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文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为应对新冠疫情及其经济影响，诸多国家实施了各种形式的补贴计划，美国、西班牙和日本等国家实行了临时的现金转移支付制度。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地讨论“直升机撒钱”之类的提议，实行“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BasicIncome，UBI）的呼声也日渐高涨，包括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马克·扎克伯格等世界富豪在内的名流也大声呼吁施行UBI。

这使我们注意到UBI的重要倡导者之一菲利普·范·帕里斯的著作《全民基本收入：关于自由社会和健全经济的激进提议》(BASICINCOME：ARadi－calProposalforaFreeSocietyandaSaneEconomy)。该书由帕里斯与其学生、合作者范德波特合著，英文版201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2021年12月，中文版面世。

全民基本收入
［比利时] 菲利普•范•帕里斯 雅尼克•范德波特/著
成福蕊/译
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12月

一

菲利普·范·帕里斯是目前最有影响力的全民基本收入倡导者之一，被誉为欧洲“全民基本收入之父”。

帕里斯倡议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核心理由是，这一构想能够解决贫困、异化劳动以及自动化、智能化带来的大量低技能劳力失业等问题，提供一种通往“真正的自由”的工具，为建立可持续的解放型制度框架提供可能性。

帕里斯在书中重申了他对“无条件基本收入”的一贯定义：给所有人定期发放一笔现金收入，以个人为基础，没有经济状况审查或工作要求。这笔基本收入，在财政可持续的理想状况下，应该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 (主权国家、欧盟这样的区域联盟乃至全球)内平等地发放给所有公民，使其能够维持个人的基本生活，叫做“完全基本收入”；如果财政上不可持续，区域内无法协调统一，也可以先从部分试点开始，给老人、儿童和低收入者支付标准较低（比如接近或稍高于各国贫困线水平）的现金，这叫做“部分基本收入”。

该书全面介绍了围绕着“全民基本收入”进行的哲学争论、经济担忧及政治可行性的探讨，并探究了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推行“全民基本收入”的前景。

针对“全民基本收入”的面对的各种哲学、伦理挑战，该书作者提出了支持基本收入的根本道德理由：实现真正的自由，而不仅仅是形式的自由；实现所有人的自由，而不仅仅是快乐的少数人的自由。作者指出，对UBI最强烈的反对是它不要求其受益人工作或愿意工作,违背了“公平”概念，即身体健全的个人应该靠自己的劳动生活，而不是免费搭乘他人的劳动。作者有力地驳斥了这一异议，认为这是主张只有富人有权享受闲暇，而穷人无权享受闲暇。

UBI在经济上是否可行？作者讨论了UBI可能的融资方式,主要是对劳动收入、资本、消费、自然资源收益进一步征税。作者的提议中虽然隐含着征收高额累进税、提高增值税、废除（死者）的财产权、取消（部分）人的继承权等政策趋向，但还是避免了过于直白的激进建言。鉴于“全面基本收入”代价高昂，财政上无持续性，他们温和地建议从“最有前途的方向”—— “部分基本收入”的实验开始。

UBI在政治上是否可行？作者探讨了UBI在西方发达国家多党竞争制度中的政治可行性，全面回顾了工会、雇主、无产者、妇女和左右翼政党(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绿党、基督教徒)等团体对于UBI的立场。总的来看，UBI在各个政治谱系的政党中的支持率都不高，政治可行性很小。

作为“全民基本收入”的鼓吹者、倡导者，帕里斯在书中还是为这一“激进观点”进行了全面的辩护，将其视为21世纪解决经济不安全和社会排斥等问题的希望所在。

作者强调指出，基本收入是自由社会的一个核心支柱，是替代新自由主义方案的必要组成部分，是现实主义乌托邦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今天视为理所当然的许多制度，曾经都是乌托邦，比如废除奴隶制、征收个人收入税、普选、普及免费教育以及欧洲联盟。基本收入乌托邦将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乌托邦，可以将人类从市场的独裁统治中解放出来，有助于拯救我们的星球。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失望，会倒退，就像在争取普选权和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中一样。但是，正如历史一再重现的，“过去被认为是少数疯子的幻想，将成为不可逆转和不言而喻的成就”。

