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北宸/文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乔安娜·弗里曼（JoanneB.Freeman）在Twttiter发布消息，称JonathanSpence于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日辞世，享年85岁。逝者为JonathanD.Spence，是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他的中文名字更为响亮：史景迁。

2018年，史景迁获第4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这个奖项是国际中国研究的最高奖项，旨在推动海外汉学的发展，促进海内外汉学研究的交流。在获奖感言中他说“60多年前我迷上汉学，至今执迷不悟——这也就是我的悟。”史景迁从22岁开始，就专事汉学的研究，终生不渝。

汉学又称中国学，和国内各古代研究学科不同，这门学问的研究主体是外国人，大略是外国人以中国为研究课题的学问统称。圈内俗称汉学为“筐学、根学”，外国人是个筐，做汉学就往里装；中国是条根，强外枝叶繁茂其根在华。

2004年，史景迁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HistoricalAssociation）主席，是该组织成立140年以来仅有的3位汉学家主席之一（另两位是1968年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和1992年魏斐德-FredericEvansWakeman）。

2010年，美国联邦政府授予史景迁“杰斐逊讲席"(JeffersonLecturer美国人文学界最高荣誉)；2017年，史景迁获第11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他的著作影响力非常广泛，他的原版是英文，在欧洲、亚洲的很多国家都有不同译本出现。西方称史景迁为“我们这个时代拥有最广泛读者群的中国历史学者”，他的大量书籍和文章“提升了西方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理解”。

2005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引进了“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这是史景迁汉学著作首次出现在中国大陆，该系列至今出版了《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等共9种。其他国内出版社也有译本，如四川人民出版社。最后出现的广西师大出版社做了一个系列，把在国内已出版的重译，未出的增译，是为“史景迁作品12种”，较之远东出版社，新增译了3种，分别是：《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和《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

整套重译书翻译得很用力，特别是《康熙》尤其彰显文白襄助之功。12种重译本主编郑培凯（史景迁学生）说，史氏原著行文流畅但未觉其华美。但重译本饰华珠涌，在流畅以上更进一重。缺憾突兀也明显，如“朕解释，此系借黄羊跳跃之势，故能一箭双羊。……”（第一章 游）“解释”在清代无此用法或不当此用；文言行文极重音律，不独韵文为然——前后连句的“释”和“势”为同仄音，是大忌。再如“众神啊，保护吾马；神灵啊，保护吾马！”（同上）古文中无“啊”字音及语气词用法（一般用乎哉也，如李白“危乎高哉”关汉卿“天也地也”等），且整体嵌入此类五四译法被学界哂为“非驴非马”。但正是有这些瑕疵，读者才能于沉浸中跳出语境，意识到这是再创作而非康熙本人。这就是瑕不掩瑜了，毕竟汉学根华，折返母国之后，这些对冲基本是在所难免的。

一

最能引人联想的是史景迁的学术谱系，有很玄妙的渊源。

在国际汉学界，史景迁著作的特点是行文晓畅，类似白居易诗的“老妪能解”，所以才能在东西方受众极广影响很大。所有的文化国度中，戏剧都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史景迁的祖国就是“戏曲之乡”英国，他23岁去国赴美，终生在那里工作生活，却没有加入美国籍，就此他说过一句极走心的话“我干嘛要背叛莎士比亚呢？”在著作中，史景迁风格的表述晓畅、场景画面感、写作架构乃至课题方向的错落和关注选择等方面，都有着莎士比亚戏剧的烙印。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是中国很长一段时期内广为提倡的工作美德，史景迁很朴素地践行了这种美德。甫到美国进入耶鲁大学，史景迁师从汉学家芮玛丽（MaryClalaughWright），从事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文献研究，芮氏先生芮沃寿亦身份恰切，是外围汉学家，学问研究通杂古今中外，不但著有《河南龙门石窟佛教研究》，也有一部《巴尔扎克与历史精神》，巴尔扎克和莎士比亚重合之处就是戏剧，在史景迁自承的四个业师中，芮沃寿是其中之一，列入门墙的原因或许就是爱屋及乌。

芮氏夫妇是汉学家费正清的学生，而费氏夫妇又同是汉学家，费正清的夫人即是费慰梅（WilmaDenioCannon），著有《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LiangandLinPartners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Past），而梁林夫妇正是费氏夫妇的中国好友。芮玛丽是史景迁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导师，她和大部分汉学家一样，对中文口语很苦恼，她的口头禅是“一说中文就觉得自己是个瘸子”，可在学术方面却偏大步流星。

