，在它们消亡时深感无奈，面对记者，他坦言内心有害怕，“一个新生命，会有太多不确定性的东西，令人无法左右，不能操控”。既然可以选择，“铁丁”的他希望生命少些痛苦，即便自己将来会孤独地面临生死，那一刻，他也做好了准备，“我的生命还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活下去”。

（文中受访对象均做化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