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渊塑像 图片源于网络）

【文化的江山】

刘刚/文

汪大渊出生时，马可·波罗已回国，《马可·波罗游记》也已问世。

他怎么也想不到，八百年后，有人会将他与马可·波罗联系到一起，他不知道马可·波罗是谁，也没读过《马可·波罗游记》，但他却被后人称作“东方马可·波罗”。

在马可·波罗来中国前，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盛产瓷与丝的中国，还是个令人向往的传说，而马可·波罗之言，不管真假，都成了大航海时代的预告。

他的名字里有《论语》

还在西方航海家响应马可·波罗的预告之前，汪大渊就行动起来早早下西洋了，比郑和下西洋早了75年，比哥伦布大航海早了162年，比达·伽玛绕过好望角早了167年，还好，他没有被人遗忘，郑和下西洋时，就随身携带了他写的《岛夷志略》。

随郑和七下西洋的马欢，这样评价《岛夷志略》，说他随郑和“历涉诸邦”，所至之处对照《志略》，“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

同样是下西洋，郑和代表国家，有官船200多艘，官军数万，公帑无数，而汪大渊只代表自己，自费出海，靠经商维持航行，所以，有人就说他是”海商“。可他第一次出海时，才19岁，此前，他显然不是海商，此后，他才有可能成为海商，但很难说成为海商是他此行的目的，更何况，真正的海商，通常做转口贸易，不会脱离自己的商业航线去漫游、去探险，而他则更像是为了航海的需要而经商。

他究竟为什么要出海？看来是个谜，在《岛夷志略》自序中，他没有说明出海时自己的身份，只说了一句，“大渊少年尝附舶以浮于海”，就再无别的交代。

我们除了从他的姓名来看，“汪大渊”，跟大海似乎有着宿命之缘，还可以从他字“焕章”——出自《论语·泰伯》“焕乎其有文章”，为他的出海找到思想根源。

孔子身后，留下一声叹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如此感叹，最易打动少年心肠。而元朝，正是个“道不行”的时代，他便响应孔子的号召，真的“浮于海”。

而他成长的那一方水土，虽非沿海一带，却也是个连山通海的所在，在其出生地——南昌市青云谱区施尧村汪家垄，至今尚存一首排工号子《南昌城南掌故多》：“南昌城南掌故多，将军渡口波连波嘿；象湖源上风光好哟嗬，施家尧去划龙舟来嘿；王老丞相来迎接哟嗬，相府千金坐花楼罗嘿。汪家垄住航海客哟嗬，飘洋过海到夷洲罗嘿！”

号子的最后两句，简直就是冲着他唱的，他不就是“汪家垄住航海客”，曾经“飘洋过海到夷洲”吗？他是大海之子——汪大渊，他是《论语》之子——汪焕章，他把两者结合起来——“浮于海”，也许孔子那一声长叹成了他大航海的原始动力，而“大道之行也”才是他大航海的目的，他捡起孔子失落的叹息，像孔子周游列国一样，航海去了。

带着孔子的感叹，他从南昌出发，由赣江南渡，到了泉州。

跟着瓷器出海去

通常，人们很难把南昌跟大航海相联，可汪大渊的出现，使人不得不将它们联系起来问一声：何以大航海时代，由南昌人捷足先登？其究竟有二因缘。

其一，这跟秦汉以来南昌作为造船基地有关。汉武帝时，就有豫章大舡出海；其二，这跟唐宋以来海上陶瓷之路有关。唐宋时，景德镇瓷器已多有出口。至元时，景德镇窑便取代了龙泉窑，作为中国瓷业龙头，而景德镇本土的昌江，也就成了海上陶瓷之路的源流，从昌江入赣江，南昌就成了海通枢纽。

南昌人接过景德镇转口贸易第一棒，或经由长江，往太仓出海，或通过赣江，往广州、泉州出海，唐时多往广州，宋、元改由泉州，明、清又改往广州。

汪大渊到了泉州，想必会有一番望海赋诗、临波兴咏的冲动，但他却未留下片言只字，也许是命运不济，丢失了文字？可惜了他那一片“浮于海”的心意。

我们没有从他笔下看到泉州的样子，但50年前，马可波罗到过那里，后来在游记里描述了泉州的样子，他说“刺桐港”就在那里，印度船至，皆停靠于此，舶来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均由此进口，故“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

