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IC Photo）

柳展雄/文

近年来国内出版界，引入了一些有关蒙古帝国和元朝的专著，比如杉山正明的《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丛书）和约翰·曼的《成吉思汗与今日中国之形成》，最新的一本则是弗兰克·麦克林的《成吉思汗》。

这些著作的共同点是大力赞颂蒙古治理的多元化、全球化，认为草原民族并非没有文化的野蛮人。蒙古治下的和平是继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之后，全世界一大繁荣盛世。一个商队装卸货物，从欧洲到元朝的首都大都仅需要二百七十天或者二百七十五天。一路上，平安无事，毫无惊险风波。

长年来中国古代史学者以汉化史观为主流，着重强调元代帝王学说汉语，学四书五经，高层蒙古人和色目人，沾染诗书礼教，会做汉诗。自开朝皇帝忽必烈之后，每位王储都有汉儒师傅教育，仁宗、顺帝等人雅好儒学，尤其是文宗，诗书画皆通。而新史学则偏重汗廷对伊斯兰、聂斯托利派（基督教的叙利亚分支，又称景教）的包容政策；传统史学强调泉州的贸易地位，而新史学把目光转向中亚和草原的商路；传统史学强调元曲和评弹文化，新史学则把笔墨放在色目人的文化输出上——西域、波斯文化传遍大江南北。

中国文明在伊朗

长期以来只接受汉化史观的读者，看到国外杉山正明等学者的新论后，顿时感到眼前耳目一新。有部分人甚至产生“皈依者狂热”，过度拔高元朝盛世，认为色目人比宋明儒生更擅长治国，中原的儒释道在国际上没有竞争力。

其实，文明的交流是正常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

在东亚，元朝重用波斯穆斯林，而在色目人的波斯老家，汉文化却占据重用的一席之地。

1252年大汗蒙哥委派胞弟旭烈兀率军出征西域诸国，蒙古军专门从华北汉地征调了一个千户的汉人部队。《世界征服者史》、《史集》、《世系汇编》等波斯文史料里均有记载。这支千户部队以炮手工匠为主，操作各种类型的炮，在蒙古攻打巴格达的围城战中，效犬马之劳，后来还参与了对叙利亚和埃及的战争。

跟随西征的汉人军民，在伊朗播种下了中原的大米，也播下了中原的艺术、天文历法。旭烈兀时代，波斯大学者纳昔剌丁·徒昔编定的天文表《伊利汗积尺》参考了东亚的历法，用波斯语拼写天干地支。

在旭烈兀西征后建立的伊尔汗国，生活着数量可观的汉人工匠。伊朗的窑洞里烧烤青花瓷，伊朗宫殿的建筑上，装饰有东方风格的龙、凤、牡丹图像，伊朗的细密画吸纳了宋元文人的工笔画，波斯的“黑笔”（专有名词，指专画鬼怪及肮脏疯癫的画家）与中国人龚开的《中山出游图》、《骏骨图》，颜辉的《钟馗雨夜出游图》的风格十分相似。

东亚文明在波斯中转后，远播海外，印度莫卧儿王朝阿克巴大帝在首都建造了瓷厅，用中国建筑风格的亭子，展览陈列大量中国瓷器。

伊尔汗国的高层要学习汉语、畏兀儿语，以便跟大都朝廷交流。到了旭烈兀的太孙合赞汗在位时，仍然在吸纳汉文化，他的王室教师巴黑失牙鲁黑是一个取了蒙古名字的汉人。合赞汗尚处于襁褓，就从奶妈那里熟悉汉语环境，奶妈的丈夫是个叫伊升（音译）的汉人，这跟今天北上广中产家庭教育孩子从小熟悉英语环境何其类似。

伊尔汗国跟元朝的交流往来，可以提个小细节。汗国后期的宰相速勒都司·出班（《元史》译作楚邦）把持朝政，架空大汗。他为了获取名分，行事名正言顺，于是向大都朝廷求册封，元朝给他封了个中国式称号“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颇有趣味。

元朝治理之紊乱

欧美学界对蒙古帝国的好评，并不稀奇。学界最前沿的那部分人，为了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把奥斯曼土耳其说成了多元化典范，征服者默罕默德和苏莱曼大帝开明包容，巴尔干的东正教徒宁愿投靠奥斯曼苏丹，也不接受罗马教廷的统治。

