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冯庆艳 刚进入2022年,虚拟人更加火爆起来,越来越多的公司参与其中。2022年1月20日,蓝色光标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披露,蓝色光标作为北京卫视春晚唯一数字虚拟合作伙伴,旗下首个虚拟人苏小妹,将登上大年初一的北京卫视春晚。与青年歌手刘宇共同演绎跨次元舞台。
“2021年,是虚拟数字人在中国的‘破圈’年、应用年。”中国传媒大学大数据挖掘与社会计算中心高级研究员、投资人张丽锦告诉记者。
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所执行所长崔丽丽对记者说,虚拟人被人们接受,她觉得主要还是年青一代的人更为接受。虚拟人本身也脱胎于二次元形象。只不过是因为有了虚拟现实类技术,使得他们的形象能够更接近于真实人类。并且从外形等方面能够契合人们对于某种人设接近完美的认知,满足了人们对于完美偶像或者完美伴侣的想象。
超写实虚拟人成主流
“当前的虚拟数字人从卡通风、次元风,转向了超写实风格为主流。”张丽锦告诉记者。
张丽锦看到,虚拟人最早的萌芽,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林明美。林明美是日本动画《超时空要塞》和《太空堡垒》中的女主角,身份是一名宇宙歌姬,动画大火,林明美也以虚拟歌姬的身份成功出道,日本媒体更在1990年为她率先提出了“虚拟偶像”概念。但限于技术及成本,并没有真正推广开来。
“2007年,初音未来的诞生是真正意义上的虚拟偶像,并且持续运营至今,有了自己的全球粉丝日、演唱会、各种周边产品。”张丽锦说。
张丽锦对记者分析,2021年成为虚拟数字人“破圈”年,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环境、技术、消费习惯的综合作用。
张丽锦认为,从环境方面来看,新冠疫情下的“无接触式”生活、工作,让更广泛的人群、更长时间的开始“线上化生存”,这是虚拟数字人集中、大规模出现的重要推动力。2020、2021年,虚拟数字人VSinger、VTuber、VUP出现了爆发式增长,B站12周年数据显示,过去一年,一共有32412名虚拟主播在B站开播,同比增长40%;相关播放量增加70%;虚拟主播们的直播弹幕互动量涨幅更是直接翻了一倍。
“政策支持也营造了好的环境。”张丽锦告诉记者。2020年以来,关于5G、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的政策纷纷出台及落地,鼓励了一批与数字人相关的软硬件设施建设。
张丽锦进一步解读技术在其中起到的作用称,虚拟数字人的发展的核心动力是技术。从整体发展来看,消费级硬件的出现、虚拟数字人制作的降本增效,是产业进入快车道的基础。其中,VR头显的家用打开消费者市场;而面捕、动捕技术及设备的家用,则打开了创作者市场。
从消费习惯的角度来看,“一个产业要持续发展,离不开市场需求,即消费市场的培育。”张丽锦说。
商业化与伦理问题
张丽锦认为,虚拟数字人是元宇宙的一个“ID入口”,未来每个人进入元宇宙都需要“虚拟分身”,而这种“身份型”虚拟数字人的需求也将是产业的新市场。
张丽锦对记者进一步分析称,相对于真实世界里的“自然世界+人类社会”,元宇宙的基础建设离不开“虚拟数字人”+“虚拟场景”,然后才是基于此产生的社会关系、互动、经济活动等。因此,元宇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未来,而虚拟数字人则是基础,是当下。
“多数情况下,一个行业有没有生命力,要看商业化能力。”张丽锦表示,而当前企业品牌选择虚拟数字人做代言人,则有多重考虑:一是虚拟数字人是“当红炸子鸡”,往往拥有不逊于真人明星的粉丝群体,性价比还可能比真人明星高。二是从代言安全性来看,真人明星屡屡塌房,而虚拟数字人规避了塌房风险,对品牌口碑的安全系数更高。三是企业品牌往往需要科技感、延展性,虚拟数字人在元宇宙概念下,科技概念十足,同时可以进入虚拟世界,如游戏、高科技场景(如太空、火星、月球等)进行创意,增加了品牌代言的形式。
崔丽丽也表示,一般而言,这些光鲜亮丽的技术,特别是与元宇宙这一投资热点相关联的概念最先都会被用于企业宣传场景。这能够使受众对使用虚拟偶像/虚拟人的企业或品牌产生更时尚的积极印象,效果比较直接,立竿见影。
“目前的虚拟人更多的功能体现在其形象、气质和人设方面,与时尚、内容类行业更容易结合。未来虚拟人结合RPA(流程自动化、智能代理等技术),会出现更多以相对比较标准化的实际业务操作为主的数字员工。”崔丽丽告诉记者。
崔丽丽认为,其实虚拟代言人或者虚拟员工,其虚拟形象只是一个符号,更为重要的是承载他们这些表象功能之后的技术,比如人工智能、流程自动化等。某种程度上,虚拟人实际还是有着虚拟人类形象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这种人工智能机器人有时候可能只是算法模型在特定场景的应用,并不一定具有一个具体的具象或者人们叫做具身形象。
不过,崔丽丽也看到虚拟人的另一面,“从伦理上来说,虚拟人毕竟不是真人。”崔丽丽对记者说,在法律意义上他不成为一个能够有行为能力的主体。同时他/她也没有自主意识。正是这种没有自主意识,可能带来能够更大程度上满足受众/消费者的需要。
“也有人说以虚拟人为代表的元宇宙是虚拟奶头乐。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么说。”崔丽丽告诉记者。
崔丽丽进一步分析称,从交易角度,虚拟人带货或者与消费者沟通所产生的纠纷需要有相关主体承担,对于虚拟人服务提供方和真正的虚拟人所有方应该要有明确的界定。
“从更大的伦理范围,虚拟人可能与真人之间产生情感,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日本等国家也出现过一些真人与假想的虚拟人结婚的现象。”崔丽丽表示,这种情况,如果是发生在成年人身上,多数人尚可理解、可接受,但虚拟人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应该值得重视。
崔丽丽建议,在哪些领域、范围内可以使用虚拟人,哪些领域、范围内虚拟人的使用需要符合特定的规则规范,应该极早地开展跟踪研究并出台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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