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IC Photo)）

吴晨/文

菲奥娜·希尔（FionnaHill）是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欧洲和俄罗斯事务的高官，她出生在英格兰东北部老矿山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亲是煤矿矿工，煤矿关闭之后在当地的医院做门房，母亲则是医院里的护士。希尔是家庭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儿时只记得父亲说，家乡啥机会都没有，要找机会一定得自己出门闯，越远越好。估计，希尔的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也没想到自己的女儿能成为华盛顿的俄罗斯问题专家，还写了一本关于普京的专著。当时，希尔也懵懵懂懂，并不知道父亲对自己的期许是为了啥，直到中学时第一次去欧洲交换访学，同行的英国孩子问了她三个问题，之后基本就不再搭理她了，这让她意识到，原来世界上还有阶层这回事，而自己处在阶层的最底部，父亲的期许就是希望她实现阶层的跨越。

出生英国上层社会的孩子相互之间核查身份的三个问题很简单：你从哪儿来？父亲是做什么的？就读于哪个学校？每个问题都是判定阶层的关键点。希尔来自不知名的小镇，父亲是门房，学校只是当地默默无闻的公立学校，张嘴就是奇怪的口音。那还是20世纪的70年代末，世界正处在全球化大变革的前夜，希尔后来搭上了变革前阶层跃迁的最后一班快车。

希尔的自传There Is Nothing for You Here，直译的意思就是“这里对你而言啥机会都没有”，从书名就透着贫富分化的无奈。在书中，希尔并不希望以自己的成就烘托出自己多努力，虽然对于出生贫困家庭的孩子而言，想要成功努力是必须的。她更希望跳出自己的个人经历——因为她很清楚，类似阶层跃迁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跳出固有的框架去思考向后工业化时代转型在英、美和前苏联的共性，找到全人类发展面临挑战的共性。这一共性就是，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所导致的经济和社会的剧变产生巨大不确定性，但不确定性的分配并不平均，危机中的“危”被底层百姓承担了更高的比例，而机会则被1%的富人和知识阶层所享有，最终造成贫富差距拉大。可是，该如何破解呢？希尔提出，全社会都要思考如何构建“机会的基础设施”，能够在剧变时代为大多数人兜底，弥合收入和机会的落差。

将希尔的叙事置于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变革图景中，颇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中国正在迎击向后工业化时代转型的挑战，如何应对老工业基地锈带的衰落，希尔所提出的“机会的基础设施”值得参详。

与之相应的，清华大学马兆远教授在新书《智造中国》中从产业发展和升级、制造业大国保持其竞争力和持续提供就业机会的视角，提出了对以教育为核心的“机会的基础设施”的中肯建议；而伊险峰和杨樱合著的《王医生与张医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中国“锈带”代际跨越的观察样本。

“铁饭碗”再认知

“铁饭碗”这个词常与计划经济中的终生就业保障和单位体制“企业办社会”结合起来，而希尔的自传让我们对铁饭碗有了拓展的认知，不仅提供了工作的确定性，可以延续几代人，而且这一稳定的工作机会是基于大工业生产，基于庞大的制造业，根植围绕着庞大工厂或者矿山构建的工业城市，在1980年代之前的英美也很常见。当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去工业化敲响了全球“铁饭碗”的丧钟。

希尔在书中的最大贡献是她打破了我们对冷战双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固有印象，指出两者存在实质的共性：无论是苏联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的破败，还是英国国有大企业在私有化过程中的衰落，抑或是美国的“铁公基”因为全球化的再分工而将制造也大规模转移到国外，导致传统工业基地沦为“锈带”，其背后有同样的逻辑，即大量制造业稳定的蓝领工作因为全球化的重新分工和产业转移而被肢解了。这一制造业衰落的过程开始于1970年代，极盛于1980年代，完成于1990年代。

后工业时代的新经济带来的是工作岗位和发展机会（这两点有关联性却又有所不同）在时空上的大转移：工作和机会从工业城市集中到大型的枢纽城市，如伦敦和莫斯科，或是美国的东西两岸大城市，与之相对的是老工业区的空洞化——产业凋零和人口的流失。新经济也会强化之前已有的阶层固化，因为富裕阶层更容易代际传承，而底层的劳动者如果呆在原地基本上没有机会，但要向上发展，有所突破，可依赖的“机会的基础设施”却寥寥无几。

特朗普上台及美国民主的危机，其远因仍然是经济的，可以追溯到四十年前撒切尔夫人与里根当政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希尔生活的英格兰东北部煤矿/钢铁厂地区就是这种去工业化的产业转型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撕裂的缩影；也是十年后美国锈带出现一系列问题，导致美国红蓝对峙背后根本的原因。