弗兰克·麦克林在著作《成吉思汗》中用同样的模板来赞美蒙古，汗廷的文化信仰政策极为宽松，允许外来宗教在本地自由传播。基督徒和穆斯林各路人马，纷纷为大汗效力。但这不过是分而治之的帝王术，成吉思汗及其后代在中原汉地任用色目人，在波斯阿拉伯却用汉人军队来实行占领，在金帐汗国又用穆斯林来打压俄罗斯本土民众。

在制度上，元朝杂用儒家和其他制度，管理起来异常混乱。税收系统名义上按照户等和田亩摊派来收，沿用宋金惯例，但是生长自草原的蒙古武士，对农业漠不关心，甚至一度打算把农地都变成牧场。

跟传统的重农抑商不同，元朝对正规的农业税没有积极性，这样，优点是促进了南方地区的荒田开发，稳定增长；缺点是加深了苛捐杂税，国家财政严重依赖副税，“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莫如盐”，自忽必烈到文宗天历年间，盐税增加20倍，茶税增加240倍，成为有史以来盐价最高的时期。

劝课农桑是儒家历来的信条，华北地区经历蒙金战争的兵火之后，农业衰退，农村凋敝，元朝政府对农事不管不问，不鼓励休养生息，结果到了政权快灭亡的时候，华北的人口耕地还不如金末。

元朝前期，传统儒家文治主义与新型赤字经济学（主要由阿合马和桑哥等色目人财政官员推行）的路线斗争极为激烈，到了兵刃相见的程度。

回纥人阿合马，担任平章政事兼制国用使。他精明能干又冷酷无情，为了增加国库收入，阿合马实行专卖制度、滥发纸钞，以通货膨胀的方式使民间财富缩水。虽然元朝的正税田赋低于历朝历代，但各种非正规临时的差役杂税层出不穷，底下官员中饱私囊，极尽搜刮之能事。武将王著联络僧人高和尚秘密行动，刺杀了阿合马，文臣们上奏阿合马派系贪赃枉法的事迹。尽管忽必烈抛弃了阿合马个人，却无法抛弃整个阿合马派系。只有赤字经济才能维持庞大的开支，忽必烈派兵二度远征日本，向四大汗国保持军事威慑，向东南亚扩展势力，都需要经费资金。

蒙古贵族趁着赋税财政制度的紊乱，浑水摸鱼。官员在食盐专卖中利益寻租，“胁户部令夺下四场引盐自为市”外藩商人与汉族内地商人，联合起来，做空市场抬高物价。于是出现了“贫极江南，富称塞北”(见叶子奇的《草木子·卷三上》)的奇景，原本富裕小康的江南，经过官方通货膨胀和商人欺诈的双重打击，逐渐贫困化。

学者蒙思明一针见血地指出，元代政治以粗疏放任为特征，朱元璋也曾说过“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

这种疏漏管理是蒙古上层三心两意导致的，统治阶级酗酒享乐，在入主中原之前，蒙古贵族就喜好饮酒。大汗贵由和窝阔台可汗，都因为酗酒而身体大损，窝阔台在一次打猎过程中，“进酒欢饮，极夜乃罢”，隔天就暴崩了。

其中最夸张的当属武宗，他还是皇太孙的时候，常年酗酒，连忽必烈也无法忍受。元世祖命令实行严格的戒酒医疗，但是伺候皇太孙的色目人找出一个钻空子的办法，他偷偷把酒用管子引入浴室，让皇太孙趁洗澡时解酒瘾。武宗登基后，没了管教，喝酒更猛，最终因长期酒精中毒，英年早逝，享年30岁。