马可波罗还特别提到了“蛮子商人”，说刺桐港是“蛮子商人常至之港”，这当然是用了蒙元贬低南人的口吻——“南蛮子”，来称呼南方商人，说他们由此港贩运货物到“蛮子”境内，还将刺桐港与西方最大的亚历山大港做了一番比较，认为刺桐港的舶运量要大得多，如果说从亚历山大港或其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基督教国”，那么“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规模竟然相差百倍，“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

假如马可波罗在泉州相遇了汪大渊，他会怎么说？说是蛮子商人，还是蛮子书生？这说明当时欧洲人同中国海商直接交往不多，多由阿拉伯人做中介，所以，若是阿拉伯人，就不会这么说，与汪大渊大致同时的摩洛哥穆斯林法学者伊本白图泰，在汪大渊出海以后，也来到了中国，并到过泉州，还到过杭州，可以说他完全被中国震撼了。他说，中国地区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区，全境无一寸荒地，沿河两岸，都是花园、村落、田野，一个单身旅客，虽然携带大量财物，行程九个月也尽管放心。

像马可波罗一样，伊本白图泰也谈起杭州，赞不绝口，因为，杭州是他“在中国地域所见到的最大城市”，他说，杭州城里，“每人有自己的花园，有自己的住宅”，“港湾内船艇相接，帆樯蔽天，彩色风帆与绸伞，相映生辉。雕舫画艇，十分精致”。

而泉州的港口，更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港内停有大船约百艘，小船无数，大船以帆计，有十帆、三帆不等，帆以藤篾编织，其状如席，船上，有水手600名，战士400名，甲板四层，内有房舱，分官、商舱，官舱附有厕所，并有门锁，且以木槽种植蔬菜鲜姜，他还发现，中国人交易时用纸币，而将金银熔锭封存起来。

看来，大船多为官营，所以，设有官舱，还有战士随船护航

泉州万货云集，吸引他的有丝和瓷，丝绸极多，价钱便宜，“一件布衣可换绸衣多件”，谈到瓷器，他说“瓷器价格在中国，如陶器在我国一样或更为低廉”。

汪大渊来到泉州时，他不知道自己的前面已经有了一个叫做“马可·波罗”的先驱，也不知道接踵而来的，还会有一位名叫“伊本白图泰”的伊斯兰教的传教士，我们若将这三人以及他们的三本书放到一起来读，就可以读出那一时期的一个世界样式。

这三本书，最重要的一本，是第一本，也就是马可·波罗撰写的那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为何被当时人认为是最不靠谱的一本书，却变成了后人所推崇的最重要的一本？以本人口述，由他人笔录，本来很难经得起历史推敲，但它却在历史的风口上，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向标。

地中海的中国热

中国瓷器，“运销印度，直至马格里布”。“马格里布”，指非洲西北地区，意为“日落之地”，宋人《诸蕃志》称“默伽猎”，分布于阿特拉斯山脉至地中海之间，为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三国总称，有时也包括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部分地区。

因此，瓷器进入欧洲，马格里布是一条重要通道，但不是最重要的，伊本白图泰之所以要特别提起它，或许是由于乡愁，因为，他就是马格里布摩洛哥人。

当时，还有另一通道，比马格里布更为重要，那就是埃及。

伊斯兰化的埃及，大约与宋朝同时，从公元十世纪到十三世纪，兴起了法蒂玛和阿尤布两个王朝，它们作为地中海沿岸东西方贸易枢纽，并在与十字军的对抗中，一度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与之互动的，主要是意大利各城市，不但贸易往来，还有宗教战争。战争造就了阿拉伯人的民族英雄萨拉丁，作为阿尤布王朝的开创者，他不仅顶住了十字军东征，收复圣城耶路撒冷，还用同东方贸易来影响欧洲，诱发了欧洲文艺复兴。

