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

他来到了历史的拐点上

对于一代王朝来说，中国大航海，没有比郑和下西洋更为重要。首先，是那天朝上国的派头，通过大航海，统统都表现出来了。

汉唐盛世，那两个王朝的马上功夫，后世已然不见了，明军北伐，收拾蒙元残局，只要过了长城-阴山那一线，也就收拾不动了，说到底，还是马力不行。马力不行，那就修长城，用长城来表明天朝上国的身份，秦汉以后还没有哪一个王朝像明朝那样修长城，以至于我们今天所见的长城都是明朝修建出来的。

但是，修长城的国力是有限的，马力达不到的地方，长城又岂能修到？陆路受阻于刀兵，那就改走海路，马力难及西域，而航运能至，故有郑和七下西洋矣。

蒙元大一统的旧观，大明无能恢复全部，因其马力所限，难以接踵蒙元旧蹄，故陆路大半放弃。而于海路进取，耀兵西域，较之陆路远征，成本大大降低。

蒙元尚武，多在陆路，靠马力征服，其于海路，则循南宋时的惯例，以民间通商为主。而大明则反之，对于民间海商，实施海禁，且兵临西洋，宣示威权。故明下西洋，非海通之谓也，此乃肃清海域，为海禁之实施也。

若谓汪大渊为海通之民间代表，那么郑和则是海禁之国家代表。

而所谓“海禁”者，其欲以秦制治海，以中央集权直辖海域，坐实海疆也，如此帝王抱负，实乃空前之举，一个海洋帝国的宏图，在开国之初，如同日出。

然此宏图，又与大明秦制格格不入，何也？秦制宜于“书同文，车同轨”的成熟国度，不宜于开疆拓土，故大明之于南洋、西洋，尽管有着伟大的战略抱负，但在制度安排方面却明显水土不服，大张旗鼓下西洋，结果如何呢？白白跑了七趟。开了七朵天朝上国的浪花，却没能结出一个真正的海权之果。

究其根源，就在于秦制所限。当时若能并用周秦之制，沿海用秦制——郡县制，海外用周制——分封制，以此一国两制治南海，恐怕南海也要变成中国海。

明初，太祖有“片板不许入海”令，但成祖还是让郑和下西洋。此举之缘起，或曰寻建文帝，或曰朝贡贸易，或曰从战略上制衡西域，言非无据，然所见小矣。郑和下西洋之壮举，本不亚于汉唐之通西域，那时，东西方同步发展，各有其航海时代，欧人航海，发现新大陆，中国人航海，使南洋成了“中国海”。没有海权梦想的民族，岂能拥有航海时代？朱棣以帝王而有海权梦想，为“中国海”开张。

朱棣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能证明这一点的，不是他内战内行，在王朝争夺战中成了帝王，也不是他万骑竞发，雄视大漠，横扫蒙古高原，这方面，他还比不上汉唐盛世的帝王。他史无前例，超越汉唐帝王，就因为他有海权梦想。没有海权梦想，哪来郑和下西洋？摆天朝的谱，何必下西洋。汉唐以来，朝贡贸易无数，又何曾“下西洋”？

宋朝向海洋发展，但宋重商，虽重视海外贸易，却不知还有海权。可朱棣要海权，命郑和率两万七千余人的庞大舰队，下西洋，亦贸亦战。冯承钧撰《中国南洋交通史》说，明以前，称南海、西南海者，明时，都已改称为东洋和西洋了。冯著引《明史·婆罗传》云：“婆罗又名文莱，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因此，婆罗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然而，冯注《瀛涯胜览》，又以苏门答腊和爪哇为分界，指出“当时所谓之西洋，盖指印度洋也”，“以爪哇以西之海洋为西洋”，而苏门答腊“乃西洋之总路”。