1962年2月，史景迁在耶鲁大学的研三中文基础课完结，要进行文献研究，芮玛丽得知他有志于研究清朝初期文献，希望能给房兆楹或杜联喆教授做学生时，帮他闪电般地牵线成功。巧的是，房杜二位教授也是该领域的两位大家，他们是夫妇、是燕京大学同学、是中国人，还都是芮玛丽的朋友。这直接导致了史景迁名字的诞生和史氏第一步学术专著的顺利出炉。

业师房兆楹给史景迁起这个名字，大有讲究。西方汉学家几乎都有中文名字，其规律是：英文名的最后一个单词首字母的对应音作为汉名的姓氏,单词整体则佐参。比如费正清原名JohnKingFairbank，梁思成就把Fair－bank的Fair的主音及过渡音结合，比照汉语音的姓氏，就是“费”（ 而JohnKing和‘正清’是谐音——意义好，形式也浑然天成）。再如汉学家傅汉思，原名HansHermanntFrankel，其妻张充和（合肥四姐妹的四妹）取Frankel中的Fran谐音，取姓“傅”，汉思者思汉也。

史景迁的原名是 JonathanD.Spence，汉姓是“史”——既和S谐音，又包含了治史之志。而中国治史之冠，则无如司马迁，所以名字就是“景迁”，景字的本意之一就是景仰。李欧梵在读过史氏的著作特别是《康熙》后说“连赖文森（JosephR.Levenson,1920—1969）教授生前均称誉他‘拥有天使般的书写能力’。而正是这项非凡的本事，终令其在众多西方中国史家中脱颖而出，奠定了中国史‘叙事转向（narrativeturn）’的典范。而其所致的‘文史合一’的境界，丝毫无愧于其中文命名‘景仰司马迁’的意涵。”

1965年，史景迁在房兆楹的全程指导下，完成历史学博士毕业论文《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并获得波特论文奖，被破格留在耶鲁任教。

房兆楹是史景迁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座师业师，不仅给史景迁施惠于名前，而且还构好于身后。在房兆楹的追悼会上，史景迁认识了日后的妻子金安平（史昵称其为海伦），金安平是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她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历史学家金毓黻的孙女。

其后发生的经意不经意的巧合就极富关联性：1943年，金毓黻与李济、傅斯年发起组织中国史学会，金为创始人之一；2004年，金的孙女婿史景迁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金毓黻1950年在北大编辑《太平天国史料》由开明书店出版，1952年在中科院历史第三所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第三编《太平天国资料》——1995年，史景迁在美国康州西港完成《太平天国》一书的最后写作。

关于史景迁的名字，还有一个中国才子式的说法，姑存一说：是取《水浒传》中八骠和末等将佐在内3个梁山好汉的名字，都有的——史进、段景住和时迁的名字各取一字，以示“历史永向前，景物各依然，时代已变迁”的意思。

二

史景迁的逝去，让我们在追忆的同时，更关注他所在的特殊的学术门类和群体：汉学。中国在整体崛起特别是文化复兴中不但要了解世界，还要了解世界如何看待中国，这些都需要找到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做一下审视。而把目光稍微聚焦在汉学，应该大致不错。

说汉学绕不开的是汉学家，也称中国学家，英文源词为Sinologist和Sino－logue，指国外研究中国的学者。这个名词宽泛且自矜暧昧，族种性很强，如哈佛研究宋史的美籍华裔教授刘子健，我们称其为历史学家，而普林斯顿研究唐史的杜希德（DenisTwitchett,），我们则更多称他为汉学家。这里面细微的区别是，在国学和汉学领域内，刘也可称汉学家，但杜则必须称汉学家。

最早的汉学家应该是明朝的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Ricci），他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同时也是学者。能用纯正的中国文言写作各种文本，英译汉和汉译英都一起做：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译成汉语，把《四书》译成拉丁文，独立著述纯文言的《交友论》，其制作的《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张世界地图。