中世纪，欧洲与阿拉伯都是宗教领地，一个基督化，一个伊斯兰化。而东方，则有印度和中国，印度也是个宗教领地，其国家一度也被伊斯兰化，可中国一直就是个世俗化的人文世界，本来希腊也是，但希腊作为一个国家，实体早已消失，其人文主义仅以希腊化方式表现，而不能以国家形态存在，唯独中国人的人文理想能以国家表达。

对于欧洲的人文主义觉醒来说，希腊化与中国化都不可或缺，一个是听从历史理性的召唤，一个是对现实榜样的追求，希腊是历史理性，中国是现实榜样，这两样一起构成了文艺复兴的合力。也可以说，中国是一面镜子，对照这面镜子，欧洲人从文明倒挂中，重新发现了古希腊，原来在欧洲的文化传统里，就有那么个人文主义渊薮。

在马可·波罗出现以前，欧洲人还没有以中国为镜子来认识自己，因为他们还得吃阿拉伯人留下来的东西方贸易的剩饭，还得经由阿拉伯人转运而来的丝绸和瓷器接触中国，而阿尤布王朝则通过与中国贸易，使埃及成为了地中海两岸最繁荣的国家。

三上次男的《陶瓷之路》，对中国古瓷在埃及出土情况言之甚详，因丝绸易腐，很难作为文物遗存，而瓷器就不同了，哪怕是碎片，也具有不朽的文物价值，所以，研究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瓷器很重要，他两次埃及之行，访古瓷六、七十万片，逐片审查，选出其中万余片，除了对它们作分类和测定，同时，还对那时的埃及做了考察。

经考察，他发现，其时开罗市民不但富有，且嗜好珍奇，喜爱中国产品，尤其瓷器，福斯塔特出土中国瓷器，不限于少数民居，在大部分住房中都有发现，可见已普及到了多数家庭，当时开罗的财富与一般居民生活水平，远比我们所想像的要高。

而且，他还发现，一旦出现新类型的中国瓷器，当地人都能把它仿制出来，输入唐三彩，就仿制出埃及三彩；输入白瓷，就仿制出白釉陶器；输入青白瓷，就仿制出青白陶器；输入青瓷，就仿制出青釉陶器，中国陶瓷受到珍视，同时，又烧制大量迎合时尚的仿制品而受人喜爱，可能是因为当时埃及盛行的中国风尚，掀起了中国热的缘故。

阿拉伯人的“中国热”，传递到地中海的那一边，那些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也跟着“热”起来了，萨拉丁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与对岸的威尼斯结盟，同威尼斯一道分享“中国热”带来的东西方贸易红利，那红利培植了马可·波罗的家族生意。

马可·波罗出现，要具备两个条件，光有“中国热”还不够，还要有蒙元势力覆盖，欧洲之与中国，原来隔着个阿拉伯世界，这世界，造成了欧洲与中国的隔阂，尽可能隔断中欧之间往来。到了蒙元时代，蒙古人的势力范围，不仅覆盖了中国天下和阿拉伯世界，还深入到东欧一带，这样，就去除了隔阂，打通了隔断，开放了中欧通道。

可以说，马可·波罗生逢其时，生在了古代中西交通的一个大一统时期——蒙元时期，所以他来中国很顺利，早来有阿拉伯人限制，晚来有奥斯曼帝国制止。

接踵而来的汪大渊、伊本白图泰也都生在了这一时期，他们也都成为了蒙元时代中西交通的天之骄子。那个时代，努力地要把中国推荐到欧洲去，同时，又召唤着欧洲到中国来。据说，忽必烈曾有过一个主意，那就是将中国的瓷器卖到欧洲去，用从欧洲赚的钱组织军队去攻打欧洲，这样的大战略，汉人从没想过，只有蒙古人想得出来。

忽必烈的抱负虽未实现，却推动了一个时代，一船一船瓷器，从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出发，下南洋下西洋，抵达红海岸阿扎布港，经由尼罗河转入地中海。

汪大渊抵达时，形势发生了变化，阿尤布王朝衰落了，北非伊斯兰中心转向马格里布，他有可能到了摩洛哥，那是伊本白图泰的出生地，若能再进一步，由此跨过直布罗陀海峡，他就到达欧洲了，抑或从地中海穿越一下，他就率先进入大西洋了。

