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IC Photo）

李佩珊/访、文

“每思生平所读，虽广览外国文学，然于中国古诗却更多共鸣，其可怪乎？质言之，唐诗自有其永恒价值，欲成意会，唯心游诗中，与古人精神相往来。”

东欧文学和思想研究者景凯旋在2021年回归他唐宋文学的专业，出版了《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一书，他将之称为“还债的一个心愿”。

在这本诗歌随笔中，景凯旋带领读者跟随他在唐诗中做了一次个人性的游历。东西诗歌的映照和碰撞俯拾即是：例如，他将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和古希腊诗人侬努斯的诗句“西沉的永远是这同一个太阳”相比照，从中窥见了古代东西方流逝和循环的两种时间观。

“西方的历史时间源于希伯来文化，认为历史是一个直线矢量，有一个开端和终结，构成过去、现在与未来，现代性就是导源于此，而中国古代文化不是没有发展出历史观念，但这个历史却是‘退化’的，这就是唐代怀古诗的真正内蕴。在这方面，东欧或西方的文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景凯旋如是说道。他认为，对东欧文学的研究，使他得以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回望中国古代的诗歌，书名中的“再见”就包含有这层意思。

景凯旋自称他有着“老派的诗歌观”：为人生而艺术，喜欢诗歌表现生命的矛盾和复杂。这本《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的着重点也落在了展示诗人的命运，探索诗人的心灵。正如他所言，说到底诗歌的意义在于超越海德格尔所说的日常存在的“当下化”，让被遮蔽的“世界”在我们栖息的“大地”上畅开。

|访谈|

经济观察报：您广为读者所知的学术成就主要在近当代东欧文学领域，但您求学时攻读的是唐宋文学。在您这本书中也时常可以见到唐诗和东欧文学的相互映照，比如您引用了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话，“诗人对于把分配给个人生命的时间与全人类的时间联系起来的一切事物漠不关心”，来映照王维的诗“对于存在意义的寻求总是止于空无”。对您来说，连接唐宋文学或唐诗与东欧文学的桥梁是什么？这种跨越地域和时代的互相关照可以给读者什么特别的启发？

景凯旋：这是一个诗歌比较的问题，歌德在十九世纪就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这意味着各国文学将不再是独立的存在，尤其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不同国度的诗歌比较是自然而然的事，人类毕竟在心灵上是有相通之处的。

对东欧文学的研究使我得以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回望中国古代的诗歌，书名中的“再见”就包含有这层意思。

在谈论王维诗时，我引用米沃什这句话是想说明王维的诗缺乏对人类的关怀，尽管像杜甫这样的诗人不是这样。而我个人也更喜欢描写人的命运的诗，因为这是真实世界的反映。在诗歌的阅读欣赏方面，从唐宋至明清，乃至近代，诗评家们只是限于风格、修辞的评点，除了王国维，很少有人从观念方面去把握诗歌的价值。比如，我在书中提到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中西方在轴心时代都是循环的自然时间的观念，西方的历史时间源于希伯来文化，认为历史是一个直线矢量，有一个开端和终结，构成过去、现在与未来，现代性就是导源于此，而中国古代文化不是没有发展出历史观念，但这个历史却是“退化”的，这就是唐代怀古诗的真正内蕴。

在这方面，东欧或西方的文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让我们知道中国诗歌与文化的特征，这也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中国诗歌，也需要了解西方诗歌。总之，今天的人在观念上已经走出自然世界，处在历史世界中，但我个人并不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某种终极目的，人类不会回到过去，但也不会有一个完美的终结，这也是唐诗仍能感动现代读者的地方。

经济观察报：在这本书中，您挑选了二十位唐代诗人中予以解说。从书中来看，您似乎比较青睐韦应物。因为您不仅认为他很好地诠释了钱穆先生所说的中国诗歌的“清凉静退”、“同情之慰藉”，而且给予了现代读者“精神上的亲近，而非敬仰”。反过来说，您对王维的态度似有所保留，认为其诗有知性的美而非伦理的美。其人虽有很高艺术感受力，但“绝不是一个有生命厚度的诗人”。请问您在取舍收入书中的人选时有没有什么大致的标准？您对这些诗人的褒贬是不是也同时反映了您在研究东欧文学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某些美学理念？

景凯旋：我的这本随笔是按诗人分篇讲述的，因此在书中所选诗人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文学的自律性，即所选诗歌的艺术价值，可以让读者作为一个诗歌读本；二是所选诗歌能透出某种文化观念，可以展示唐代士人的精神面貌；三是诗人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可以描写诗人的心路历程，像张若虚、王之涣、王湾、王翰等人都有好诗，但因为作品太少，就只好放弃了。

我的诗歌观是老派的，即为人生而艺术，喜欢诗歌表现生命的矛盾和复杂。韦应物虽然归属山水田园诗人，但他的诗写现实时有对人的同情，写山水时有孤独的感受，而王维的诗只是寂寞。我觉得孤独感比寂寞感更深刻，西方诗多表现孤独，中国诗主要还是表现寂寞，如庄子、曹雪芹就是大寂寞。王维的静穆一直受到后世读者的喜爱，甚至超过许多揭露现实或表现内心冲突的诗，他对自然的描写细腻、精致和幽美，在描写人与景物的关系方面，今天的诗人在感觉上也很难达到他的水准。或者说，古人的诗多是将自己融入自然，现代人的诗是将自然为自己的情感所用。当然，西方也有自然诗人，但这不是西方诗歌的重要类型。

