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 IC Photo）

李佩珊/文

“帝国主义”和“帝国”已大致退出当代政治的舞台，但对帝国的研究却不是一门“过时”的学问。不论是《星球大战》还是去年热映的《沙丘》，都展现出大众文化对帝国想象与帝国符号长久的痴迷。更重要的是，解剖和洞察帝国的历史并不只关乎过去，驱动帝国兴起、适应、衰败的动力和逻辑，在今天的民族国家内也同样存在。因此，对帝国的理解也有助于人们更好看清今日的危机，并寻找可能的解决之道。

学者郑非打算用三本书的篇幅探明“帝国”这一政治组织的兴亡之理。这一系列的头两部《帝国的技艺》和《帝国的失败》已经面世。郑非在广泛总结学界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具体案例的细致拆解，质疑了一些流传甚广的习见。在郑非看来，帝国从历史舞台中落幕并不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崛起的必然。真实历史的互动机制是复杂和充满偶然的。面对现代性和启蒙带来的挑战，帝国也努力适应并变革自身，试图在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挣得生存的权利与繁荣的机会。这些尝试的成败及其遗产还在塑造和影响着当今的世界。无论知识与社会怎样进步，人类对待自己的过去都理应有更多的好奇与谦卑。

|访谈|

经济观察报：《帝国的技艺》和《帝国的失败》是您“帝国”三部曲的前两部。您为何对“帝国”这个概念如此着迷，并且试图用三部曲来阐述？

郑非：帝国这回事，在现实中已经是一个被抛弃的事物。尽管有的时候，我们仍然会用某某帝国来称呼这个世界上势力范围很大、盟国很多的国家，但是彼此心知肚明，帝国在此处是当形容词用的，用以显示一国国威显赫、影响深远广大。作为政体与国体的“帝国”，却是不复存在了的。

为什么帝国会从这个世界上消逝？这里有两种传统说法：一种认为，“小国之坚，大国之擒”这回事在帝国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是反过来的。现代民族国家由于内部组织严密，享有很高的公民认同感，相对于通常而言广土众民、认同多样、组织较松散的帝国来说，要可靠、有力的多。因此，现代民族国家取代帝国是竞争进化的必然结果。另外一种认为，帝国的解体主要是因为它的边缘地区出现了地方民族主义，而这些地方民族主义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民族解放战争”——灵活坚韧的大卫打倒了庞大臃肿的歌利亚。

这两种观点有共通之处，那就是都认为帝国很“弱”，是前现代和落伍的东西。它主要依赖强制、欺骗与隔离来维系自己的统治，缺乏回应性。在一个大众日渐觉醒的时代里，随着各族群逐渐凝结成政治实体，帝国在内遭到地方民族主义的挑战，在外则难以同一体化的民族国家进行国际竞争，是必然要崩溃的东西。简而言之，这正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那个著名的论断：“帝国与民族内在不相容”。

这两种传统说法都有一定的问题。如果第一种说法是真的，在十九世纪我们就应该看到帝国与现代民族国家两条道路的强烈竞争，然后帝国解体败下阵来。但实际发生的事情并不是这个样子，那个时代的强国无一不以成为帝国为荣。十九世纪晚期法国总理茹费里是这么说的：“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一个民族是否伟大在于它遵循怎样的发展路径……如果只是向外传播文化，却没有实际行动，不参与世界事务，永远站在欧洲，而将对非洲和远东的扩张视作陷阱和危险的举动，如果我们还试图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保证这样的态度会使我们的国家很快走向终结。因为我们不再是一个一流的强国，而会沦为三流甚至四流国家……法国不只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她必须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换句话说，在茹费里看来，现代民族国家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就是“伟大的国家”，即帝国。反过来说，一个现代民族是否能拥有一个帝国，就成为了这个民族的试金石。在当时，参与列强竞争的无一不是帝国——既有英法这样的海洋帝国，也有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这种传统的大陆型帝国。十九世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帝国与民族建设实际上是一体的。

