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珊/文

J.K.罗琳的被“取消”运动，已经走向了最荒唐的方向。2021年是“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上映的20周年，庆祝20周年的重聚节目集合了大部分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演员和导演，独独没有邀请整个“哈利·波特”宇宙的缔造者——J.K.罗琳。

这显然是蓄意为之。就在一年前，罗琳在社交网络发表了对 “来月经的人”这种称呼的意见，被视为“跨性别”的反对者被群起攻之。而哈利·波特的饰演者丹尼尔·雷德克里夫和赫敏的饰演者艾玛·沃特森的公开“割席”，无疑彻底点燃了“取消”罗琳的浪潮。

作为全世界最著名的语言和认知心理学家和思想家之一，同时也是“取消”运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史蒂芬·平克（Steve Pinker）认为“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已经成为了一场以“偏见和指责”为“武器”的“文化战争”，而如若要对其进行反抗，“理性”显然是最佳的武器。他于今年9月出版的新书《理性》（Rationality: What It Is ,Why It Seems Scarce , Why It Matters），就试图教导人们重拾“理性”这一思考工具。

“取消文化”和“文化战争”

“取消”（cancel）起于美国近年来的一系列社会文化运动。《纽约时报》的记者乔纳·恩格尔·布罗姆维奇（Jonah Engel Bromwich）将“取消”称为“对某人的全面撤资”。在2014年，人们首次发现在社交网络上打出“取消”某人的标签、进行集合意见所能形成的压力和力量。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取消”成为越来越频繁、连锁的事件，某种愤怒和狂暴的气氛正在形成。

媒体将罗琳首次遭遇“取消”的2019年认为是“取消文化”之年。罗琳的差点被“取消”，是因为她在社交媒体上支持了质疑跨性别政策的学者玛雅·福斯塔特（Maya Forstater）。后者被真正“取消”了。愤怒的网民认为福斯塔特是“恐跨性别人士”，继而她丢了在智库全球发展中心的工作。“取消”真正展现了其现实之力，包括福斯塔特在内的很多公众人物被迫失业或者在公共领域失语。当年年底，奥巴马在一场公开演讲中，警告了“取消文化”的蔓延。“取消文化”的搜索指数直线上升，真正进入到了公共视野之中。

作为一场文化进攻，“取消文化”运动不仅仅在社交媒体上，也在学术界、文化界乃至政治界全面打响。针对“性别、种族”问题的不同意见或表达成为了“取消文化”的标靶。对于“取消文化”的支持者（大部分自称“左翼”）来说，他们将“取消”视为“追责”，认为这是帮助重塑社会正义的重要工具。事实上，“取消文化”运动中被进攻的另一方，从右翼、中翼横扫到了左翼。曾经被保守宗教人士不喜的女性主义者J.K.罗琳，虽然坚持说她完全支持变性人的权利，但对于更为“进步”的左翼而言，罗琳显然不够正义，这让她卷入了漫长的史诗级的“取消”之中：从被网暴到被跟踪、被死亡威胁乃至被她所创造的“哈利·波特”世界除名。

对史蒂芬·平克而言，即使他身为老一代进步主义自由主义派，一直支持民主党、支持黑人和女性学者，也被认为“试图淹没那些遭受了种族和性别歧视人们的声音”而应当被“取消”。面对成为了左派内部冲突的“取消”对象，平克讽刺地将其称为“解放犹太人民阵线”和“解放主义犹太人民阵线”的斗争。显然，他的灵感来自讽刺1970年代的英国左翼政治团体“窝里斗”的喜剧电影《布莱恩的传记》（Monty Python's Life of Brian）。

他的被“取消”遭遇同样是“史诗级”的：2020年7月，550多名平克所在的语言学领域的学者联名签署了一封“举报信”，试图将他从美国语言学会（LSA）的“杰出研究员”名单中“取消”——并不针对他的学术表现，而是因为认为他在社交媒体和大众图书中的言论“歪曲了关于种族、性别问题的事实”，从而“阻碍”了进步进程。这些学者展现出了惊人的耐心，从平克2014年以来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中找到了六条推文，并在他于2011年出版的图书《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找到了两个词语，来证实他对“种族不公正的维护”。所幸，美国语言学会坚持“以知识自由和职业责任为己任”，而不愿“对成员的意见和表达进行控制”，对于平克的“取消”才没有成功。