由此可见，郑和下西洋时，东洋已属中国内海，西洋才是新世界。

那时，“下西洋”的起点，不在中国东南沿海，而在苏门答腊岛。苏门答腊和爪哇以东，包括台湾和琉球，都属于东洋，都在中国海范围内，在此范围内，郑和可以立国王，出了这个范围，才是“下西洋”——进入了印度洋。

郑和七下西洋，打了两仗，都打在苏门答腊岛上，因为，下西洋的关键，就是控制这个岛，并以此为据点，进取西洋。但他本人还有朝廷，都没想过要在此地殖民，像汉唐那样，设个西洋都护府，更没想过用周制封邦建国，为开拓海疆者封侯封王。

或曰郑和下西洋，乃做赔本生意。此言差矣，赔本的生意，最多做一次，哪能一连做七次？郑和沿途赏赐，表面上维持朝贡贸易，实则以贸养战，以贡助战。

一支两万七千多人的海军，长年累月，游弋海上，需要多少给养？食物和淡水不可能全带来，沿途采办，除了靠支付手段，如瓷器、茶叶等，还要靠制海权。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真正的航海远征军，开辟了中国海权时代。遗憾的是，郑和率领的中国舰队，到过红海，却没有进入地中海，沿非洲大陆东岸南下，临近好望角，却未绕过好望角奔向大西洋，其所经之域，皆以宋元海图，他毕竟不是哥伦布。

哥伦布是航海家，郑和不是。哥伦布是新航路的开辟者，郑和则是沿着成熟的航路航行的国家使者。哥伦布可以自由航行，自己做主，郑和不行，他的整个航行，必须根据既定的海图，不能偏离亚非大陆，这不但是由于他本人的航海经验不足，更是基于制度，制度规定了他的航行路线和去处，其自由度，比汪大渊已不如，更别说哥伦布。

在秦制的安排下，他怎能成为航海家？同样到了好望角，他只能掉头回去，可葡萄牙人达伽马一拐弯就过来了，从大西洋进入印度洋，终于找到了通往中国的路，用那双征服了“杀人浪”的手，伸向取之不尽的东方财富，从此，风暴角变成了好望角。

此为东西方运会转折点，大明航海时代及其海权思想，从此衰落。

历史的转折需要地圆说

尽管如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11册之所言，那时“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它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人和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以说不是他的对手”，但我们还是要说，郑和落伍了。

落伍没有表现在大航海的国力上，据李约瑟言，永乐朝，有船3800艘，其中卫、所战船1350艘，南京有主力船队400艘，海有运粮的槽船400艘，此外，另有远洋宝船250艘，每艘船上人数，按照不同时期，从450人增至690余人不等，在最大的船上，则有1000余人，另外，尚有300艘商船作为辅助，以及其他作为传令船和警船的小船无数……这样的一个航运体量，对于葡萄牙那样的一个小国来说，无疑是巨无霸级别的。

对此，李约瑟没以轻重分，没做大小论，他认为，那是个“中国人的世纪”，也是“葡萄牙人的世纪”，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一个代表过去，一个代表未来。中国代表过去，代表了东西方千年海通，葡萄牙代表未来，绕过好望角，一定要前往中国。

当郑和率领舰队巡弋非洲大陆东海岸时，葡萄牙亨利王子的船队正在非洲大陆西海岸航行，那位亨利王子的船队跟郑和的舰队相比，真是微不足道，但他却比郑和多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海洋学校。那学校，是由他捐资办的，为大航海时代的到来，预备了一个最早的教育体系，以之来启发和培育葡萄牙人的航海之魂，据说，他有一件威尼斯总督的赠礼，那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籍，也就是马可·波罗讲述的故事——《马可·波罗游记》。

而郑和就没有这样一个目标，也不知该往何处去，从太平洋到印度洋，那里原来就有个天朝上国的老底子，他要做的就是修补千年老例，重新维系老底子。

历史没有提出新目标，他也就没有新的追求，他在印度洋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些历史遗留问题，诸如天朝上国的尊严与威严，还有海缘与地缘互动的国际政治，这些都是他要留意的，他的脑袋里无论如何不会冒出这样的问题：大地是圆的还是方的？