至于第二种说法，有点后事者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味道。过去我们常常把帝国中心-边缘紧张关系产生的原因说成是地方民族主义的兴起。但在很多场景中，与其说地方民族主义是紧张关系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紧张关系的结果。坦率的说，民族很少是天然之物，而多是发明的产物。比起文化、血缘来说，政治冲突在促进人们的民族认同方面要起到更大的作用——相比起帝国中央来说，边缘地方差不多总是比较弱小和组织薄弱的。除非有外部势力强有力的支持，或者是帝国被极大削弱、面临崩溃之际，地方社群的精英很少一开始就寻求自治和独立，而是希望进行改革、获得尊重、分享权力，不管这是出于利弊分析、强弱对比，还是传统与习惯如此。一般来说，是事态的发展逐渐使他们激进化的，是政治冲突本身逐渐划清了社会界限，从而“民族化”了这些地方社群。民族主义往往是帝国内部矛盾的结果，而不是帝国矛盾的原因。

从学问的角度来说，鄙著《帝国的技艺》和《帝国的失败》就是在寻求“帝国消逝”的第三种解释。

经济观察报：我们现代世界的政治理念和实践是否完全排除了帝国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形式的合法性？如果说这是一个事实，那么从您的比较研究来看，这是现代历史逻辑的某种必然，还是混合了许多历史的偶然？

郑非：我不知道帝国是不是被“完全排除了”。

在理论上，现代世界确实是要求一个较匀质化的政治社会，也要求一个对本地人群负责的政府，但这是不是意味着由许多不同的人和地方组织起来的国家天然的就要分裂开呢？你会发现，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上，其实很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是不够自洽的。他们通常都反对帝国，认为帝国是一个民族对另外一些民族的压迫。但如果你问他们现代国家里那些少数族群、边远地方是不是都应该独立出来自建国家，他们大多也会持否定态度。大多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认为，在现代，某个族群要求进行自决的需求应该首先在现有国家的框架下运行。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若干年前，曾经很尖刻的评论道——“20世纪对政治离婚（也就是分离主义）的偏见，和19世纪反对夫妻离婚的偏见一样强烈。”当有着深深敌意的族群团体“不能继续生活在一起”时，他补充道，“他们也只能继续生活在一起。他们别无选择。”

何厚此而薄彼呢？

在历史上，我们确实可以找出许多帝国遭到边缘地方挑战的例子，但是我们同样可以找出相当多相反的例子，可以表现出边缘地方并不反帝国。

比如，一直到1776年独立宣言发布之前，北美大陆会议的口号都是“恢复我们作为英国人的自由”。从当时人们的言论上来看，也没有什么“民族主义”迹象，倒是相反，许多日后的革命者，比如弗兰西斯·霍普金斯和约翰·亚当斯等人，还口口声声宣告自己的爱国之心与英国认同。

又比如，在法帝国去殖民化过程中，其实有相当多的非洲殖民地领导人并不心甘情愿。学者观察到，西非地方的民族主义在1950年之前只有微弱的存在。实际上，当时普遍存在的是“大法兰西的思想和法国共和主义的普世主义理想”。塞内加尔首任总统列奥波尔德·桑戈尔在1955年说道：“我所担心的，就是……我们可能脱离法国。我们必须留在法国，不仅留在法兰西联邦，而且留在法兰西共和国。”科特迪瓦首任总统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在1951年说道：“让我们在这崭新的一页写下一个誓言：将非洲变成法兰西联邦中最美好、最忠诚的领地。”这些非洲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哪里呢？在戴高乐执掌法国政权后不久，戴高乐让法属殖民地举行公投，决定是加入法兰西共同体还是选择独立。除了几内亚外，所有国家都选择了共同体。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同样看不到各民族争先恐后脱离帝国羁绊的情况。