蒙古权贵好酒之风横行，又懒得管司法行政财政等精细事务，用色目人白手套来管事。在这种粗放型政治中，汉族人士居然也能获得晋升机会，获得分一杯羹。

底层汉人学习蒙古语，《元史》记载，秦起宗“学书无从得纸”，父亲为他“削柳为简”；邹福“少时与人佣耕”是雇农出身。元代行政机构，上到朝廷的中书省、枢密院，下到地方县衙，都有怯里马赤（相当于翻译职位）。根据萧启庆先生《元代的通事与译史》，元朝的译职人员，汉人（不包括南人）能占到42．86％。更甚者，汉人掌握蒙古语言后，能入充宫廷近侍，位至宰相、枢密院使等大臣，顺帝朝权臣伯颜担心汉人，一度“禁汉人、南人不得习蒙古、色目文字”，但这丝毫阻挡不了汉人做官的热情。甚至有汉人官迷心窍，把自己名字改为蒙古风格，改头换面，骗到了本该专属于蒙古人的达鲁花赤职位。

底层蒙古人的凄惨生活

元朝统治阶级的纸醉金迷，生活豪奢，而下层社会的蒙古人贫困潦倒，有的生活过得还不如汉人。

根据元朝军制：国防的备马置械，官府不出钱。战时打仗，平日操练，由军人自行负担，普通牧民的家用开销非常紧张。《元史》记载了一次军事演习，“辛亥，检核诸王兀鲁带部民贫无孳畜者三万七百二十四人，人月给米二斗五升”。亲王兀鲁带部三万多人，他们家里牛羊畜牧都没有，家徒四壁。

早在旭烈兀西征的时代，底层蒙古人就苦于兵役，牧民参军费用自理，有的卖掉家产，来凑足西征的交通费;有人为了躲避兵役南逃，跑去宋朝地盘。南宋主帅孟珙招降纳叛，招募南逃的蒙古、色目人，最终发展到屯田、成军，而旭烈兀一方，则为了补充兵力，征召华北汉人西征，攻打波斯。底层蒙古人投靠南宋，底层汉人跟着蒙古西征，历史充满了讽刺。

忽必烈上台后，同时开了两线战场，一条战线在南方，元朝攻灭南宋的最后阶段，汉文明史上悲壮的崖山时刻发生于此。另一条战线在西北，跟察合台、窝阔台汗国以及阿里不哥派系抢夺继承权。这场内战造成了空前的灾害，成吉思汗的后代自相残杀，从黑龙江到哈萨克大草原，战火摧残，民生凋敝。获得暂时性胜利的忽必烈下了一个诏书，把朝廷驻扎漠北的最高军政机构，命名为和林宣慰司都元帅府。历来汉人王朝对待少数民族用“宣慰”一词，忽必烈把这套用到自己人身上，可见其离心离德。

往后西北诸王不断滋事，明里发动边境战争，暗里策划宫廷政变，明枪暗箭，陆陆续续有六十年。

国防压力转嫁到底层蒙古人身上，驻扎在中原内地的牧民，要自备军需，赶赴西北前线，有的蒙古贫民因兵役而破产，把子女卖给汉人和南人为奴。“蒙古军在山东、河南者,往戍甘肃,跋涉万里,装具鞍马之资,皆其自办,每行必篙田产,甚则卖妻”。元朝宝宁寺水陆画里面有一副卖儿卖女图，里面出现各民族人物，其中就有典型蒙古人发饰和装束的。

在成吉思汗的时代，蒙古人出于对财富的渴望和对大汗的忠诚，南征北战。有的打下功业，成为宫廷权贵，过上花天酒地的生活，另外一些人勉强填饱肚皮，无法摆脱被盘剥的宿命。

元末红巾军起义时，不少蒙古牧民投靠效忠朱元璋。早前，一些蒙古部落从漠北迁到南方驻防，为国防养马，朱元璋起兵之地的淮右庐州马场中的蒙古人长期在中原生活，跟汉人在一起，有了感情。这些不满黑暗腐败统治的蒙古贫民，最终跟着明军把元顺帝打回戈壁沙漠。

弗兰克·麦克林的《成吉思汗》等新史学，盛赞蒙古帝国的文治武功，却忽视了底层蒙古人的艰辛。不仅被压迫民族受苦，普通蒙古人也是征服伟业的牺牲品。

由是观之，中国学界传统的汉本位史观固然有毛病，然而新史学也非十全十美，像杉山正明热衷于描述草原帝国的多元化、全球化，对于蒙古征服过程中的粗暴与治理不善轻描淡写，很难称得上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