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绛/文 2021年国资国企紧密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突出高质量发展，服务“六稳”“六保”，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努力完成改革发展任务，规模效益和运行质量进一步提高。

2021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总收入75.6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两年平均增长9.9%，实现利润总额4.5万亿元，同比增长30.1%，两年平均增长12.1%，应交税费53559.9亿元，同比增长16.6%。

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36.3万亿元，同比增长19.5%，两年平均增长8.2%，实现利润总额2.4万亿元，同比增长30.3%，两年平均增速为14.5%，营业收入利润率6.8%，同比提升0.6个百分点，全员劳动生产率人均达到69.4万元，同比增长17.5%，累计上交税费2.2万亿元。

2021年共有95家国企上榜《财富》世界500强，其中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有49家，地方国资委监管的国有企业33家。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新成效，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2022年国有企业面临的经济环境

2021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高度肯定了当前我国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就，同时指出了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2022年企业面临较为复杂的宏观经济环境。

一是海外市场形势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由于全球经济复苏叠加美国等发达国家财政刺激导致海外需求高增，我国产业链对海外供需缺口的供给替代，从2020年中期以来我国出口猛增，我国出口在全球出口中的比重由过去长期的 14.5%左右跃升到 2021年的17.6%，2021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1万亿元人民币，比2020年增长21.4%，实现外贸顺差4.36万亿元，国有企业进出口5.94万亿元，增长27.7%。

但2021年5月份以后，我国制造业PMI新出口订单指数持续位于收缩区间，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速已经从三季度的14.2%下降到11月的12.6%，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出口增速已经下降到5%左右，11月以后，我国出口交货值增速明显下降。

与此同时，2021年我国出口企业面对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不断上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涨幅呈现逐月蹿升之势，全年平均涨幅高达8.1%，为1996年以来最高，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11.0%。

随着西方国家财政刺激力度下降及复工复产，西方国家市场对我国产业依赖可能有所降低，之前遭受疫情重创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生产和出口在逐步恢复，对我国出口产品形成竞争。

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将保持平稳。2021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54.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4.9%，两年平均增长3.9%。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0.4%，远低于新冠疫情前3.8%的增速，甚至不及2020年的0.9%。制造业投资增长13.5%，两年平均增长4.8%，比全部投资高0.9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7.1%，两年平均增长13.8%，比全部投资快9.9个百分点。

中央企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房地产）3.2万亿元，同比增长10.1%，研发经费投入9045.9亿元，同比增长16.1%，在我国稳增长、调结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基建投资增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比例80%以上，在土地出让金作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下降较大的情况下，加之中央严控地方政府负债，地方政府财力紧张，对基建投资形成一定的抑制。

2021年全国土地出让金2.9万亿元，比 2020年的 8.4万亿元下降80.5%，2022年土地出让收入和商品房销售额还可能出现负增长。

此外，由于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对中下游企业利润造成挤压，对制造业扩张形成约束，但高技术行业和绿色产业进一步得到政策支持引导。疫情影响下的小企业生存困难问题对我国产品价格、就业、市场预期和产业链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也需要重视和研究。

三是国内市场约束可能进一步强化。2021年我国居民、政府和企业部门收入恢复均不理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两年平均增长5.1%，但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29975元，月均2497元，即65%的人达不到平均数。

2021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69万人，低于2019年1352万人。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2.5%，两年平均增速为3.9%，12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7%，扣除价格影响，实际增速为-0.49%。

此外，从2022年起我国将加速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两年将增加5000多万老龄人员。未来13年，我国将有3亿多人口进入老龄行列，要充分估计人口结构变化对国内市场的长期影响。

三是资本市场走向需要深入研究。2021年我国的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主要金融指标在2020年高基数基础上继续保持增长，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9.95万亿元，同比多增3150亿元,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及社会融资规模分别同比增长 9.0%和10.3%，两年平均分别为 9.5%和11.8%，宏观杠杆率为272.5%，但目前市场信心仍然不足。