再比如说，过去有人将哈布斯堡帝国称为“各民族的监狱”，但是，捷克人帕拉斯基在1848年致信给德意志联邦法兰克福议会，却说道：“（奥地利帝国）的存在、完整和巩固极其重要，这不仅仅对于我的人民是如此，对于整个欧洲、人类和文明来说都是如此。”“如果奥地利国家这么多年并不存在，我们就必须为了欧洲甚至人类的利益而努力尽可能快地创造它”。20年后在另一处，他又说道，“我们在其他地方不会比在奥地利更好的保存我们的历史-政治实体，我们特定的民族和文化和我们的经济生活……我们没有愿望，也没有政治企图来超越奥地利。”到了一战，帕拉斯基的这个意愿似乎还是很顽固地保留在了捷克社会中。简·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库珀观察到，“1914年奥匈帝国内部不同的‘民族’并没有把战争当作分裂自己的机会”。

如果我们不看后果，而是回到历史进行时中，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我们其实是找不出什么帝国众叛亲离、非要崩溃的迹象的。

为什么帝国不能像一个普通的多民族国家那样就这么维持下去？

我承认随着民主与民族时代的到来，国家面临着某种“收缩化”的压力。帝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事业，就自然而然的更加能感到这种“收缩化”的压力——组成帝国的多元成分之间如果要继续共存下去，如果帝国还想顺利地管理各人群，上下、左右之间就必须建立某种“社会契约”，约定“名份”。而这些“社会契约”却是很难达成的。美国占领菲律宾时的总统是麦金莱，他曾经有过一番这样的言语——“我夜复一夜地走在白宫的地板上，直到午夜，先生们，我毫不羞愧地告诉你们，我跪下来，不止一个晚上，我向全能的上帝祈祷，祈求光明和指引。”很难想象一位古代帝王在获得一块新领土之后会有麦金莱这样的苦恼。

那这种难是不是彻底让帝国无法再作为一种有效统治方式存在呢？却也不一定。因为帝国的消逝，从历史上看，主要不是因为帝国在内部遭到了什么严重的挑战，而是帝国之间的战争瓦解了他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相互摧毁的战争，战后世界的主要意识形态是列宁主义和威尔逊主义，而这两个主义都对帝国和帝国主义持相当批评意见，苏联和美国两个大国的超强实力，都使得二十世纪成为帝国的大退潮期。

换句话说，诸近代帝国的崩溃，从历史上看，主要是外部强加的，而不是由于自己治理不下去了。

对您的问题，我最后的答案恐怕是：不，我不知道帝国的消亡是偶然还是必然。理论与历史实践之间没有对上号，让我无从作答。

经济观察报：不管是传统的领土帝国，还是19世纪的殖民帝国，都在20世纪面临转型问题。从结果上来看，拥抱了“自由帝国主义”的殖民势力最终都无法承担帝国内部的张力而最终解体。就像是最近出版的书《王公之泪》里描述的英印帝国那样，您是否认为“自由帝国主义”不可避免的沦为伪善和自我矛盾？而明确厌弃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解决方案的传统帝国是否也表现出意料之外的韧性？

郑非：根据我的理解，所谓“自由帝国主义”（liberalimperialism）主要指的是十九世纪中晚期的一种政治思潮，当时有些人认为帝国的统治对原住民社会是有益的，因此是欧洲文明国家的使命和责任。他们认为较先进的欧洲文明国家应该将自己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模式输入到较落后的世界中去，这样帝国对于彼此都有好处。无论是约翰·密尔还是托克维尔，都是自由帝国主义的信奉者与鼓吹者。

自由帝国主义有讲得通的地方。譬如马克思虽然痛斥殖民主义的罪恶与野蛮，但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也认为不列颠在印度的征服有着正面的一面。恩格斯也指出，“（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对于文明的进展却是有意义的……拥有文明、工业、秩序并且至少是相对开明的现代资产者，同封建主或者同尚处于野蛮社会状态的掳掠成性的强盗比起来，毕竟略胜一筹”。作为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他们总不会故意说好话吧。