即使逃过一劫，在平克看来，“取消文化”已经演变成为了一场“文化战争”。“取消文化”的支持者们显然认为这是一场“精英和被压迫者之间的战争”，相信“这种方式能让世界变得更好”。但平克认为，他们不过是试图“寻找到要消灭的怪物”，“以应有尽有的偏见和顽固偏执指责尽可能多的人”。

作为在这场“文化战争”中被进攻的一方，罗琳和平克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选择发起了反击。在平克遭遇了“举报信”之后不久，包括罗琳和平克在内的150多位文化界知名人物共同在《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共同联署了一封反击“取消文化”的公开信，指出“取消文化”所带来的太过常见的“严厉和迅速的报复”终将“损害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事业”，即“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交流”。

平克在今年9月出版的新书《理性：它是什么、为什么看起来稀缺以及为什么重要》无疑是他对于“取消文化”的重要反击。在这本新书中，平克试图向社会传授“理性”，并呼吁理性成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从而从根源上瓦解“取消文化”存在的土壤。

理性和非理性的“取消文化”

为什么在平克看来，理性如此重要？

平克在这本新书中，将理性定义为“利用知识实现目标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知识，是逻辑规则，包括“批判性思维的原则和逻辑、概率及经验推理的规范体系”。在平克看来，依仗这些逻辑规则可以帮助消除阻碍人们实现目标的障碍：“人性中固有的认知错觉，感染某一种族、某一阶层、某一性别、某一性别或某一文明的成员的偏见、偏差、倾向、恐惧症”。

平克承认，虽然完美的理性是“凡人无法实现”的愿望，但依靠逻辑规则的推理，可以帮助我们“以个人不可能的方式集体接近真相”，例如，人们仰仗作为“合理的程序”的科学发明了牛痘疫苗，彻底根除了作为“外在的事实和目标”的天花。

平克试图将他的新书打造成为一部“理性”的实操手册，他用全书近2/3的篇幅，详细地教导读者如何来训练自己掌握“理性”：学习演绎逻辑、归纳逻辑、理性行动理论、科学不确定性和贝叶斯推断以及其他统计学基础知识。作为一名负有盛名的科普作家，平克将这些知识和现实生活及漫画结合起来，用尽全力让其显得有趣并易于接受。

对于已经掌握了“理性”工具的人们而言，这本书显然有些陈词滥调。平克所介绍的这些理性工具对他们而言过于基础。如果他们读过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的《思考，快与慢》，并对行为经济学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显然可以跳过大部分介绍认知谬误和介绍理性选择、决策理论以及博弈论的章节。

平克所预设的读者们，显然是那些尚且不够“理性”的人们。事实上，《理性》确实是一本教科书，大部分内容来自平克在哈佛大学所开设的关于“理性”的课程精粹。可以理解，当平克面对那些他所认为被“取得理性的最大障碍”，即“大学令人窒息的左翼单一文化”（或者说，“取消文化”）所捕获的年轻人，他很难不认为自己需要建立起一种非常浅显而有趣的重塑理性的系统课程，来争取这些年轻人站到“理性”的这一边。

对于那些掌握了理性工具的人们而言，更重要，或者说更让他们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当今西方社会，“非理性”成为了某种更能被拥护的浪潮？在平克看来，正是“非理性”促进了“假新闻”、“阴谋论”、所谓“后真相”言论乃至“取消文化”的甚嚣尘上。

平克反对认为人类天然是“非理性”的说法。他引用进化心理学家们的研究，认为人类通过“语言、群体形成和知识”从而发展出了超越自然的能力，因此，理性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平克指出，人们之所以“非理性”，是因为他们选择如此，特别是在考虑远方而非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时。人们实际上将他们所处的世界分为了两个区域，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远处的世界，对两者分别具有“现实心态”和“神话思维”这两种不同的态度。

日常生活，包括与他人的直接互动、决定生活的规则和规范。在“日常生活”的疆界中，人们相信有一个真实的世界，需要他们进行理性的推理，以对自己的生活承担真实的责任。出于这种“现实心态”，人们做医疗选择时，往往倾向于听从医生的处方和建议；在处理贷款和账单时，人们会仔细地计算数字。理性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非常有帮助。