希尔在莫斯科留学时曾经师从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科尔奈立足前苏联的计划经济研究资本主义给出的独特观察，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仍然振聋发聩：当科技发生变革，全球化带来改变，资本的重心从重工业转移到外包、金融和贸易的全球化的时候，谁来拯救已经几代人的产业工人？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必然导致有赢家有输家，加剧贫富分化，这时就需要政府和社会有所作为，应对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给普罗大众带来的冲击。可惜的是，无论是英美或是继承苏联的俄罗斯，都没有交出一份好的答卷，其结果是社会阶层分化明显，而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加剧。

需要培养更多工程师

希尔认为投资教育是“机会的基础设施”的核心，却也承认英美新世代年轻人高等教育的成本太高了。“60后”“70后”的英美人，还有机会通过教育实现自己的梦想，因为国家给年轻人求学提供了慷慨的助学金和奖学金，帮助其中佼佼者真正实现阶层的跃迁。因为后工业的经济转型刚刚开启，这些人只要能够取得大学学位，新经济下的工作机会很充沛。

但“80后”“90后”乃至Z世代（1995年至200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则面临完全不同的大环境。里根和撒切尔所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强调小政府，意味着国家收缩了对教育的投入。美国认为教育是对个人未来的投资，需要自己掏钱，学生贷款变成了仅次于房贷最大的贷款池，存量超过1.6万亿美元，在21世纪的前十五年间就翻了三番，也成为压垮很多年轻人——所谓一毕业就负债累累——的沉重负担。而大学毕业并不意味着就能找到好的工作，学历的军备竞赛迫使学生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继续就读研究生，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逐年加码。英国略有不同，学生贷款的偿还按毕业后工资收入固定比例偿还，收入不高，贷款就不用还。听起来比美国更人性化，但对穷苦家庭的孩子而言，在人生起跑阶段就需要举债读书，希尔也自问，自己和父母在同样的情况下是否会选择去作为牛剑备胎的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读书，而不是选择学费便宜得多的社区大学？

大学学费高涨，推动英美左派——无论是英国工党的前领袖科尔宾，还是以参议员桑德斯为代表的美国民主党激进派——提出公立大学免费的建议，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够获得同等的机会，而不必为此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

但显然，他们都没有深入思考后工业时代经济发展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追问，是否后工业经济只有制造业外包到更便宜的国外这一条路径？或者说，后工业时代与制造业能否有机会共存？

英美右派开出的民粹主义药方则直接反对全球化，期望去全球化自动带来制造业的回流。马兆远在《智能制造》对英美民粹主义的剖析颇有见地。他认为，美英之所以出现民粹主义，出现只有高中毕业水平的蓝领工人美国梦碎，症结点是高等教育的游戏规则出了问题。美英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它们的大学都侧重于培养会读书、会考试、会写论文的人，从中学就开始通过各种分流淘汰了动手能力强但晚熟或暂时读书不好的孩子，没有给后者以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其实是人才培养的巨大浪费，也种下了社会失序的定时炸弹。当然，在这一强调会读书的体制中，富人、知识阶层和拥有丰厚社会关系的人——他们之间有着很大的重合度——有更多机会帮助自己的孩子进步，贫寒子弟则更多会属于动手能力强但晚熟或暂时读书不好的一类。

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匹配加剧了后工业转型所带来的扭曲。一方面高等教育制造了大量会读书、会考试、会写论文的高学历毕业生，另一方面高校本身内却无法提供足够多的教职来吸纳人材，华尔街也无法创造更多的岗位，其结果是名校物理学博士去双语学校当老师的现象屡屡出现。高学历人力资源过剩同时，动手能力强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却培养不足，当成熟市场希望再工业化，面临的却是制造能力凋零的困境。

相比之下，德国在向后工业时代转型过程中，制造业的表现要好很多，也不会出现蓝领德国梦破碎的社会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蓝领在德国的定义有所不同）。德国企业在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制造业的流失，因为德国的技术工人仍然具备强劲的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并非劳动力成本低——德国工人的工资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而体现在动手能力、专业技能、专业知识、沟通能力等全方位的竞争力。

德国之所以能有所不同与德国独特的教育体系有很大关系。德国是构建拥抱全阶层且提供全面的“机会的基础设施”的好榜样，而拥有这一基础设施的结果也是德国在众多发达国家中贫富分化的问题没有愈演愈烈。

首先，德国在孩子12岁的时候分流，但并不对非学术轨道（技术工人和工程师轨道）的学生歧视或者污名化，强调学业双轨制，在30岁之后，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与白领相差不多。其次，德国大学并没有特别强调英美大学的排名机制，大学的水平差异不大。第三，技术和学术即使分流了，并非就此泾渭分明，未来还可能有所交叉，非学术轨道的孩子也有深造的机会。