纵观全书，尽管《全民基本收入》不如帕里斯此前的著作《所有人的自由》（1995年）那样富于哲学深度，但其中伦理探讨的篇章，还是全书最雄辩、最激进的部分。帕里斯力陈，如果施行“分配正义”，追求“所有人的真正自由”，就应将全民基本收入视为对所有公民的“社会馈赠”或“社会礼物”的平等分配。当下的生产力是人类努力和社会遗产的共同结果，我们从自然界、技术进步、资本积累、社会组织和文明规则等方面获得的收益并不平等，主要体现在收入上。我们赚取的大部分收入，并非是因为我们的努力，而是归功于“外部性”。基本收入就是要保证每个人都能收到“社会馈赠”的一份公平份额，通过“产权—利润”机制无情运转的资本主义经济机器，应该转型为一个“分配赠与”的社会体系。所有公民都有权分享这种共同遗产的成果才是正确的。

即使帕里斯申辩的伦理理由，隐含着历史上似曾相识的“取消私产”、“剥夺土地”和“一大二公”之类的激进话语的残迹，我们也必须承认，它触及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中一些最核心、最重要的问题——市场利润统治权、异化劳动、私有财产权（即所谓“资产阶级法权”）、资本/劳动对立——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尽管其中隐含着的国家主义、父权主义和全权主义的“独断”前景，会给读者带来隐隐的不安。

二

《全民基本收入》201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欧美学术界及主流媒体极为关注，刊发的评论很多，赞誉、批评皆有。

有些评论者指出，《全民基本收入》一书视野广阔，道德感纯正，伦理论辩发人深省，但作者在“完全基本收入”经济可行性和政治可行性上的论断并不自信，因此更多追求的是“部分基本收入”（partialUBI）的小规模推进，是“马基雅维利式”地审慎而机敏地抓住历史实践的“机会窗口”的渐进改革。作为温和的“全民基本收入”的倡议提案，该书并不像初看上去那么激进。

当然，对于UBI,历来不乏反对的声音，有些反对意见还颇为尖刻、激烈。

比如，美国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在谷歌上打出置顶广告，反对U－BI,指斥UBI是一个“坏想法”。如果你搜索universalbasicincome,第一条就是阿西莫格鲁的置顶广告文《为什么全民基本收入是一个坏主意》（2019年）。

阿西莫格鲁指出，UBI过于昂贵，除非对目前的社会安全网的其他部分进行大幅削减。美国3亿多人口，若每人每月仅1000美元的UBI，每年就需要大约4万亿美元，这接近2018年的全部联邦预算。

阿西莫格鲁认为，对UBI的热情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发达经济体就业趋势的误读。自动化和全球化确实正在消除某些类型的工作，并加剧不平等。但是，对策不是建立一个救济体系，而是鼓励创造高薪的“中产阶级”就业岗位，加强社会保障网络。美国首要的政策目标应该是全民医保、更慷慨的失业福利、设计更好的再培训计划以及扩大所得税抵免(EITC)。

更重要的是，当前的这些解决方案，利用了民主政治，但UBI却只是安抚不满的群众。当前为发达国家服务的现代社会福利国家——其目的是为人民提供社会保险和机会，并不是大亨和政治家们的恩赐，而是民主政治的结果。当前诸多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根源在于对民主进程的忽视。解决的办法是要重振民主政治，促进公民参与，寻求集体解决方案。只有一个动员起来的、政治活跃的社会，才能建立起未来共享繁荣所需的制度，同时致力于保护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

德国经济学家海纳·弗莱斯贝克（HeinerFlassbeck）也是UBI倡议的著名反对者。他在《全民基本收入融资与收入分配:支持者未回答的问题》一文中指出，UBI是虚妄的幻想。