说到底，诗歌的意义在于超越海德格尔所说的日常存在的“当下化”，让被遮蔽的“世界”在我们栖息的“大地”上畅开，而王维诗的禅悟则属于禅宗的“当下即是”，这也正是我认为王维有很高的艺术感受力，却不是一个有生命厚度的诗人的原因。

经济观察报：您在书中提到，科举取士自唐代始，但和明代以后的八股应制不同，唐代科举会“以诗取士”，同时“行卷”会对录取产生极大的影响。诗歌影响了唐代政治的走向，而有唐一代的政治风向又直接反映在诗的创作上。您在这本书所介绍的唐代诗人是以年代先后排序的，点评诗人诗作时往往也会和当时唐代历朝的政治历史结合起来。比方说，您认为白居易的《重赋》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条重要史料。请问您是不是也在陈寅恪“以诗证史“的方法中得到了启发？

景凯旋：唐代“以诗取士”是概要而言，主要是指进士科的部分考试，同时进士及第后还得通过吏部的测试，才能授予官职。进士科考诗赋，的确培养了整个社会的写诗风气，诗歌由此成为唐代士人的事业。中国诗歌自来有“诗言志”的传统，重视诗歌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优秀的诗人往往会在诗中表现民贵的人本主义思想，一味抒发闲情逸志的诗人成为不了大诗人。而且我还有一个发现，凡是那些著名的唐代诗人，几乎没有一个是贪官，他们大都仕途坎坷。

我在书中按照诗人的年代先后排序，当然也是因为诗歌是时代的反映，同时也是想除了诗歌作品的介绍，还能给读者一个唐代诗歌史的概念，进而言之，能提供一个唐代政治史的轮廓。陈寅恪的“以诗证史”是有条件的，必须是写实的诗歌。李白的诗就不能证史，能作为史料的只有像杜甫、白居易的诗，但这样的诗人并不多，大多数诗人还是抒发个人的情感。所以我的书主要仍是以文学为本位，不是为了证明唐代历史，而是展示诗人的命运，探索诗人的心灵。文学与实际生活毕竟是不同的，文学是理想的，生活是现实的，现实终究会过去，留传后世的是理想。

经济观察报：书中将柳宗元称为写出“流放”诗歌的第一人，并认为其继承了屈原的“发愤”诗学传统。在书中您认为，柳宗元这样的中国士人和十九世纪被流放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相比“不是没有自由意识，而是没有反抗的姿态”。但我们也经常看到，有“反抗的姿态”的诗人不得不走上流亡的道路。对于诗人而言，丧失汲取文学灵感的母语土壤对创作往往是严重的打击，而其反抗姿态也经常转为愤懑与绝望。这是否是某种知识分子精神生活中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悖论？

景凯旋：钱锺书先生曾有一篇演讲《诗可以怨》，概述了中外的发愤诗学，即蚌病成珠，非常透彻地点出了诗歌的精髓。由柳宗元的遭遇联想到俄罗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都有流放的经历和对这种经历的强烈感受。中国自屈原起，士人一直就有流放的命运，如西汉的贾谊，就常常被唐代诗人用来自喻。流放出诗人，这似乎是古今中外一个普遍的文学现象，赛义德谈知识分子的三个特征，其中一个就是流亡者，至少是内心的流亡。但是，中国文化由于缺乏外向超越性，古代士人不可能将受难转化为一种崇高的感受，更由于时代原因，他们不可能将个人权利的意识转变为公共权利的诉求，因而他们内心的反抗只能表现为一种压抑的孤愤，看不到任何出路。

至于说到流放导致母语的丧失，那是现代的现象。米沃什自我流亡后就曾想过这个问题，后来他一直坚持用波兰语写作，当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许多读者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诗人的流亡当然是一个文化的损失，俄罗斯诗人和作家大都不愿离开故土，帕斯切尔纳克最终是郁郁而终，这或许就是历史上某种知识分子的命运吧。

经济观察报：本书中也提到了唐诗“以诗入乐”的传统，而如今人们对于流行歌曲的欣赏姿态似乎也微妙地折射了对诗词传统的承袭。比方说重视歌词而轻视音乐的倾向仍然十分强大：填词者名满天下，编曲、作曲往往得不到同等关注。如果说中国的诗歌传统有其灵魂的话，那么在您看来，这一灵魂是更多传承在专业诗歌圈子中还是民间自发的流行文化中？

景凯旋：这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常识，中国古代诗歌自来就有两个特征，一是抒情性，一是音乐性，汉语文化中将诗称为“诗歌”，就说明了这一点。中国所有的诗歌类型，从诗经到汉乐府，从齐言诗到长短句，从曲子词到元曲，最初都是源于民间，并且是吟唱的。所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当文人接受了这种新的形式，或者时间长了，文字与音乐就渐渐分离了，后来的人不再知道最初的音乐，就像我们今天知道《诗经》、乐府和曲子词的歌词，但已经不知道当时的人是怎么唱的，这是从俗文化向雅文化发展的一个事实性的过程。至于说当下的受众更记得流行歌词作者，而不是作曲者，那也不过反映了这一接受和承袭的规律而已。

从文学史看，中国诗歌的灵魂是俗文化和雅文化的融合，俗文化产生新的形式，雅文化将其提升为经典。在我看来，流行歌曲的特点就是流行一时，要想成为经典长存，还得将歌词提升为诗。当然，声乐与文字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我只是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