问题在于，自由帝国主义确实像您所说的这样，最后不免于伪善与自我矛盾（虽然起初未必如此）。

我们拿英国和法国来举例好了。

先说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梅特卡夫在《新编剑桥印度史》一书中有一个观察：“英国人所虑及的印度，在相似和差异这两种理念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的张力……英国人对印度的看法从来没有呈现为一个单一而连贯的思路。有时，英国人将印度人视为像自己一样的人……另一些时候，他们又强调他们所确信的印度差异的持久特质。甚至有时候，他们同时让两种看法共存于他们的思考之中。”

这种纠结并不是无因由的。简单来说，对印度人到底和英国人相似/差异到何种程度的认知，实际上关切着印度究竟在帝国内有何未来。如果认为两者相似，那么英国就负有文明教化之责，印度将预期逐渐实现社会进步，同英国实施同样的法律与政治制度，获得“英国性”。如果认为两者有本质差异，那么就只能“汉法治汉，番法治番”，印度就只是一块异域。

梅特卡夫的结论是，在整个英统时期，最强有力影响着英国对印度认知的，仍然是差异思想。在征服早期，英国的行政部门强调过对传统的印度习俗、法律和宗教加以尊重和容忍，也强调跟传统社会精英合作，利用既有的政治结构进行统治。这既是对政治与社会现实的尊重，同时也是“印度只配专制主义统治”认知的结果。到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随着自由主义思想在英国逐渐占据上风，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也决定在印度实施改革，开始着手把印度人变成英国人。比如辉格党历史学家、政治家麦考莱在1835年呼吁对印度文化和社会进行彻底改造，以造就“在品味、观念、道德及思想方面的英国人”。这个就是自由帝国主义的言语咯。但是1857年印度大起义将这一想法一扫而空，在印度的某英国官员在回顾起义缘由时写道：“意图将欧洲政策强加于亚洲民众身上的这种致命错误……将来必须要加以纠正。”另一位在1859年执掌印度事务部的英国官员也说道：“在最慈善的情感的感召下，按照我们的正义与公正的观念，我们陷入的误区是，引入了一个对于民众的习俗和愿望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体制。”他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尽量采用和改进该国现存制度体系中那些可用的及对我们自己有利的东西。”换句话说，英国人觉得是过激的改革引发了叛乱，满怀的是“狗咬吕洞宾”式的委屈，他们决定一切复原。

所以英国人的自由帝国主义不免于伪善。

法国人在法帝国的统治从表面上看，其实要比英国更“自由帝国主义”。比方说在1881年5月5日，法国著名的共和主义政治家甘必达在纪念废除奴隶制（1794年）的宴会上发表演讲，提议为“海外法国”干杯，并说道：“人权宣言没有根据肤色或等级来区分人……正是这给了它以庄严与权威……它并没有说‘法国人和公民的权利’，而是说‘人和公民的权利’。”法国殖民史的研究者史蒂芬·罗伯茨对此的评价是，“自由、平等和博爱弥漫在空气中，这都建立在拿破仑法典和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的正统观念上。法国只把帕比提、达喀尔和因苏拉看成是巴黎的远郊。”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罗伯特·阿尔德里奇也指出：“贯穿整个十九世纪末期的法国殖民政策的概念是‘同化’……这项政策的目的是，……在时机成熟时，将非洲人、亚洲人和岛民变成不同肤色的法国男人和女人。”

法国人不仅这么想，而且还真的部分这么做了。但是法国人到最后，实际上也无法接受同化政策的后果。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有越来越多的法国人觉得帝国是累赘而不是资产，每年从本土吸走大批援助资金而没有回馈，让外人成为法国公民冲击法国社会的稳定，而法属非洲领导人所希望的那种既个人平等又多元文化式的联邦政体与法国既有政治实践的冲突越来越大。弗里德里克·库珀在讨论这段历史时的结论是，“法国人和非洲人一再被夹在他们想要的政治和他们能得到的政治之间”。这种不协调可以说是法帝国破产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说，法国人倒是不那么伪善，但是“自我矛盾”却是它帝国政策的必然结果。