但在“日常生活”之外的远处世界，并不会对人们的生活直接产生影响，往往是更宏大和遥远的，关乎人们鞭长莫及的未来、过去和宇宙。在这些无法检验的世界，往往被视为“维护或在道德上振奋人心的故事”，用以“构建一个团结群体或部落的社会现实”，平克将之称为“神话思维”。

“这是一种只重视能够证实自己想法的信息的倾向。”平克认为，“非理性”实际上成为了某种“神秘偏见”，是比逻辑更强大的推理方式，因为其产生的“结论必须首先增加政治、宗教或文化部落的权利”。人们不需要用理性寻求真相，只需要为自己的社群赢得辩论。正如在特朗普的支持者社群中，支持者们宁愿相信注射消毒剂可以防治新冠病毒。“特朗普式‘后真相’的厚颜无耻的谎言和阴谋，可以被视为企图为‘神话之地’而不是‘现实之地’所主张的政治话语。”他写道。

平克为这些发生在政治界、新闻界乃至大学中的“非理性”现象忧心忡忡，但显然他对于蔓延在大学中的“取消文化”最为担忧，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他已经将这种“对于任何胆敢质疑性别、种族、文化、遗传、殖民主义、性身份和性取向等教条的学生和教授的严厉惩罚”视为“取得理性的最大障碍”。

被“取消”者的反击

关于“取消文化”起源的重要著作《娇惯的心灵》（[美]格雷格·卢金诺夫、乔纳森·海特/著，田雷、苏心/译，三联书店，2020年7月）中指出，“安全主义”在美国大学校园文化中泛滥正是“取消文化”的源头。大学生们认同他们需要被“保护”，不受到让他们不舒服或者不同意的观点的伤害，因此必须“取消”那些在他们看来观点不够“正确”的讲座乃至教授。大学对这些学生无尽的妥协，让这些自行其是的大学生们在离开校园以后，继续蛮横地将“安全主义”带入并从内部改变了对于美国生活至关重要的机构，例如新闻界和政治界。于是，“取消文化”事实上拥有了实在的权力。本书作者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 (Jonathan Haidt)也参与了哈泼斯公开信签署。

对于美国大学成为“取消文化”大本营的共同忧虑和跃跃欲试的反击，联结起包括平克和海特在内的一大批“取消”运动的重要目标，组成了一个名为“智力暗网”（the Intellectual DarkWeb）的“非正式网络”。包括史蒂芬·平克在内的、主要来自精英学术机构的一些作家和思想家们共同声称，美国激进左翼对于多样性、交叉性和“政治正确性”的迷恋，形成了一种专制的审查文化并且感染了高等教育，压制并“取消”了包括这些人们在内的关于“种族、性别”问题上“不受欢迎”的观点。这对“言论自由”这一美国最宝贵的价值观造成了摧毁式的破坏，并在“撕裂美国社会”。

2020年，包括平克和海特在内的几位“智力暗网”成员试图对“取消文化”进行最终的反击——试图组建一所“作为理性的堡垒”、“不受审查”的大学，从而尝试在根源上打击培育“取消文化”的土壤。平克是这所正在筹备中的奥斯汀大学 (UATX)的创始顾问委员会成员。“ 我们对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普遍存在的不自由主义和审查主义感到震惊。”奥斯汀大学 (UATX)的官方网站上，写着他们建立这所大学的目标是重返“追求真理”这一高等教育的“核心目标”。

不想让推广理性仅仅局限在大学教育中，或许是平克在近日宣布退出奥斯汀大学的原因。正如平克在社交媒体中解释他退出奥斯汀大学的最大原因，是他需要为推广他的新书《理性》及其延展出的BBC纪录片预留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理性》这本他极其看重的新书中，他的野心是让人们认识到“理性”应当是和阅读、写作和算术并列的基本技能。换言之，他试图在“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系统中推进对“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这显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但平克乐观地认为，“精心设计的课程”可以帮助学生在真实的环境中发现和认识认知偏差，“以有利于思维的方式重构问题，并对他们的错误提供即时反馈”，这将“真的可以训练他们在课堂之外避免这些谬误”。作为“理性”实操手册和教科书的《理性》，正是他所试图为教育系统提供的课程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