可惜，他没有迈出这一步，不光他没有迈出，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也都没有迈出，因为，蒙元帝国的势力范围未及于此，蒙元时代的进取也就到此为止。

三人之中，惟有马可·波罗没有被蒙元时代所局限，他借了蒙元时代的中国之光，启发了一个更加伟大的时代，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几乎同《马可·波罗游记》一同到来，因此，《马可·波罗游记》也可以当作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一部分，被抛砖引玉。

终于在100多年后，引出哥伦布来。据说，哥伦布怀里就揣着那本游记，嚷嚷着“到中国去”，但他并未沿着马可·波罗的路线前进，因奥斯曼帝国阻挡，他决定走出地中海，走向大西洋，于是，从意大利来到了西班牙，同蒙元时代反其道而行了。

欧洲提防青花瓷

这些都是后话，可以暂时放下。还是回到汪大渊这里，再问一声：为何不向欧洲迈开那决定性的一步？这一问，不是问向他那个时代，而是问向他本人，蒙元时代的格局到此为止了，他本人为何也在此裹足不前？这有可能跟青花瓷贸易有关。

我们试看一下《岛夷志略》，100来个篇章，有40多篇记载了瓷器贸易，其中，又有20多篇谈到了青花瓷贸易。对于青花瓷的命名，以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最早出现在《岛夷志略》里，汪大渊称之为“青白花瓷”、“青白花器”，书中写道：在加里纳，今伊朗，贸易之货，用青白花瓷碗，在天堂，指麦加，贸易之货，用青白花器。

当然，也有人认为，汪大渊说的“青白花瓷”，是指青白瓷，而非青花瓷，这样说来，原无不可，但基于两点原因，我们选择了青花瓷一说：其一，汪大渊出行时，青花瓷已经成熟，此前，也不见有人称青白瓷为青白花瓷；其二，若汪大渊未带青花瓷，很可能就迈出那关键的一步了，可为什么带了青花瓷就迈不出那一步呢？因为那时的欧洲人不需要青花瓷，需要的是青瓷、白瓷，所以，去了，也是白跑一趟，还有可能生敌意。

为什么会生敌意？这就跟青花瓷的来历及其所蕴含的意义有关了。

青花瓷，要以白瓷打底，饰以蓝彩，而蓝彩，则以钴料生成。还在古埃及和巴比伦王国时期，蓝彩就已出现。在中国，出现也很早，战国时，可见外罩蓝彩的陶胎珠子，到了唐代，给钴料加上助熔剂，使釉上发出蓝彩，因而产生了蓝釉唐三彩。

除了蓝釉，还要有白瓷，而白瓷之于中国，在东汉墓葬中就有出土，至唐代，便已成熟，以始于北齐兴于隋、唐的邢窑为代表，相对于南方越窑，形成了青、白两种格调——“越青邢白”，陆羽《茶经》，基于品茶，比较它们，称“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认为青瓷更宜于其茶道。

诗人皮日休，就没有陆羽那样偏好，其《茶瓯诗》云“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他以为邢越皆妙，当齐驱，一者“圆似月魂坠”，一者“轻如云魄起”。

唐人重青瓷，亦好白瓷，形成了“南青北白”两大体系，尤其是对于新兴的白瓷，更是推广有加，以至于李肇《国史补》说“天下无贵贱通用之”，不但破了青瓷一统天下的格局，而且远销日本和阿拉伯世界，对于邢瓷品质，阿拉伯商人苏来曼在游记中，称“中国人能用陶土做成用品，里面装了酒，从外面能看到”，其所言者即为透影邢瓷。

唐人魄性大，不经意的就在“类银类雪”的白瓷上，来了几笔蓝花花，这应该就是青花瓷的源头了吧？唐青花遗物，那些白地蓝花残器，有的在扬州出土。看来，那是准备从扬州港出口的货物，阿拉伯世界是它们的去处。

1998年，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所属海域，打捞出阿拉伯沉船黑石号，在出水器物中，就有三件唐代釉下彩青花瓷，据说，它们就出自东都洛阳附近巩县窑。

