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IC Photo）

付如初/文

悄然流行的“穷”叙事

仔细留意社科经管类图书，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边是很多书在教你如何投资、如何致富、如何肯定欲望，积极进取；一边则在关注“穷”，为你分析穷的本质、穷的趋势，教你弃绝欲望，回归生命本身，断舍离，“穷得有品位”。这种阅读上的“贫富两级分化”是不是社会思潮的真实反映，我不得而知，只知道两者有越来越清晰的分野，尤其后者，感觉近几年突然变得流行起来——前者，几乎贯穿改革开放的全程，甚至隔几年就有现象级的畅销书。而相对于变得“富有”的难度，“穷”似乎对普通人来说感受更切近、更直接，或者说，普通人更容易感受到一种可以被命名为相对贫穷的“穷感”，所以，关于“穷”的叙事就会显得更惹眼一些。

与此同时，阶层跨越的可能与奇迹，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一些社会学著作或者励志类图书里。比如近两年大热的图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和《乡下人的悲歌》，尽管说的还是教育改变命运的老话题，但因为左右命运的“穷”展现出来的景观太传奇、太刺眼，而且景观的所在地是美国，这个用“美国梦”和“民主梦”蛊惑了全世界的“自由之地”，所以显得格外刺激人心。让人忍不住想，相比于“美国梦”的实现，原来被美国之“穷”、美国的原教旨主义和美国的种族制度毁灭的人更多。

还比如近些年风靡世界的韩国电影《寄生虫》《燃烧》等，则用东方式的含蓄暴力尖锐呈现了贫富分化与道德伦理、爱情婚姻、未来秩序的正面冲撞，让“贫穷”带来的结构性社会失衡和系统性法律疑难充满警示地一一展现。

在后工业时代的场景中，“为富不仁”和“穷山恶水出刁民”都变幻出了更让人无所适从的面貌，以至于其中更代表着未来社会发展趋势，因而也更值得深入研究的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都变得弱化了许多。

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鲍曼的著作《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则试图阐释这样的观念：工业社会后，穷人逐步成为一个类似于敌人的、用于区分敌我的“异质体”，是被消灭的对象。然而，随着劳动伦理到消费伦理的转变，“新穷人”又在不断产生。“新穷人”不再指简单的失业者，而是一个无力消费或者消费上有缺陷的人，带着消费社会带给他们的无形的恐惧感和耻辱感。

鲍曼回顾欧洲社会如何创造工作伦理，吸引穷人通过工作来消除贫困；回顾福利国家用集体力量帮助个体摆脱不幸，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但如今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中，精简用工和灵活用工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多余劳动力，国家福利也难以接管，同时，对消费自由的需求也让这部分人不愿意被接管，于是“新穷人”成了被消费社会诱惑和创造出来的“废弃物”，一个看上去有充分的选择自由，但其实根本缺乏行使选择权的技能和决心的“选择无能”阶层。

仿佛是为了印证鲍曼的“一语成谶”，一本叫《印度青年狂想曲》的书直接把鲍曼描述的、令人惊心的社会学观察用生动的案例呈现了出来。据这本书的作者、印度记者司妮达·普拉姆调查：每个月大概有100万印度青年需要工作，然而只有100个人能找到工作。尤其对低种姓的年轻人来说，教育提供的机会远远不够，再加上宗教纷争、权力腐败、农村凋敝等等因素，更使得年轻人上升通道极其匮乏，于是他们开始了一系列看上去极其疯狂的“上升”努力。

《印度青年狂想曲》：那些疯狂的“上升”努力

在《印度青年狂想曲》一书中，写到了目前印度青年中的“成功人士”所从事的职业。

其中的互联网标题党创业者，坚信自己正在Facebook上用流量和大数据左右美国人的情绪，他提供“让美国人激动的、害怕的、伤心的、好奇的一切”。他梦想着通过内容工厂领导全人类，甚至火星。

而英语培训机构“美国学院”的负责人则认为自己把持着所有职业的入口，掌握着向上流动的阀门和进入白领世界的钥匙，甚至掌握着让印度成为国际强国的命脉。所以，他成了随时鼓吹英语万能的励志演说家，用325个分支机构向找不到工作的印度青年兜售梦想实现不可或缺的英语。他认为，全印度的整个英语产业，包括培训中心、图书、接线中心培训、GRE/TOEFL，产值有几千亿卢比，自己从中拿到6.5亿卢比的收入只是小钱。

