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文  当写下这个题目时候，心中惴惴不安，毕竟对人口学不算内行，越界讨论可能弄巧成拙，但围绕中国日益严峻的超低生育率，及响应政策的迟缓乏力，很难不一吐为快。

第一，无数民族和国家曾如流星一样在人类的长河中划过，如今已杳然不见。因此，人口和生育至少应该视为国家和民族的根基，至少应该视为人的基本权利，放在一种无可争辩的重要基本国策之列。很不幸的，或多或少，人们似乎有异种奇观的倾向，似乎人口只是支撑GDP增长的某种要素之一，类似于汽油之于发动机，人口多了妨碍GDP增长就急切减人，人口少了威胁GDP增长就想再加人。把人口视为GDP熔炉的原材料，本身是对人性认知的异化，甚至不少经济学人提及人口问题时，也有这种奇怪倾向。脱离了国家和民族存续就谈不上经济增长或发展的任何意义了。

第二，人口是个慢变量，对总量和结构的预测不是太困难。如果我们观察相关部门，其多年来多次对人口峰值做出了令人惊讶的偏差估计；如此，其是否延误了中央二孩/三孩政策的酝酿和出台时机？

第三，有学者提议中国应考虑设立生育基金，在当下女性生育意愿低下，人口几无净增时，不失为一种可集思广益之举。在加拿大等国，一个育有三个子女的母亲，能够获得每月五六千加币的各种补贴，差不多相当于中等薪酬收入。在中国，少子化和高龄化并存，中国有尊老爱幼的传统（尽管在笔者看来，也许悯老爱幼更恰当），但养老体系和高龄老人得到的政策关照，似乎比孩子要多。一国财力的约束总是迫使政策必须兼顾多重目标，那么在老和少之间能否恰当兼爱？制订一些有针对性的可行的生育激励政策，也许可考虑现金、实物和住房激励等。祖国的花朵，不应仅仅是父母亲人的压力。

第四，一个必然有争议的话题是婚姻和生育的分离，以及国家如何对待非婚生子女。北欧的不结婚率已超出了结婚率，因此婚姻也许不是人们一生的必选项。不能排除未来一些人选择了婚姻的同时却放弃了生育，而另一些人则放弃了婚姻却选择了生育。对此，社会也许应该有更大的宽容度，把结婚与否、生育与否的决定权尽可能地悉数归还给个体和家庭。在政策举措和社会习俗上，同等地对待婚生和非婚生孩子。孩子问世，他与生俱来并无任何过错，值得也应予善待。

第五，另外，从保护女性的角度看，现代生育技术的运用也很重要。马克思曾戏言，中国是一个早熟文明。许多农耕习俗仍然影响着社会，并给产妇带来诸多不必要的额外痛苦。除了令人生畏的产检之外，生育中也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英女王使用乙醚麻醉分娩已过去数百年，西方也早已普及无痛分娩，但这在中国仍然鲜见。医学人士也对尽量自然分娩，避免使用剖腹产的奇怪考核，说不出所以然，对父母乳喂养的不可或缺性说不出所以然。也许及时推广无痛分娩是必要的，而剖腹产或母乳喂养与否，则应完全是个体和家庭的自由选择。值得指出的是，西方通常对孩子提供免费或受价格管制的配方奶粉、纸尿裤，也会提供牛奶金。而在中国配方奶粉和纸尿裤却贵得吓人。除了多采取尽量减少生育痛苦和保护产妇之外，甚至代孕等生殖介入等手段，也不是不可以破冰讨论的公众政策话题。

第六，开明的移民政策也不是不可以考虑，中国已设有专门机构。试想多少国人对类似留美预科大学扼腕叹息，这些名校的留学生学成归国的不足1/4，发达国家不必付出培养成长的代价，直接吸引人才。中国历来是民族迁徙融合的大熔炉，古往今来多少民族构成了华夏。同样地，一个开放自信的国度，也宜制订有竞争力的永久居民和入籍国民的相关政策和流程。同时，为补充国内劳动力的不足，也宜及时出台外籍劳工的用工及相关政策。

所谓复兴，绕不过文明、科技、疆域和人口这些一目了然的因素吧。

（作者系民生加银基金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