他认为，仅仅每人每月1000欧元的UBI，就会摧毁德国赖以生存的经济体系的支柱。通过加倍税率使政府财政收入翻番，将引发前所未见的分配斗争。在当今最发达的经济体中，税收占GDP的比例接近25%。将税收水平提高到50%，这将是革命性的举措，没有人知道这会引发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后果。

考虑到社会的权力分配，社会强势群体——企业家、大公司和富人——会反对税收翻番，会将额外的税收负担转嫁给消费者和弱势群体。全面实施UBI最可能的结果是通货膨胀率飙升，因为提高增值税将是权势集团唯一能接受的增税措施。通货膨胀对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将落在穷人身上。拥有巨额资本和政治、经济权力的人将受益，而处于底层的人将会成为输家。

弗莱斯贝克强调，在没有对UBI融资的分配效应进行详细而复杂的计算的情况下，贸然鼓吹UBI是愚蠢的。回避严肃的融资问题，把UBI作为解决社会弊病的良方，最终只会给失望的人提供虚假的希望。

总的来看，给每个人发放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的收入，不仅代价高昂，而且颠覆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产权—收益逻辑。在产权失去可靠而清晰的界限的情况下，对整体经济体系的扭曲程度会有多大？鉴于历史经验的失败先例，如果经济体系整体交易成本上升的后果，我们无法准确地预知和计算，就无法再贸然决断。

另外，如果按照帕里斯温和的建言，只是发放部分UBI,除了对于极端贫困地区边际改善显著之外，对于富裕国家甚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数目会低到毫无意义，无法取代目前各种社会保障计划。比如，联合国计划开发署2019年在我国开展过UBI的调查测算，其结论是，如果按照低保标准（每月人均267元）向全体人口发放全民生活保险，财政支出达4.5万亿元，将是现行低保标准的25倍，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财政资源无力承担每月267元的补助，也无法维持全国大多数家庭的基本生活。报告认为，进一步加强、完善现有的针对特定人群（贫困人群、失业人群、儿童、老年人等）社会福利方案，仍应是社会保障政策的优先事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全民基本收入报告2019》）

因此，也有些研究者认为，鉴于全民基本收入这一政策建议的政治可行性极低，在这一没有政策前景的领域耗费稀缺的研究资源，并不值得。（詹姆斯·扬克:《基本收入保障:一般均衡评价》）

三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当前经济不平等日渐加剧，民主政治日益撕裂，自动化、智能化的发展有可能使大量工作岗位被消灭、从业者被迫失业的时代，当解决全球性长期结构性问题的老旧方法不再能激发信心和灵感时，《全民基本收入》堪称发出了最强音的“乌托邦”式的政策倡议，希冀实现“自由的社会”和“健全的经济”。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充满诗意地憧憬过“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共产主义式”生活，这种完全摆脱了现代“异化劳动”和“异化工作”的生活，不仅是像近日“北京最引人同情之流调人员”之属的亿万辛苦劳作的民众的梦想；是“996、007”等“社畜”“打工人”的梦想。美国盖洛普公司2013年的一个调查表明，在142个国家23万名全职和兼职劳动者中，只有13％的员工对工作充满热情，约63％的人对工作并不投入，24％的员工极其厌恶工作。

当然，上述生活也是道德感爆棚、永远吟诵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寻找可能的天堂（自由社会）的知识分子的梦想。虽然西谚称“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由善意铺就”，但人类的善意也成就了过去数百年间进步的人道伟业，尽管有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还是建立了一个暴力日渐稀少、物质日渐丰裕、权利更加平等、社会日趋公正的全球共同体（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为什么暴力会减少》）。如何使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和平、更加丰裕、更加公正地持续发展，则是考验我们的智慧、勇气与决断的未来志业。

“全民基本收入”的善意，会是其中的一个正确抉择吗？我们尚无法确定。帕里斯、马斯克倡议的“全民基本收入”，看似一个迷人而虚幻的乌托邦。但是，如果马斯克已经在幻想“火星生活”，帕里斯为什么不可以想象一下“全民基本收入”建立的“为了所有人的真正自由的”的“自由社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