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程璐洋 作为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唐人虎的工号是第61号。

这是去年公司设置员工编号时，用抽签方式分配的工号，因为这样更有利于打造平等的公司氛围。对一家从国企走出来的公司而言，这样的安排，也代表着全新的阶段。

2005年11月，唐人虎在大唐集团组建了CDM办公室，早期包括他在内，共6名员工。2010年7月，唐人虎正式创立中创碳投，员工人数12人。2021年7月，中创碳投上榜工信部的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员工人数从200人左右，增加到350多人。

走过10年，中创碳投的办公室，却一直扎在北京北二环的歌华大厦922。唐人虎喜欢922这个数字，将中创碳投成立不久时创建的公司内刊取名922，企业文化也叫922文化。巧合的是，2020年中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日期也是9月22号，和这家公司的门牌号一样。

从CDM到CCER

2005年，南京地铁1号线开通观光运营，南京成为中国大陆第六个拥有地铁的城市。那个阶段的中国社会，就像搭乘着一趟飞速向前的地铁。

在那么早的阶段就参与低碳领域，唐人虎解释，只是职业生涯的顺其自然。他把自己本硕博的热能工程专业，称为“研究锅炉烧开水的”。

2005年，唐人虎在大唐集团——原国家电力公司拆分重组后的特大型发电企业集团工作。他在北京香山作为锅炉专家，参与火电机组评标时接到通知，被派去开发CDM新项目。

所谓CDM，即清洁发展机制，指1997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灵活履约机制之一，在2005年正式生效，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议定书提出的四种灵活履约机制之一规定，发达国家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可以获得减排量抵消额转让，获取相应减排权来实现减排目标。

也就是说，在当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企业通过注册CDM项目出售，就能获得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收入。可观的收入让能源企业和咨询公司纷纷入局，中国的碳圈从那时开始形成。

唐人虎组建的大唐集团CDM办公室，注册并签发了国内首个完整闭环的CDM项目，福建漳州六鳌一期风电项目。在高峰期，这些CDM项目每年为大唐电力赚取数亿元的减排收益。

同时，大唐集团CDM办公室的成员，也开始参与中国碳市场一系列标准的制定。唐人虎曾主持完成国家973计划的“碳关税，碳市场相关问题研究”。他作为国家发改委自愿减排（CCER）项目及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审核理事会专家，参与了中国碳市场的顶层设计。

但2009年，哥本哈根协议未达成具备法律效应的协议，意味着2012年后中国的CDM项目产生的减排量将无法出售给发达国家。

2010年，唐人虎和团队决定从大唐集团独立出来，创立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刚成立时，中创碳投以咨询业务为主，另一边寻找其他商业模式。

回忆从国企独立出来的决定，唐人虎承认当时的纠结，但他更愿意提及当时对碳市场及低碳发展的长期判断，减碳是全球性的长期事业。

2011年，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深圳七省市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后来又启动福建碳市场，中国的碳市场从单一的国际CDM项目机制，转变为以碳排放权交易为主、项目抵消机制（CCER项目）为辅的碳市场体系。

随着交易项目的转变，行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于是在2012年，中创碳投成立子公司从事低碳行业的教育培训。中创碳投的定位，也从创立时的“低碳综合服务商”，转向“碳中和综合服务商”。

行业火了

从中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后，碳中和的概念火了，想做碳中和生意的公司蜂拥而至。

唐人虎甚至遇到，有人从上海跑来找他做“碳中和墓地”。除了这种离谱的需求，他也发现，曾在2017年底因为碳市场启动滞后而离开的人，不少都重回碳圈。

资本嗅觉敏锐。业内另一家碳中和公司披露A轮融资后，创始人当天的手机有1000多个未接电话、100多位投资人的好友申请。

行业热度也传导在中创碳投的业务变化上，员工人数从年初到目前增长60%，年内为8个省和数十个城市做了碳达峰规划。

唐人虎作为总经理，2021年出差不断，“谈各种合作的框架、给客户讲课，介绍碳中和相关的事情”，他发现，无论对政府还是企业，减碳都成为必须要做、纳入多个考核维度的事。