然而，正是这个问题，深刻地改变了历史。同样来到好望角，有过这问题，同没有过这问题，选择是不一样的，一个问题的差距，决定了后来数百年的历史。

陈延杭《中国与葡萄牙的航海和造船技术交流》一文指出，郑和的宇宙观念，还是那个“天圆地方”的老样子，所以，来到好望角，就以为是“际天极地”。文中，他还特别引用了明人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其中，讲述了郑和舰队到达天方国时，那里的国王对他讲，我的国家就是西海尽头，前方再无国土。这样的话，我们听了是不是有点耳熟？想当年，安息人对东汉使者甘英不也是这么讲的？现在阿拉伯人又对郑和这么讲了，郑和当然不会相信，令其舰队继续往南，向西而行，但“只见天连水，水连天”，“阴云惨惨，野雾漫漫”，“朝不见日，暮不见月，不见星宿，不辨方隅，一丈之外，就不见人”，接下来，前哨船就撞在了陡崖上，在大地的尽头，“大小宝船一齐收住”，再往前去，就会从大地的边缘掉下去，那下面，当然就是“阴曹地府”。

这虽然是通俗演义，显得很离奇，但郑和的脑子里，肯定也少不了这些东西。类似的东西，欧洲人也有，甚至更为离奇，所谓“黑暗的绿海”、“魔鬼之国”等，就在那里等着人去，基督徒一旦进入，出来时就会变成黑人，总之不是个人的去处。可欧洲的情形，那时正在发生变化，变化是文艺复兴运动带来的。通过文艺复兴运动，欧洲人重新认识了古希腊，古希腊人的地圆说，解决了近代欧洲人大航海的根本问题——全球化。

我们知道，世界上最早证明大地是圆形并提出地球概念的人，是公元前的古希腊人，先是由毕达哥拉斯提出，接着，又由亚里士多德作了三点证明：一是北极星证明，他指出，越往北走，北极星越高，越往南走，北极星越低，这是在球面上观察才能看到的现象；二是航船证明，何以远航的船只，先露出桅杆顶，慢慢露出船身，最后才看得到整艘船，这显然是在球面上航行；三是月食证明，月食时地球投到月球上的形状为圆形。

在地圆说的基础上，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人，在哲学上，形成了地心说，用天圆和地圆的同心圆范式，构造了一个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后来，这个同心圆，又被基督教利用，结合神创论，被改造成为支撑基督教的宗教信仰的神学宇宙观。

与古希腊人大约同一时期的中国人，也就是那些先秦诸子们，他们通过对天地的观察，也曾有过类似古希腊人的地圆说的思想，其中，如慎到就认为，天体为球形，沿着倾斜的极轴而转动，曰“天形如弹丸，半覆地上，半隐地下，其势斜倚”；还有惠施，也提到“天与地卑，山与泽平”这样的观察方式，同亚里士多德相似，但着眼点有所不同，惠施着眼于天地山川，亚氏着眼于星辰大海，得出的结论却是一样的。惠施说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就把天和地当作同心圆了，既然“天地一体”，那么天圆，地也就圆了，而这样一个天地同心圆，又被后汉张衡“浑天说”，概括成为鸡蛋模型，其地圆也就是蛋黄。

但这种地圆说，在中国，不像在欧洲，没有成为主流，成了主流的是“盖天说”，也就是“天圆地方”，对于“天圆地方”，曾子有过疑义，在《大戴礼记》中，有“曾子天圆”一篇，学生问他“天圆而地方者，诚有之乎”？他先是这样回答，“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谓之圆，下首谓之方，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揜也”。

连四个角都盖不住，看上去，有着明显的缺憾，可为什么还要说“天圆地方”呢？那是因为他听孔子讲过“天道曰圆，地道曰方”，由此方圆，而有幽明，明吐幽含，而分内外，吐气者施，含气者化，阳施而阴化，故神灵出，“神灵者，品物之本也，而礼乐仁义之祖也，而善否治乱所由兴作也”，从宇宙论到政治论，一个体系就完成了。