有人将这三件出水瓷与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青花瓷碎片作了对比，发现纹样相似，而其纹样，在唐代器物中少见，却同一道打捞出来的金盘纹样类似，当为同一批出口器物，黑石号上的发现表明，唐代不仅可以烧造青花瓷，而且已经用于出口了。

中国首批外销瓷，应该是销往阿拉伯地区，先是青瓷，被阿拉伯人青睐，认为有食物侦毒功能，触及有毒食物，会冒汗，会变色，甚至断裂，故有警示效用。

阿拔斯王朝时，为仿青瓷，伊拉克工匠于陶胎涂白色锡釉，伊朗工匠继以钴蓝饰之，这才启发了中国工匠，以白地蓝花的品位，用白瓷饰以钴蓝，开出青花。

但唐代青花还是跟着伊斯兰化的口味走的，中国本色尚未开显。卢浮宫里藏有一件八世纪的伊斯兰蓝花陶器，从表面看，与黑石号出水的唐青花类似，相比之下，仅有质地的差异，一为陶器，一为瓷器，而其精神气质的样式则与伊斯兰风格一致。

宋代青花，开始低调转型，中心产地从北方转往南方，从洛阳转到浙江，龙泉、绍兴两地，已有这一时期的青花瓷残片出土，观其工艺表达，则从釉上青花转入釉下，其纹饰特征亦从伊斯兰化转向中国化，或曰，唐有青花，而两宋未兴，何也？识者多以审美言之，以为宋贵素瓷，不尚绘事，故难免于此，实亦由其中国化未完成所致。

当景德镇窑兴起时，其转型便以两条路线，一条是青瓷与白瓷融合路线，由此产生了青白瓷，不但在工艺技术上，更在审美品位上，完成了南北两大瓷系的综合；另一条是白瓷与蓝彩相加的路线，产生了青花瓷，完成了伊斯兰化与中国化的结合。

青花瓷的完成，要到元、明时期。马可·波罗来中国时，还是元初，青花尚未成熟，所以，被他注目的并非青花，而是白瓷，因为“国朝尚白”，亦称“中国白”。

他在泉州港，触目所及，也是多为白瓷，其游记提到，泉州附近，别有一城，名曰“迪云州”即今德化，德化瓷，以白瓷闻名于世，如其所言，“既多且美”。据说，他还带了一只白瓷罐回到威尼斯，以此来证明他所说的“中国”是真的，对此，我们还是有点存疑，作为商人，他会只带一只瓷罐回去？他可是来追求财富的，顺便才传播一下文化，何以对贸易懒得一提，难道元世祖忽必烈对他另有赏赐？

到了元朝，青花瓷就推广开来，作为文化传播，成了蒙元大一统的一个显著标志——中国白与阿拉伯蓝相结合，而这一结合，正是天主教的欧洲要谨防的。

以“东方”为假想敌的罗马天主教，在文明的冲突中，难免要将蒙元大一统视为整个“东方”——中国式天下与阿拉伯世界在蒙古人的统治下的一次总集合，这恐怕也是汪大渊万里航渡而至，却徘徊于欧洲的地中海门口，过其门而不入的深层原因吧。

要到了16世纪，等到文艺复兴运动完成以后，蒙元时代也早已时过境迁，青花瓷这才源源不断输入欧洲，输入两个世纪以后，青花瓷的青花作为“中国图案”，在18世纪欧洲的洛可可风格中大出风头，遗憾的是，蒙元时代的王大渊看不到了。

作为个体的汪大渊，差一步就到了欧洲，这一步确实有点遗憾。可代表了国体的郑和，差得何止一步？简直连遗憾都谈不上了。但他们都遗憾了吗？没有，连一点感觉都没有。汉唐时期，还有个罗马帝国时不时来招呼一下，留个念想给东方。蒙元时代，却没个对等的国家来互访。

所以，在汪大渊们看来，欧洲不是要非去一趟不可的地方，我们替他遗憾，是因为我们知道后来欧洲的历史有多么重要，他只要往前走一步，就走入意大利文艺复兴了，如果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出现了一位中国人，想想吧，那样的文明该多么美妙！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