还有一批人做着明星梦。他们住在孟买的贫民窟里，靠债台高筑自费参加各种选秀，但仍然要勇闯宝莱坞，梦想着有朝一日成为阿米尔·汗那样风靡世界的男星。然而，有梦想的地方就有骗局，有追梦者的地方就有骗子。他们越来越发现，靠别人的梦想为生似乎比自己追梦更容易，于是，这些人成了“经纪公司”的负责人。一想到晚近那些备受关注的印度电影《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小萝莉的神猴大叔》《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厕所英雄》等等，背后裹挟着一群青年不切实际的“狂想”，星途梦碎之后就催生出一个以梦想之名行骗的产业，真是让人唏嘘，尽管这肯定不是印度一个国家独有的现象。想一想风靡世界的平民选秀电视节目，似乎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

书中还写到，有的青年做了游走于底层和官场的“疏通者”——印度一直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是印度的腐败政治中老百姓在官员面前的代理人，似乎是缓解社会矛盾的政治掮客。此外，还有大学里的男愤青和女愤青，尤其女愤青，她认为只有绝食、摔断胳膊、躲过炸弹和性威胁，才能被政坛看见，于是她拼命给自己制造机会以求被发现，走上从政之路……

这种种的人间奇观可并非印度青年的狂想，而是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也是他们的身份政治困境映照出来的真实社会的一角。与此相应的，是这些青年口中让人哭笑不得的人生“箴言”：“没有哪个梦想比成为有钱人更值得追求。”“在自己寻求成功的这个世界里，还没人找到成功的法则。”“不靠骗人就赚了钱的人，他一个也没见过。”

作者在后记中冷峻地写道：“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印度年轻人的现实就是这样——不满现状、寡廉鲜耻、难以阻挡。”而有印度的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认为：“人口红利”“奋斗的印度”“社交媒体一代”，关于当代印度的每一句口号、语录和陈词滥调都体现在这本书描绘的可怕又热闹的生活中。

调查数据显示，印度人口超过13亿，其中35岁以下人口8亿，25岁以下人口6亿，整个国家平均年龄29岁。当许多国家被人口老龄化困扰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正在制造自己的“美好时代”。这个“美好时代”是真实的：疫情以前的2019年，在全球经济放缓的时候，印度保持了相当不错的GDP增长；印度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智能手机增量市场，是中国的OPPO和小米激烈争夺的头号海外市场；因IT外包繁荣起来的印度软件业全球领先。种种迹象表明，印度正日益变得富强。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集中了全球三分之一贫困人口、四分之一饥饿人口的“美好时代”，是人口占比近一半的青年人需要解决“3e”问题的“美好时代”——未受教育（uneducated）、待业（unemployed）、无就业能力（unemployable）。

《美好时代的背后》：阳光下的贫民窟

在改名《美好时代的背后》之前，这本书的书名是《地下城》。显然，这个书名对贫民窟的定位并不准确：这个叫做安纳瓦迪的孟买贫民窟并非“地下城”，它在阳光下，和五星级酒店、孟买国际机场同处一个地平线。而且，据书的作者美国记者凯瑟琳·布说：贫民窟的居民，“既不神秘也不可悲。他们绝对不消极，在全国各地欠缺救星的社区，他们往往巧妙地随机应变，去追求二十一世纪崭新的经济机会。”

正是因为作者有这样的感受，贫民窟的居民才以有个性、有尊严的样子站在她的书里，被她给予目光平视的观察和尊重。甚至某些时刻，她还写出了他们身上的诗意。贫民窟的人际关系也被赋予“正常化”的表达——当我们习惯了用阶级感情看待贫富差距，习惯了用阶层对立看待社会矛盾，习惯了自发地把穷人定位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并由此想象他们的生活暗无天日；习惯了如托尔斯泰般，赋予穷人生活贫困而品行高洁、信仰坚贞，甚至把“贫穷”视为道德乡愁的浪漫想象，这本书会极其冷静地告诉你：印度贫民窟有自己常规运转的社会生态系统，穷人面临的最大的法律和伦理难题往往在他们内部。贫富、种姓、宗教、政治的复杂性不能掩盖同阶层嫉妒的伤害，也无法掩盖人性本身的复杂性。而所有这些原因的总和才构成了贫民窟命运的真相。