作为传教士，利玛窦的传教方式有着资深政治家的蕴含：用汉语传播基督教；用自然科学的学问来取悦中国人——这成了200多年天主教耶稣会的范本，被业内称为“利玛窦规矩”。最为成功的是，利玛窦成功地把当时中国的上层人物发展为教徒，如“圣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他们都是万历年进士，徐光启官至内阁次辅，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评价利玛窦“最大的贡献就是文化交融……他是‘中国人里的中国人’……把司铎与学者，天主徒与汉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融入化一而浑然天成。”1999年，美国《生活》杂志将利玛窦列入两千年来 (1000年—1999年)最有影响力的世界百人榜。

最早，汉学家无一不是业余人士，其中传教士占比重、分布广、影响大，居功厥伟。利玛窦之后来华的诸多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绝大多数都是杰出的汉学家，如李明（LouisLeComte）、白晋（JoachimBouvent）、雷孝思（Jean-Bap－tisteRegis）、巴多明（DominiquePar－renin）、冯秉正（Joseph-Franois-Marie-Anne）、宋君荣（AntoineGaubil）、沙如玉（ValentinChalier）、钱德明（Jean-JosephMarie）等，都有不同数量的高质量译著传回法国。不出意外，译著中宋君荣的《诗经》、冯秉正的《通鉴纲目》和钱德明对中国兵法（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的翻译和研究，都列入法国汉学的基本书目。

当时最有意思的事，莫过于法国巴黎也出现了一个以佛雷烈（NicolasFréret）为首的汉学学派，“与在北京很兴旺的传教士学派并存”。法兰西民族性格即为文化崇拜，尤其崇尚古代历史和文化经典，对于东方有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中国，许多学者欣幸向往。有这样的民族习性，法国的汉学家数量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比至19世纪初，法国成为欧洲汉学的中心，且格式化般地奠定了传统汉学的核心基础。

早在1669年，为培养近东翻译人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创立了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即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该院1843年开始汉语教学，使法国成为世界上最早教授汉语的国家。此后闸门大开，汉学译著迸流而下，既有唐代《大唐西域记》、元代的《窦娥冤》、也有明代的《金瓶梅》、清代的《红楼梦》。到了1822年，巴黎亚西亚学会成立，先后由雷慕沙(JeanPierreAbelRémusat)、伯希和（PaulPelliot）担任会长，开启了法国汉学学术传统的递进。其中伯希和做出了“不世出”的贡献，赢得了汉学世界的公认，英国作家彼得·霍普柯克（PeterHopkirk）认为伯氏“不单是法国第一流汉学家，还是所有西方汉学家的祖师爷。”傅斯年曾说：“此君（伯希和）固中国以外全世界治汉学者奉为祭酒者也。”在这里，祭酒的意思即是领袖，也是首席代表。

由于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底蕴丰足加之上层强大的书面性，就中国方面看，进入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叶，很多汉学家的“国学底子”都甚为扎实，文言表述行云流水，比现在中国大学中文教授的文言写作水平强如不知凡几，卓越者如法国伯希和、马伯乐（HenriMaspero）、瑞典高本汉（KlasBernhardJohannesKarlgren）、荷兰人高罗佩（RobertvanGulik）、德国卫礼贤（RichardWilhelm）和美国牟复礼（FrederickW.Mote）等。

近代至今，汉学家不擅中国文言而做古代史研究也是不可想象的，最有影响的汉学家有美国的费正清、龙夫威（Fred.W.Drake）、宇文所安（StephenOwen）、史景迁、顾立雅（HerrleeGlessnerCreel），英国的李约瑟（JosephTerenceMontgomeryNeed－ham），德国的顾彬（WolfgangKubin）等，即是到了今天，史景迁虽然是哑巴汉语，但《曹寅与康熙》的大多数资料，也都来自二者往来奏折撰批的奏折原件。

史景迁的汉学老师很多，除了房兆楹和芮玛丽，杜希德也是。这个学风严谨从不轻易夸学生的老先生，一次在和李欧梵单独见面时谈及史氏，就脱口而出说“那是个天才！”。在中国，史氏的读者大多称其为奇才，以其丰富的想象、绝艳的数据关联、严谨的架构逻辑和行文晓畅，征服了无数学子和出版人，使这个英国中国又美国的人立体而光灿。

史景迁自己也说，他和汉学结缘很奇妙，他出生时，母亲正在读一本有关中国的书。天定也好天不定也好，正是中国的书，让他成了一代汉学祭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