尽管人民银行2021年两次降准，企业贷款和居民贷款仍出现下降趋势，如12月份M2同比增长10.3%，回升0.2个百分点，但住户部门短期及中长期贷款、企业中长期贷款新增较上年均大幅度降低。预计2022年我国M2增速为8.5%左右，社融增速为10.8%左右，能否扩大有效市场仍需要进一步稳预期、稳信心。

股市方面看，2021年A股整体大势平稳，稳定震荡微涨，沪指全年累计上涨4.80％，深成指上涨2.67％，创业板指上涨12.02％，科创50指数涨0.37％，但沪深300指数累计跌5.2％，上证50指数下跌10.06％。2021年我国国内IPO累计实现实际募资金额、首发企业数量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但也有21家公司退市。

截至2022年1月1日，在26个全球主要股指的涨幅中，创业板指位列14位，沪指、深证成指分列16位和18位，恒生指数全年收跌14.08%。

2022年，要特别重视对我国资本市场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三个问题。一是由地产及债务违约导致的金融风险仍然存在。2021年我国一些地产头部企业陷入流动性危机，2022年债务压力仍然很大。

据中指数据，2022年将有总额6,589.4亿元人民币房企债券到期，2020年发行的9000多亿元的房地产信托产品，在2022年偿还压力也很大。此外，一些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及一些资产质量差、变现能力弱的企业可能出现债务违约问题也应高度重视。

二是中概股在美国退市的影响需要加以认真研究。2021年12月2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可能导致在美国上市的243家中国公司（即中概股）最晚在2024年1季度之前退市。虽然大部分的大盘中概股可能返港上市，一些小盘股可能面临抛售，中概股退市及返港上市对香港及内地资本市场影响仍需要深入研究。

三是2021年四季度起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启动加息，退出刺激政策，可能导致全球资本向美国回流，包括我国在内的经济对外依赖度较高的新兴经济体可能不仅要对抗输入性通胀，还要防范资本外流、汇率贬值、外债等金融风险，对我国资本市场及产业发展的影响也需要认真加以研究。

企业面临的机遇

虽然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产能及市场优势仍然明显，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通过加快经济增长新旧动能切换，加快发展新能源、高科技制造、专精特新等产业，通过人才红利和科技创新，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健康高质量发展。

一是扩大有效投资将继续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增长。2021年12月政府债券新增1.17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4592亿元，全国人大授权提前下达最高额度为2.19万亿元的2022年专项债。

今年1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纲要》和专项规划确定了100多个重大项目，加快实施地方专项债对稳定我国经济增长、扩大国内市场将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是制造业发展受到产业政策支撑。2019年以来我国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始终保持较高增速，绿色贷款也持续走高，金融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的倾斜力度不断加大，形成了对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2021年我国制造业企业盈利水平、产能利用率稳步走高，制造业投资当月同比增速从二季度转正后逐月回升，全年制造业投资增长13.5%，两年平均增长4.8%.高于2019年水平。

2022年制造业投资增幅将继续高于房地产开发投资和狭义基建投资，并在“十四五”期间持续引领固定资产投资，此外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也将推动相关产业上下游设备改造及产业链的发展。

三是企业经营状况可能进一步分化。2021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分化明显，电子、专用设备业等上中游设备行业增速较大，而文体娱乐、印刷、汽车、纺织服饰等下游消费品增速为负。此外，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上游资源品价格上涨挤压了下游企业利润空间。

随着上游产品扩大供应，2022年PPI增幅可能下降，对中下游企业压力可能进一步减小。由于受资源与市场双约束压力增强，企业经营情况可能进一步分化，优势企业的竞争优势将进一步明显，为市场化并购重组提供了更多机遇。