那不搞自由帝国主义的传统帝国是不是更有韧性呢？从历史上说，肯定不是。比方说俄罗斯帝国。我们很难说俄罗斯帝国在推行什么自由主义日程。比如在帝国末期，它在芬兰相当程度上收紧了控制，破坏本地原有的宪法和自治。

芬兰人原本对俄罗斯帝国是很有好感和向心力的，这是因为俄罗斯人吞并芬兰的时候，给予了芬兰人相当大的自治权力。但是随着俄罗斯帝国的打压，越来越多的骚动就出现了，这首先体现在越来越多的芬兰人移民到其他国家去了。接着这体现在恐怖主义举动中。比方说1904年6月9日，一位年轻的政府雇员尤金·绍曼（他的父亲是俄罗斯军队的前将军，也是参议员）在参议员大楼里面刺杀了沙皇的芬兰总督博布里科夫后，举枪自杀，给沙皇留下遗书，说道“这种方法很暴力，但这是唯一的方法。我知道陛下心地善良，意图高尚，所以我恳求陛下去了解一下帝国的真实情况。”

1912年4月，一位芬兰贵族在一封信中表达了他的同胞们普遍持有的一种心态：“除了改变当前所有权力关系的重大欧洲或世界事件，没有什么能拯救我们。”这句话其实是在说，一旦有事，那么芬兰人就会行动起来。芬兰史的研究专家伦纳德·伦丁叹道：“无论俄罗斯化的某些理由一开始看起来多么合理，芬兰的事态发展已经证明这种计算是根本错误的。一个绝大多数人忠诚的民族被疏远了，芬兰民族意识被强化了，一个敌人被不必要地创造出来了。”

实际上，不止是芬兰，俄罗斯帝国在其帝国末期，制造了无数“不必要的敌人”。说老实话，我看不出来这样的帝国有什么韧性可言。

经济观察报：正式的帝国可能已经走入历史的背景，但是帝国的逻辑和动力可能还在当今的政治演化中非正式的存在。对于帝国的研究对澄清和理解当代政治，您能不能提供一些见解？

郑非：帝国在政治上的作用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有些帝国的存在，确实遏制了一些区域中的地缘、族群冲突，但另一方面，一战之后对帝国的批评也是有道理的——帝国是对世界的一个分割，它破坏世界经济的自由流动，它们之间的竞争又带来了极大的战争风险。但是如果我们将眼光从国际关系领域缩回到帝国的内部统治手段这件事上，那么帝国还是对我们可以有所教益的。

帝国的历史经验中有一样，我觉得特别值得注意和学习，那就是凡普世帝国通常都能接受主权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对其由多民族属民构成的属地，通常它们都不强求“皇权下县”和一致管理。在很多时候，帝国的统治手法是讲究“难得糊涂”四个字的。埃德蒙·柏克在总结英帝国统治教训的时候，就说道，一国对其属地的主权，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必定无限，但是从实在上讲，是根据各地环境、历史之不同而有权利边界的，为政者需要自我克制，尊重这一自然形成的边界。

帝国的历史经验中，我认为值得重视的第二项就是成功的帝国通常都能够意识到中心—边缘划分的存在，不以国家一统为当然，意识到中心—边缘应该是某种合作关系，意识到边缘区在心理和政治上都可能需要更多的特殊保护，意味到核心区和边缘区的政治、社会精英在政治等级之外应该建立某种常态的交流渠道，进行政治磋商和人际交往、人事吸纳。

从这两项经验出发，我认为，在异质性较强、规模又大的现代民族国家里，政治精英们也许应该多看看帝国史，以便在这些手法上向那些成功的帝国有所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