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高若瀛 现实主义的逻辑，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那一刻，又证明了自己的正确性。

当很多国际问题的观察者都在研判俄罗斯不会贸然动武时，俄罗斯总统普京于莫斯科时间2月24日凌晨6时下令俄军进入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开展军事行动。

在黄海涛看来，这场特殊军事行动，已成为当今国际秩序发生重大变革的关键节点，“这意味着既往一系列，尤其是在战后延续数十年，各国间带有共识性质的行为规范，在这件事情上面被证明其重要性不敌国家的战略和安全考虑。”黄海涛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长期关注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外政策。

旧有共识、秩序和规则的“崩坏”，影响将是系统性的。各国间基本共识的存在，至少能够让所有人拥有基本预期，尽管这种共识和规则很脆弱，也在冷战结束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发挥着作用。但现实是，无论是西方自由主义“人权高于主权”的思想，还是在另一端崛起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双方都在不同程度地解构着处在中间地带的“主权”含义。

身处其中的中国，也面临着危与机。黄海涛认为，当前中美间的力量对比，未来还将以竞争关系为主，但俄乌冲突发生后，中美关系有没有撞出新空间的可能？险要之处还在于，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正陷入被动选择的局面，当全世界很多国家包括联合国，对于普京的做法表示了不满或谴责，中国的表态会被世界各国审视，被看作判断中国对待国际秩序的检验。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才是满足各国根本利益的最优选择。

｜对话｜

经济观察报：2月24日之前可能世界很多国家都认为俄罗斯不会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但为何突然有这样的转变？

黄海涛：理性看，俄罗斯更加明智或最有利的选择，应该是保持一种极限施压的威慑状态，持续施压但不要有动作，因为一旦有了动作，问题的基本性质就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也是很多国际问题的观察者和研究者都关注到的一点。只不过从得失收益的理性角度看，大多数人觉得俄罗斯不应该打。但现实看，俄罗斯确实采取了行动。

复盘去看，一个问题是当事态发展到这个状况后，对普京来说回旋的余地并不大。不管是与北约和美国间的互动交流、俄罗斯国内政权的稳定还是普京个人政治威信的继续维持，普京都没有太多选择。

从与北约和美国的互动看，前者一直拒绝给予安全保证。外交强人普京做出了明确要价，但最后没办法达成。尽管有消息表明，拜登和普京本来是要会面的。但普京知道会面也无法解决要价问题，如乌克兰永远不能加入北约等。会面只是做做样子，相当于给拜登的外交政策加分，营造出最后虽没有成功但拜登努力过的印象。

另外一个重要考虑是基于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经济情况。俄罗斯当前的经济非常不好，采取军事行动之后，卢布大幅贬值，油价也有波动。相当于普京采取行动之前，已经面对非常确定的经济下行问题。而普京刚刚当政时，主要的威信来源先是整肃了贪腐；其次就是经济有较高的速度的发展。2010年前，受益于世界石油市场的高价，俄罗斯的整体经济状况还不错。最近这几年，国际油价持续低迷、叠加新冠肺炎疫情，俄罗斯的日子非常难过。这进一步导致其对外投资的大幅度撤出，精英阶层的大规模移民等等。这些都意味着俄罗斯经济的基本面，在未来可见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办法发生根本性扭转。经济下行已是确定的趋势，同时为了维持政治上的稳定，普京就会选择通过相对较强硬的外交政策路线，彰显他复兴俄罗斯不断作出的努力。

当普京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国内政治条件，主要的对外战略诉求又没办法得到满足时，他可能就会采取相对比较强硬的措施：一方面要让大家重视；另一方面在危机之中选择不破不立，或许会有正面的收益。某种程度上这是普京的一次赌博。

经济观察报：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特殊军事行动是否意味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究竟意味着什么？

黄海涛：我认这是国际秩序发生重大变革的关键节点。这意味着既往一系列，尤其是在战后延续数十年，各国间带有共识性质的行为规范，在这件事情上面被证明其重要性不敌国家的战略和安全考虑。现实主义的逻辑在这一刻又证明了自己的正确性。

二战结束后，国际秩序实际上是几个大国间达成的默契。尤其在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的体制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石的现代国际法，都是建立在国家主权原则之上的。到现在，我们仍然认为国家主权原则哪怕脆弱，也为所有国家的基本生存权利提供了保护意义。