四是外部市场变化，为我国企业调整创造新机遇。2021年我国出口份额的提升主要来自美国和除东盟、印度、巴西、墨西哥以外的欠发达国家，2022年我国出口的市场份额承压，出口环境可能呈现恶化趋势。但随着总人口、经济体量、贸易总额均占全球总量约30%的RCEP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为我国出口开创了新的局面。

海关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对RCEP其他14个成员国进出口12万亿元，增长18.1%，占我国外贸总值的30.9%。2021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23.6%。此外，我国服务贸易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021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1%，其中出口2.5万亿元，增长31.4%。

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我国企业要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及领域，加快企业转型和价值链改造，从全球贸易价值链低端向区域贸易价值链高端转变中寻求更多的发展机遇。

五是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支持有望进一步落实。2022年预计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3.5万亿，财政支出有望提速，以发挥稳投资、稳增长的关键作用。

积极稳健的金融政策将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精准滴灌”。2022年1月人民银行连续两次下调1年期LPR，累计下调了15个基点，5年期以上LPR则在时隔21个月以来首次下调了5个基点。1月17日还开展了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和7天期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当日实现净投放2900亿元，为全社会进一步释放了流动性，为我国实体经济进一步恢复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条件。

深化改革、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要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做好2022年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排头兵、主力军，要进一步发挥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为促进我国经济长期高质量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要加强党的领导。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关系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巩固，关系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必须全面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和政治建设，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通过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我国国民经济转型和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

二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以来我国依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越来越不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增长率和效益一路下滑。GDP由2011年一季度同比增长10.2%一路下滑至2021年四季度的4.0%，成为2011年以来的最低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从2011年6月同比增长15.1%后开始回落，2021年12月同比增长4.3%，我国经济转型发展任务艰巨且迫切。

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在合成生物、先进材料、光子学和电子学、量子和人工智能、6G等深度技术、前沿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创新引领效益不断提高，2021年苹果或微软的净利润，超过了整个互联网中概股板块之和。

国有企业要改变粗放型发展方式，承担起我国经济战略转型的主要任务，发挥国家科技战略力量主力军作用，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大力提升自主研发能力，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肩负起产业链主责任，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

三要在稳增长、保供应发挥国民经济基石的作用。国有企业要在涉及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领域发挥主体作用，在稳增长保供应中发挥国民经济基石的作用。

2021中央煤炭企业产量突破10亿吨大关,占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产量大约1/4,全年发电量达到了4.95万亿千瓦时，占全国发电量的比重64.6%，此外，我国初级产品对外依存度很高，如石油对外依存度77%，铁矿石81%，铜精矿78%，大豆84%。

国有企业要围绕“六稳”“六保”，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力提升对国民经济运行影响较大的重要能源资源和民生产品需求保障能力，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同时要积极参与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建设，为我国经济行稳致远、转型发展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

四要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我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与我国既具有全球最大最全的制造业体系，又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紧密相关。

新发展阶段要进一步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我国全球贸易优势，不仅要使我国成为全球产品的重要供给者，也要成为全球的重要市场，实现我国在全球的经济崛起。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目前依旧是我国最重要的贸易顺差市场，香港的转口贸易也以欧美市场为主，稳定外部市场一方面要继续重视和稳定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同时要加强“一带一路”国家、新兴国家的合作，深化RCEP框架下的经济技术合作，引导企业充分遵守并利用RCEP规则，提高国际竞争力。

此外，要引导企业进一步提升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水平，完善内外联通网络，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新兴产业的国际合作，规范产业并购投资，培育行业龙头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培育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

五要进一步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全面完成三年行动各项任务为抓手，进一步落实新《公司法》各项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和顶层设计相结合，围绕国资国企改革重点难点问题，抓实抓好国企改革各项专项工程，推动国资国企改革纵深发展。

六要加强风险管控。要增强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坚持稳健经营，守正出寄，切实加强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建立健全合规经营各项管理制度，深挖风险源，建立健全防范化解风险体制机制。

（作者供职于国资委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