在《智能制造》中，马兆远特别提到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一所围绕重振英国制造的百年学府——学习德国经验推出三年学徒本科学制的案例。学生第一年做学徒、训练技术工人所需要的各种技能；第二年理论学习专业知识；第三年一半时间实习实践，另一半时间并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带回学习课程里讨论。修满三年能获得本科学位，还可以选择继续深造。

如果说投资机会的基础设施是应对后工业转型的抓手的话，马兆远的建议拓宽了思路，仅仅扩招大学教育，让大学教育平民化是不够的，还需要在中学阶段的分流下功夫，为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去污名化，投资更好地职业教育，为制造业未来的升级而不是外包服务。

这一建议对于未来中国制造的转型尤为重要。

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的转型，需要重新定义高级技术工人和工程师。高级技术工人要能够使用复杂的软件，操控精密的设备和仪器，同时善于和人打交道。工程师的要求会更高，应该是会动手的科学家。

这就需要中国的职业教育也好好学习德国的双轨制，消除偏见，打破简单的“分流”壁垒。未来的职业教育需要真正做到基于学校的专业学习与基于企业的实践相结合，在素质教育基础上精专某项技能，教给学生更多工具，而不是把学生变成工具。

不彻底的转型

如果说希尔的自传和《智造中国》就后工业时代转型提出了一系列政策面的思考，《王医生与张医生》则聚焦沈阳铁西区“70后”的两名医生的个人经历，刻画出从大工业制造主导的社会向消费社会、中产社会、房地产主导的经济转型的微观样本 。当然，聚焦“70后”的一代人，尤其是其专业人士中的翘楚，同时把他们置身于一个从工业化向后工业消费经济时代尚未完全转型，贴上东北老工业基地锈带标签的大都市，又能把人与都市的互动描摹清楚。

拿希尔的经历与两位医生的生涯比较，有三点有趣的观察。

首先，和希尔的个人经历类似，衔接工人阶层向专业人士阶层的跃迁，王医生和张医生这一代“70后”的主要途径是教育，尤其是上大学。至少在改革开放初期，基础教育是相对公平的，两位医生与书的作者都毕业于同一所中学，就好像英国的1970年代，地方政府在教育的投入仍然能够支持海外交换生项目，让穷孩子也能够很早就跨文化交流。他们都上了大学，而且都是家族里几代人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在中国1990年代的转型期中拥有了巨大的发展机会。希尔同样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作为“60后”，只比两位医生早半代人。

其次，他们的经历凸现了剧变时代经验社会/熟人社会的解体和中产社会尚未完全建立的转型与断层，恰恰是经验社会与中产社会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运作模式完全不同，其同时存在就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感叹。

职业训练所需要的长时间培训让两位医生成为幸运儿，他们只要努力很快就能成为专业人士中的翘楚（这当然也是供求关系决定的，富裕社会需要更多更好的医生）；另一方面因为转型不彻底，经验社会依然非常重要，他们还没有机会从经验社会之外建立起认识世界的体系。

恰如书中写到，两位医生都成了“不情不愿的荷花式的人物，有的部分出污泥而不染，有的部分染，有的部分想染却染不上”。

这里就凸显了中外转型的区别：希尔的挑战是完成阶层的跃迁，两位医生却需要参与到中产阶层的重新塑造之中，而恰恰因为传统社会的解体不彻底，这种塑造的完成要留待中国的Z世代登场。

第三，同是“60后”“70后”，希尔和两位医生却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希尔是最后一代完成跨越的工人阶层，她哀叹的是如果英美的工人阶层陷入到阶层固化，民粹主义的泛滥会带来巨大的损失。两位医生却是三代人代际跨越的衔接者，仍然相信一代比一代好的发展趋势：“40后”“50后”是在短缺经济中挣扎的一群人，蜗居带来的有辛酸苦辣，却也有一小家人的其乐融融；“70后”“80后”是衔接短缺与富裕经济的一代人，也在短短三十年之间完成了向富裕的跨越，所以他们特别能理解改革开放的来之不易，他们也在两个世界中“如鱼得水”；“90后”“00后”是新生代，不再会有认知体系的天生缺憾，也从不知道什么是匮乏，无论是物质还是资讯的匮乏。

当然，放在Z世代面前的问题是，能否有足够多的知识工作岗位让他们安居乐业，还是需要他们和全社会都去构建对制造业和技术岗位的全新认知？重构认知的前提是不再用聪明和笨，努力和懒惰，来看待知识岗位与技术岗位的分流，同时意识到未来制造岗位需要的知识含金量比传统的蓝领工人要多得多。

《王医生和张医生》还有一层寓意，只有置放在全球化语境中才更容易理解：在去工业化的锈带，无论是美国的中西部，还是英格兰的东北部，如果转型和复兴不成功，能够提供大规模就业岗位的就只剩下大医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