尽管是调查实录，这本书的写法却是小说式的，有故事主线，有人物性格，有社会切面，也有历史纵深。故事起源于独腿女人法蒂玛被严重烧伤，孟买警方通缉她的邻居，拾荒者、垃圾分类能手阿卜杜勒和他的父亲。由此，关于贫民窟的生活景观和真相开始逐步展开，读者也得以进入每个家庭的内部，每个人物的内心与命运。阿卜杜勒谨慎、本分、勤劳，对自己的生存始终有警觉心，因为他，他的家庭变成了贫民窟里的上等人家，被人嫉妒的对象。独腿女人法蒂玛不满自己老夫少妻的婚姻，所以她总是抹着红嘴唇，妄图吸引所有男人的注意。阿卜杜勒的母亲看不惯她。如果背景不是孟买的贫民窟，好多细节都让人恍惚，以为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村里；如果不是作者提醒这是一部采访纪实，好多描写也总是让人感受到小说的魅力。甚至这本书与土耳其诺贝尔奖获得者帕慕克的长篇小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对照阅读，都不会有任何违和感。

书里重点写到了几个人。管事阿莎是贫民窟里的“疏通者”，这一行很少有女士能够胜任，但她硬是凭着自己的情商、决断和美貌，变成了这个角色。书中有一章的名字叫“底层的逆袭”，讲的就是只受过七年教育的农村姑娘阿莎变成孟买贫民窟管事的过程，她的女儿曼朱也成了贫民窟里唯一的大学生。尽管贫穷从未远离她，但她俨然已是这个卑微世界里的“成功人士”。

比尔·盖茨在给这本书写的推荐中说，它里面有“印度贫民窟生活原汁原味的第一手报道”，但实际上，它的内容早已超越了这一切，甚至是恰恰打破了我们关于贫民窟的既有偏见和成见。因为它在秉笔直书贫民窟奇特景观的猎奇性之外，有很多关于印度贫富差距、城镇化进程、身份政治、腐败和全球经济不平等的真知灼见，而且这一切全都包裹在鲜活的生活和故事以及充满了文学性的语言中。比如书中说：“我们的四周都是玫瑰，我们是夹在其中的那堆屎。”“在西方，以及在印度的精英中间，贪腐这个词全然只有负面意义，会阻挠印度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努力。然而，在一个被贪腐窃取了很多机会的国家，贪腐对穷人而言，反倒是仍未消失的一个真正机会。”在印度，一切就是这么分裂着又整合着。

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爱德华·卢斯娶了个印度老婆，在印度生活了五年，他在《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崛起与发现》一书中说：“每一个到印度的人，都不难发现它浓郁的宗教文化与骇人的贫困景象共存。”然而，他也发现，有很多西方人会对印度抱着浪漫主义的想象，认为这样的印度才超凡脱俗、才能穿透物质主义的虚幻。他们把印度当成大型精神修炼场所，去那里寻找信仰和真实的自我。而印度人自己，也会将贫穷归因于前世犯下的错误，是神的旨意，或者是顺从甘地的指引。甘地认为农村应该是印度社会的主体，农村的生活方式是印度一直应该保持的生活方式。因为甘地在印度人心中近乎于“神”的地位，他至今仍有一大批拥趸，他们拒绝现代化的必经阶段——城镇化，他们对甘地穿着的追随甚至影响了整个印度的纺织业。于是，就有了印度那句广为人知的话：“维持甘地时代的贫困状态让我们代价惨重。”

无论如何，敬神和渎神，就像安于贫困和疯狂追求财富一样，在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奇妙地共存着，就像同一条马路两边共存的五星级酒店和贫民窟。而贫民窟中的种种景象，都更像是一个村庄整体搬进了孟买的一个局促角落。

几年前去过印度的同事告诉我，印度的很多景观都很刺激：他们的母亲河中满是垃圾，但依然有人安之若素在里面洗衣服，甚至练瑜伽；大街上根本没有秩序，红绿灯也被熟视无睹，但奇怪的是很少发生交通事故；五星级酒店和贫民窟就隔着一条马路；同去的驴友在酒店洗澡的时候嘴里进了一点水就腹泻不止，而印度当地人的饮用水甚至比洗澡水还脏；参观任何一个景点都不敢寄存东西，因为出来就会找不到；他们甚至有人被带到假火车站买到了假火车票……这个国家有一种奇怪的混乱，也有一种奇怪的秩序。印度的改革开放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比中国仅仅晚了十几年，但时代的脚步是不等人的，节拍踏准了似乎就不容易错步，而一旦没跟上，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跟全世界对印度好奇一样，印度裔移民作家奈保尔也一直致力于自己祖国的书写，他曾在1962年到1988年的26年间，多次到印度走访，并写下了著名的“印度三部曲”：《印度：受伤的文明》《幽黯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而他1988年曾站在酒店阳台上这样描写孟买的贫民窟达拉维，如今看来，依然振聋发聩，也依然揭示着印度城镇化进程的某些真相，尽管那时候的印度还没有改革开放：