面对汹涌的行业浪潮，中创碳投需要加快速度。虽然唐人虎判断，行业目前在创新阶段还没到竞争阶段，但他承认，“我们是压力最大的公司，原来在小圈子里笨鸟先飞，做了十年，上了个大台阶，但现在不能慢慢做了”。在2020年底定发展方向时，他就告诉团队，行业会进来一批有人才、有场景、有资本的大机构，如果不快速发展，那就是死。

中创碳投的思路是从咨询切入，先ToG再ToB，随着客户需求，不断补充需要的模块。业务的逻辑已经建立，“先盘点数据，摸清家底，然后告诉企业下一步应该用什么样的工具，上系统、建立制度”。客户企业也需要分类，一种是碳中和对业务有实际影响的企业，比如排放大户肯定最关心，还有要进国际市场的企业得考虑国际碳中和规定；第二种是业务本身没有太大的直接影响，比如金融机构等，自己没有什么排放，但考虑到品牌和客户要求等方面，也需要了解碳中和。

除了咨询服务和软件外，中创碳投在多个城市与合作伙伴共建“碳工场”，帮助各地管碳的企业和行业伙伴，共同服务客户的多种需求，从政策、管理、技术到资金，都提供帮助。硬件方面，中创碳投申请了碳芯片等专利，尝试在工业互联网场景，作为碳测量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40年后的生意

谈及发展目标，唐人虎多次提到，中创碳投做的是人与环境的连接，就像百度做人与信息的连接、阿里做人与商品的连接、腾讯做人与人的连接一样。他说，当前的碳市场供给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成长，只有不断明确市场边界、厘清标准，市场中各个环节的从业者才有可能找到一方天地。

唐人虎呼吁，实现双碳目标要理性推进，主管部门和责任主体需要尽快明确概念，算清“碳”的几笔账；能源账、经济账、环保账、民生账、安全账。他说，碳市场本身就是政策带来的市场，中国太大了，碳中和是个40年的事情，政策更需要更稳定明晰。比如如何定义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的温室气体范围如何定义？峰值是多少？都需要相关部门尽早明确概念，再进行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有了目标后，才有考核制度，大家才能朝一个目标快速前进。

从业多年，唐人虎认为，之前国际的CDM体系中值得中国借鉴总结的，是那套公开透明的体系。“我们当时做的项目在哪，给的什么报告，什么时候上报，什么风机，带来什么结果，全部在联合国网站上公开”，要想拿钱，过程透明很重要。

除了公开透明的机制，专业概念也需要被更好地理解。

唐人虎说，中国CDM停了后，国内碳市场履约机制设计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现在有机构，把十年前做的项目拿出来，和客户说买了CCER，项目就碳中和了。他举例这种做法的不合理，“我抽了10根烟产生的排放是实在的物理量，不是数据量，你俩10年前不抽烟，但不能抵我排放的量”，他强调，不能把碳市场的抵消、履约机制，和现在的“碳中和”目标混淆。

厘清概念后，还需要更加公平严格地执法，“要不然数字化时代，特别容易产生造假。”唐人虎又举了一个例子，深圳2020年GDP总量超2.7万亿元，34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一吨碳对应GDP大概是7.9万块钱。黑龙江2020年GDP总量超1.3万亿元，2.7亿吨二氧化碳排放，一吨碳对应GDP是4800元。用简单的模型来算深圳减300万吨碳对应GDP是2380多亿元，黑龙江减300万吨碳对应GDP是140亿元。对国家来讲，在哪儿减300万吨都是一样的，如果两地结合考核，用什么创新机制降低减碳成本，划分责任主体等，都需要思考。

这门生意，要在40年的过程中得到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