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日明/文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1年经济数据，全年经济增长增速在全球一枝独秀。但数据中也透露了一些隐忧，消费低迷是其中之一。虽然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7%，但最近5个月社零总额同比增速处在5%以下，12月更是低至1.7%。

近年来关于消费的政策文件不断出台，因为国内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内消费更是重中之重。

但居民消费是一个慢变量。与企业和政府投资不同，家庭消费存在预算的硬约束，没有上涨的财富和收入预期，家庭的持续消费就不会增长。因此，要促进消费，首先要提振居民收入。

按统计口径，居民收入分为工资、财产所得、经营收入和转移收入，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是工薪收入（经营收入大多数情况也是劳动报酬，如农民和自雇者），转移收入主要是老人和贫困人群的收入来源。大多数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比较少。工薪收入为主的家庭特征是“手停口停”，没有就业，就可能吃不上饭，因此就业形势直接影响居民收入。

尽管近年就业总体稳定，但疫情对就业的冲击仍然比较大，尤其是住宿餐饮、旅游这样的行业，疫情不结束，很难彻底好转；同时受政策冲击，统计部门指出，互联网、教育等行业也出现较多离职人员。因此，要保证居民收入的增长，就必须充分重视就业市场，减少政策对市场的冲击，同时保证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给予经济更多的活力，以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居民收入的多寡也取决于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情况。GDP在被创造的过程中，其产生的国民收入在居民、资本、政府三者之间进行初次和再次分配。根据GDP统计中的资金流量表，1992年以来，中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68.1%下降至2008年的55.5%，随后又上升至2019年的60.3%，这表明国民收入又开始向居民部门倾斜，这一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并不低。

但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128元，按14.12亿人，可支配收入总额为49.6万亿，占GDP的43.39%，按住户调查计算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明显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何出现了这种情况？王小鲁、白重恩、张车伟等学者将两者之差归为“灰色收入”、“隐性收入”、“统计外收入”，主要来自高收入群体的财产等收入。这些收入有些是调查时遗漏报告的合法收入，比如财产性收入、经营收入；也有可能是非法收入，比如对相关群体的非正式支付，例如近年反腐案件时有发现上亿规模的贪腐。

我们还要看到，近年尽管劳动报酬占GDP的份额提高了，但劳动者实际到手的工资并没有同比增长，劳动报酬中扣减了五险一金、个税后才是可支配收入，据张车伟、赵文等人的研究，与2008年相比，2018年，劳动报酬总额占GDP比重提高7.6%，但可支配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仅提高2%，因为2018年可支配的劳动报酬占报酬总额的比重较2008年下降了10%。

因此，我们需要在增加就业岗位，提升就业质量，抑制灰色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控制社保实际缴费率的快速增长等多个方面入手，才能切实增加居民收入。当然，这些并非易事。

除了收入扩张以外，消费趋势也会影响市场规模。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食品、衣着的消费支出占比会下降，但发展型消费会扩张，包括交通、文化娱乐、教育、医疗等。以交通为例，收入越高，越会追求长距离的出行，尤其是旅游和商务，居民愿意花更多的钱获取移动性，这既可以通过提高匹配质量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提升生活品质。美国的交通支出是家庭第二大项支出，占总支出的18%（扣除养老金、人身险支出），而中国仅有不到9%。教育自不必说，既是成年人自我人力资本提升的工具，也是培养下一代不可替代的支出，本就应该是消费升级的必要选项。

中国的文化娱乐支出占比低于美国，这些也是悦己型支出。当人们不再担忧温饱后，会越来越追求精神的享受，对于重视格调、身份区隔的中产和小资们来说，美妆、旅游、健身、打卡网红地点、追逐潮流的咖啡馆是彰显个人独特生活的必要方式，他们会在冰箱中冷藏进口矿泉水、不时去米其林星级餐厅犒赏自己，这些是过去挣扎在温饱线的中国人无法理解的，但确实是当下正在发生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这些行业，过去因为供给不足、供给质量差、时机不成熟，迟迟发育不足，现在这些需求正在蓬勃迸发，限制他们发展的最大障碍往往是政策的不确定性。要拉动消费，就必须放松管制、做好政策配套，促进消费的同时，也会创造新的供给和就业机会。如果类似的举措能够覆盖到大多数居民有需求但还无法被满足的领域，畅通内循环的阻力无疑会大大降低。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