从这里看去，达拉维显得突兀，甚至在孟买都算是多余的：按照人们的说法，它会继续存在，是因为它是选举的票仓，是制造仇恨的温床，许多人可以从那里得到利益。孟买的种种互相冲突的趋势也往那里蔓延，所有新产生的特殊性在那里都变得更加鲜明。但人们还住在那里，遭受这额外的剥削，因为在孟买，只要有了住的地方，你就可以赚钱。

《象群中的蚂蚁》：也是蚁群中的蚂蚁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著名的《穷人》中提到，贫穷的原因就是贫穷，贫穷不是罪过，而是命运。“不幸是一种传染病，不幸的人和穷人应该互相躲避，以免彼此传染，病得更重。”然而，在集中阅读这些关于印度的书时，我经常会忍不住有这样一个疑问：在穷人和穷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印度，在充斥着赤贫阶层的印度，他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种为什么不能点燃？按照马克思的革命设想和很多成功爆发革命国家的经验，穷人团结起来改变命运的力量应该是不可遏制的历史推动力才对。印度为什么没有？或者换句话说，无论宗教、种姓制度、贪腐等等这些如何制约印度穷人的革命冲动，这个阶层改变自己命运的诉求都是异常强大的，不然也不会有青年人的狂想，不会有贫民窟里的命运搏斗。

这当然是大问题，细心的读者能够从拉什迪在《午夜之子》中对印度政治的冷嘲热讽中，能够从奈保尔“印度三部曲”的痛心疾首中，找到一些答案。而另外一本今年广受关注的书《象群中的蚂蚁》，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直接解答一些这样的疑问。

这是一本家族回忆录，来自“不可接触者”家庭。“不可接触者”是印度的四大种姓对“贱民”阶层的称呼。作者主要回忆的是自己的舅舅K.G.萨蒂耶穆提，20世纪70年代受中国革命影响很深的一个游击队的建立者、诗人。作者用大量的采访和来自舅舅本人的自传资料做底，写了舅舅的个人成长、思想蜕变和命运发展，以及整个游击队从建立到失败的全过程。

作为“不可接触者”生活在印度，一如一只蚂蚁生活在大象群中。社会的最底层这样的词都不足以形容他们的卑微，所以可想而知，他们想要“逆袭”，想要产生制度性的“狂想”，承受的蔑视、暴力和打击会何等残酷而坚决，尽管他们也曾从教育、写作、演讲、社会运动、暴力等各个方面做过努力。对印度的革命者来说，似乎有更强大的分裂性力量、破坏性力量和不彻底性在毁灭着他们的热情。

象群中的蚂蚁也是蚁群中的蚂蚁，对蚂蚁来说，饥饿固然让他痛苦，但孤独和羞耻造成的痛苦更甚，于是，一步步地，他们只能接受自己注定失败的命运，而且只能把这一切归诸于神：“人做出他的计划，而神也自有安排。”

提到蚂蚁，总是会让人想到奈保尔的比喻。除了关注自己的祖国印度，奈保尔也关注与欧洲密切相关的非洲。他在书写“充满仇恨、贫穷和不安”的非洲《大河湾》这本书里，曾写到过来自美国的惠特曼神父之死，看到作为拯救者的神父所携带的可贵的知识、人生态度、对非洲的感情、对森林信仰的感情，悉数被无名的非洲凶手毁灭，以至于身首异处，奈保尔痛心疾首。然而，更让他警醒的是，他发现生活仍在继续，非洲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运转，一时间并没有变得更坏或者更好。于是他打了一个关于蚂蚁的比方，让人过目难忘：

如果你看到一队蚂蚁在行军，你会发现有一些蚂蚁掉队或者迷路，蚂蚁大军没有时间等它们，只会继续前进。有时候，掉队的蚂蚁会死掉，即便如此，也不会对行进的队伍产生什么影响。死蚂蚁的遗体会带来些许不安，但这不安最终会被克服，到时死去的蚂蚁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其余蚂蚁照样忙忙碌碌，循规蹈矩。