曾子对孔子之教的捍卫，很有点罗马教会对于地心说的样子，明明感觉到了哪里不对，比如天圆地方，看上去似乎有缺点，但他也不会因此而改变，不会从“天尊地卑”改到平等主义的“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上去，不会使“天圆地方”的等级安排，被自然主义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所替代，更不会让天地绕着倾斜的极轴旋转。

曾子的态度表明，制度恒久远，而观察是暂时的，制度安排，不会因观察而改变，反倒是观察方式，要顺应制度安排因时而变，以符合所谓“政治正确”，这就如同董仲舒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需要改变的是你的观点，这方面曾子是个榜样。

就这样，从孔子到郑和，脑子里只有个“盖天说”，把思想给盖住了，郑和没能打开思想上的盖子，让思想在“天圆地方”的观念的笼子里，像包子一样被严密的包裹着，所以，当大航海时代即将到来时，他作为一名先驱者，反而裹足不前了。

而地圆说，则刚好适应了大航海的需要，思想引导行动，观念决定行程，当郑和在“天圆地方”的思维定式里趋于极限时，西方的后来者们，却怀抱着“地圆说”的信念出海了，哥伦布坚信横渡大西洋从相反的方向同样能到达中国，就因为他认定大地是圆的，而麦哲伦就更是用大航海的实际行动来证明大地是圆的，世界就是个地球。

他们虽说是郑和的后生，但他们都不知道郑和的存在，尽管郑和在东方影响很大，对他们却没有任何影响。那时，东方的归东方，西方的归西方，印度洋和大西洋，被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隔离了，当他们从地中海进入大西洋时，他们的先驱，当然就不是郑和，而是与郑和巡航印度洋同一时期探索大西洋未知海域的葡萄牙的亨利王子。

假如他们，还像他们的前辈古罗马人那样，海陆兼行，从地中海经由红海或波斯湾来到印度洋，再前往中国，他们就会或多或少感受到郑和的存在，而他们本身，就会被湮没无闻，成为历史上无名之辈，而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要求他们成为巨人。

他们能成为巨人，是因为立足于一位文艺复兴时代王子开明的肩膀，这位王子，不但是预言大航海时代到来的先知，还是部署了大航海时代到来的先驱。

他就是那位亨利王子——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第三子，生而星占曰：其安身立命者，征伐与发现也。故其幼习兵艺，博览文艺，讲究工艺，且深谙政术，而终极于信仰。他终身未娶，犹如僧侣，毕其一生，探索未知地域，并把基督教带到那里。

罗马教廷信任他，任命他为托马尔基督会院圣殿骑士团大统领，管理骑士团财产，允其将骑士团收入用于航海和探险，惟一限制，是不许动用不动产。

亨利王子的贡献，并非作为船长，亲历波涛，身入险境，一如其身后那些光芒四射的航海家，但他却是大航海时代的规划者和设计师，他远离宫廷政治，独自跑到欧洲最西南端的天涯海角——萨格里什去，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航海学校就设立在此。

一个人迹罕至的荒村，因其特殊地理位置，成为了大航海地标，他在这里，目送船队出海，欢呼航海归来，直至去世。1836年，此地出土一石碑，上面写着“伟大的亨利王子在此建立了一座宫殿、著名的宇宙学学校、一座天文台和海军兵工厂”。

在他的资助下，葡萄牙人结合中国航海技术和阿拉伯造船技术，对原来在地中海航行的欧洲船只做了改进，造出宜于大西洋探险的船舶——卡拉维尔帆船。这是一款新型帆船，较之当时另一款“卡瑞克帆船”，其吨位、体量、火力，当以微缩版视之，论商战合一，卡瑞克帆船是绝对主力，或可与巡航印度洋的郑和舰队一较高低，只可惜二者未能相遇，若相遇，中国近代史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