规范本身是起作用的，但规范又很脆弱，需要一次又一次，尤其是通过大国的遵守来维护的。但如果这个原则被系统性突破，当然冲击既来自西方，如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以人权突破主权”的限制，也包括今天看到强权政治的重现；当一个大国对于国际关系基本规范的违反，带来的后果不是单一事件的，有可能形成系统性影响。比如，当年我们谴责美国打着人道主义旗号，对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干涉乃至打击时，美国起码还有一套说辞；但反观今天的俄罗斯问题，我们就相对要保持冷静和克制。

从国际关系研究角度看，我们首先希望拥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对中国来说特别重要。如果国际环境持续处于动荡之中，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提升肯定是不利的。除了国家自身强实力的保护之外，国家间基本共识的存在，能够让所有人拥有基本预期，出现情况知道该如何应对。

我们看到王毅外长的讲话，谈到要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包括乌克兰。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一直以来都把主权原则作为重要原则。但现实是，一方面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最大的时候，强调人权高于主权，为保护人权要让国家退居其次；但现在又转到彰显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另外一端，以国家或历史传统这样的话语，同样也是在解构主权的含义。

经济观察报：您刚才提到这不是单一事件，会引发系统性变化，短期看有哪些变化？

黄海涛：我们需要分析这场特殊的军事行动到底什么时候能停止，比如俄罗斯预期的目标是什么。现在看来，普京是要扶持一个相对友善的政权。但乌克兰是拥有4400万人口的国家，不是小国。乌克兰的反抗斗争会进行到什么程度？

坦白说，乌克兰所谓精英阶层的表现很差劲，很多都跑了，但民间怎么样？这会不会激发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形成持续抵抗；还是说统而不治，就像过去我们看到的乌克兰政局的变动。如果是这种不稳定的状况，俄罗斯怎么去处理，这是短期我们需要持续观察的。

但我想强调另外一点，美国确实有些力不从心。这里的“不行”是指从冷战结束后美国号令天下的角色地位去判断的。过去，美国一直认为可以担任国际警察的角色，现在看来不见得是美国军事上的硬实力消退多少，而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导致这样做的意愿已经不足。

意愿不足就会导致很多过去我们认为是习以为常的事情，逐渐出现裂痕。比如刚才讲到的国际秩序和规范，包括国际法很多基础性质的东西都会因此而发生改变。

这些东西本身就在变动，我们要判断的是，出现这种情况后会引起哪些连锁反应。比如类似情况下的类似事件，会不会出现投机主义问题。此外，大国间的竞争与冲突会如何演变。

从我的学科背景讲，这必然会导致各国间的信任程度会降到很低，重新回到自助体系中，后者成为一种主导性逻辑。比如军备竞赛，各国都将加强自身的军事实力，建立更严格的同盟体系。像乌克兰就不在北约阵营中；但有很多国家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就可能会有建立阵营的想法。或者阵营之中的管理者，像美国，可能会在意图上倾向更加严格的管理，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但这种想法就会逐渐存在。

经济观察报：俄乌冲突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哪些变数和影响？

黄海涛：这件事情对中美关系的启示，只能说存在一种可能性，能否真的找到一种更加合理的竞争和共存之道。但这种可能性受到极大限制，就是美国目前国内政治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美国有很强的地方，但也有很多结构性问题无法克服。

最近很多美国专家说，美国政府如果做得最错的就是把中国和俄罗斯绑在一起。日前，有分析认为，对美国来说，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威胁，但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威胁。俄罗斯是军事和战略上的威胁，但中国主要是经济和科技上的威胁。因此，对付两种不同威胁的措施是不一样的。在扎卡利亚看来，对付俄罗斯这样的威胁，就要以强硬对强硬，采取传统的遏制政策。但面对中国的经济和科技，美国或许就要苦练内功，把经济搞得更好，提升研发和原创能力。

作为现实主义者的扎卡利亚认为美国搞错了，非要和日本、印度结成军事同盟关系去遏制中国。但在军事方面，他并不认为中国会对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构成威胁。

所以，摆在中国面前的是危与机并存。

当前中美间的力量对比，未来还将以竞争关系为主，美国仍然视中国为最大挑战者，这是给定的条件，短时间内不会有变化。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政治意识形态性太强，缺少重新探讨对华政策调整的空间。但俄罗斯这样操作之后，有没有可能撞出新空间的可能？二是普京的做法让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陷入被动选择的局面。当全世界很多国家包括联合国，对于普京的做法表示了不满或谴责，中国的表态会被世界各国审视，被看作判断中国对待国际秩序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