奈保尔所说的蚂蚁是非洲丛林里的蚂蚁，但又仿佛是全世界的蚂蚁。蚁群的整体命运如何或许是难解的谜团，吸引我们的，或者让我们心有戚戚的，永远是个体蚂蚁的命运。

穷而有梦想，是不是双重悲剧？

无论是《印度青年狂想曲》还是《美好时代的背后》，最让人难忘的是年轻人的梦想、年轻穷人的梦想。如果说，《印度青年狂想曲》中的梦想还带着为一夜暴富而不择手段的“邪恶”气息的话，那《美好时代的背后》中年轻人的梦想，就更接近全世界普通人的梦想：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命运如何，我们都要活下去。因而，显得更为动人和发人深省。

拾荒者阿卜杜勒的梦想是有个完全不懂“皮条客”和“傻X”这些字眼、不在意他身上味道的老婆，最终他们一起到某个地方安家。而因为他是个有梦想的人，他眼里的安纳瓦迪就都有了梦想。他留意到周围的人不时会谈起更美好的生活，“仿佛命运之神是周日会来拜访的某个表亲，仿佛未来将和过去不同。”

他发现，弟弟米尔基的梦想是不与垃圾为伍，而是身穿浆洗的制服去豪华酒店上班；厕所清洁工拉贾·坎伯的梦想是通过学医，找到修复心脏瓣膜的办法，让自己能够把孩子养大；阿莎的梦想是成为安纳瓦迪真正说一不二的管事，进而成为走出这里的第一个中产阶级；阿莎的女儿曼朱的梦想是成为安纳瓦迪第一个大学生，用自己的知识为“过渡学校”做贡献，洗去母亲以色谋权的耻辱；“独腿婆子”的梦想是获得别人的尊重，让别人认为她有魅力；带着妹妹从孤儿院里逃出来的少年苏尼尔的梦想是妹妹不要走丢，自己能够在激烈竞争的拾荒者队伍中捡到更多的垃圾……

然而，事实证明，所有人的梦想都在路上。正如中国作家梁实秋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写的《穷》这篇散文里说的：“和穷挣扎一生，无论胜利或失败，都是惨。”

而《美好时代的背后》的作者，美国记者凯瑟琳，在与印度丈夫共同生活十年、置身贫民窟四年、参考三千多份公共档案之后，似乎想在字里行间体现这样的价值观：时代之所以显得尚有些许“美好”，恰恰是因为，无论多么卑微的生命，都有忘记昨日伤痛的自我修复能力，都有对明天的憧憬，都在今天为靠近自己最好的命运进行着百分百的努力。垃圾堆里也有奋斗者，贫民窟里也有成功野心，卑微者的生存欲望更强烈，是凯瑟琳给这个世界呈上的一个怪味甜点。而与这个比起来，我们曾经为之赞叹不已的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在困境中写下的啤酒馆里的欢乐、垃圾堆里的乐天知命，是多么幸福和养尊处优！这种书写又是多么高贵的贵族思维和多么浪漫的知识分子认知！

在关注这些普通人令人心碎又让人敬重的“奋斗”的同时，凯瑟琳也试图发现与她的英国同行爱德华发现的、国家崛起神话的另外一个维度：印度的崛起不只是因为“不顾诸神”，还因为“不稳定和适应力”。她说：“在印度这个几乎没有可靠建设的国家，长期的不确定性据说有助于催生才思敏捷、富有创造力的解题能手。在穷人中，不稳定无疑培养出创造力。”然而，如果努力总是得不到结果，也会产生无力感，于是一个安纳瓦迪的女孩对她说：“我们尝试了这么多事情，世界却不朝我们的方向转动。”

其实，世界一直在转动。关于印度问题，联合国2014年的报告称：“此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多年轻人，这其中蕴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潜力可能以后再也不会有。我们如何满足这些年轻人的需求和抱负，将决定我们共同的未来。”然而，这个共同未来怎么定义，怎么谋求，显然还没有上好的解决方案。

在书的结尾，凯瑟琳写道：“展现在孟买的事情，也展现在其他地方。在全球资本市场中，期望和不满狭窄地在个人心中滋生，使人对共同的困境感到麻痹。穷人并未团结起来，反而为临时性的微薄收益彼此激烈竞争。在整体社会结构中，这种城市底层民众的争斗仅掀起微弱的涟漪。有钱人的大门偶尔会咯咯作响，却仍未被打破。政客们提拔中产阶级，穷人则干掉彼此。不平等的世界级大都市，在相对的和谐中继续向前迈进。”

（作者为文学博士、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主任，集《大声沉默》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