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丁文婷 “我是从市场到实验室的。”汤新华说。

2002年，在自己三十而立的年纪，汤新华创立了厦门斯坦道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坦道”）。虽是食品工程“科班”出生，他却并不把自己归为一个学院派。

在汤新华眼中，自己与同时期许多创业者最大的不同在于，高校创业者们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是基于技术来开发仪器，而自己则是着眼于需求端。

无论是便携式食品安全检测仪器还是海洋、淡水在线检测仪器，汤新华开发的产品都始终着眼于“有实际需求但却缺少仪器，或是已经有进口仪器但是性价比不高或操作复杂，需要专业人员操作”。这样一种解决问题的思维，这也成为驱动汤新华在近20年的创业生涯中，不断改进和求索的“引擎”。“当年下海创业也是为了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原本在厦门卫生检验部门负责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工作的汤新华发现，受制于检测设备，当时全国一个省一年时间检测的样品数量也就在100个左右。而在2000年初，食品安全的问题在中国比现在要严峻得多。瘦肉精、地沟油、农药残留等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由于技术和条件限制，我们只能做个大致的摸排，暴露出来的食品安全问题犹如冰山一角”。

如何快速、便利的进行食品安全检测成为了汤新华心中的一道坎，发明便携式食品安全检测仪的念头开始萌发。2002年，30岁的汤新华放下“铁饭碗”，怀揣着研发出便携式食品安全检测仪器的梦想，仅带着太太支持的5000元创业基金便投身于食品安全行业。“遇到的困难实在是太多了。”当回想起创业十几年，汤新华感到几乎每天都在遇到和解决困难中度过。因为走在检测仪器研发的前沿，汤新华面临着几乎无人可借鉴的问题。每一项核心技术均为研发团队死磕的结果，一台仪器的开发周期常常需要以5年、10年计，一款粮食重金属电化学分析仪器，汤新华和斯坦道就用了10年的时间。在食品安全检测领域站稳脚跟后，汤新华发现，许多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是水源污染，2012年，他又带领斯坦道迈向环境检测仪器的开发。

如今，斯坦道已经成长为一家生态环境监测行业和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创新型企业，实现超过15个系列的食品安全和环境监测仪器的研发和产业化，应用于生态环境、海洋、水务、农业和粮油等多种行业领域。斯坦道也在2021年被评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从食品安全检测到环境安全监测仪器，不论行业如何转换，汤新华的朋友圈简介始终挂着的一行字——为了让水更清、海更蓝、食品更安全。汤新华将之视作斯坦道十几年来背负着的使命。

从市场到实验室

真正促使汤新华下定决心的是当年一位住在水产品批发市场附近的朋友的经历。他说，自己常在凌晨被刺鼻的化学试剂味道熏醒，那是一种叫做福尔马林的化学防腐剂的味道。夏天，个别渔民在捕鱼后，因为没有船载冰箱，有时会将捕捞上来的鱼放在船舱里，加一些福尔马林，海产品放上一两天也不会变质，还会更鲜亮。

但用福尔马林浸泡过的海鲜味道刺鼻，常常会把人的眼泪熏的流下来。因此，海产品送至农贸市场后，商户在售卖之前会用水将福尔马林冲洗干净。这就造成了整个市场在凌晨弥漫着刺鼻的味道，连附近的住户也能闻到。

汤新华本科专业是食品工程，他非常清楚吃福尔马林泡过的海产品对身体的危害，他说，当年，经过相关部门多年的监管、教育以及渔民装备提升，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

不过，这也让他意识到，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紧迫性。在当时，国内检测主要依靠实验室设备，需要取样后带回实验室进行检测，通用仪器无法自动设定，检测前，需要专业实验人员给设备建立一个标准的方程式。这就使得检验相对来说比较麻烦，对检测人员的需要也非常高，无法实现快速、低成本地现场检测。“如果把实验室的技术做成便携式的小型食品检测仪器，提到到现场去做，可能一个人一天就可以检测100个样品了。”抱着这个想法，汤新华辞去了公职。但5000元的资金甚至很难支撑他找到办公的地方，汤新华有些焦急。

2002年，厦门思明区的开元科技园推出“第一年免租金、第二年租金减半”的先行示范政策，得知消息的汤新华赶忙租下了顶楼的一个小夹层，“这在当时真的太难得了。”汤新华在6层的小夹层里开启了创业之路，创业第一年，只有汤新华一人，他给自己印了三张名片，分别是公司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和销售负责人。从制作检测试剂盒开始，慢慢“磨”。创业到了第三年，斯坦道团队便做出了便携式食品安全检测仪器，实现了20分钟内出结果。但汤新华仍然不满足，他发现，食品重金属问题对人的身体危害巨大，且多年无法排出，但重金属的检测非常麻烦。一个想法在汤新华脑海中浮现：做一款简单好操作的仪器，厂家自己就能在出厂前对每批次产品的重金属进行检验。

十年磨一剑

把粮食重金属检测仪器做到“粮厂门口的保安都能操作使用”，斯坦道花了超过10年时间。

2003年时，斯坦道就开始和厦门大学、福州大学一些老师合作，在高校科研成果的基础上，斯坦道开始了对粮食重金属检验仪的研发工作。摆在汤新华面前最直接的问题是：论文里或是传统的一些方法均无法直接运用在仪器制造中。“因为传统方法需要在非常标准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否则检测结果是不准确的。”汤新华解释，而食品中重金属的含量比铁等微量元素含量小几个数量级，直接检测会面临很大干扰。但如果把检验品处理得很干净，那又会大大增加人员、时间等各类成本。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斯坦道研究团队决定采用电化学方法，创新研制了特异性、灵敏的传感器。

为了实现“在不做复杂的前处理情况下，实现准确快速的检测”，该研究团队从2005年开始研发，直到2015年才实现检测仪器的正式销售。“这其中要抠的难点太多，需要创新的地方也太多了。这也是为什么直到现在，生产大米重金属检测仪器的企业都非常少，即使是在技术上，更为简单一些的水质在线重金属检测仪器，国内生产制造厂家也不过两三家。”汤新华感叹。

两年前，汤新华特意为团队的每人都定制、颁发了一个“十年磨一剑”的纪念品来褒奖这一次创新制造。“大米安全在我心中是十分重要的，”汤新华格外在意的原因是，大米是中国人的主粮，如果从小就吃重金属超标的大米，重金属积累到我们体内基本很难排出。这对人体智力等方面的影响非常大。

汤新华说，国家对土壤重金属污染非常重视，但当前监测成本较高，也很难监测到具体的某个村、某块地是否超标。而通过检测不同来源的大米，则可以较容易就判断种植的土壤是否超标。

大米重金属检测仪问世后，汤新华又察觉到，测稻谷中重金属本质上是“治标”，大米中的重金属来源最主要的还是受污染的灌溉水。“所以我觉得应该先把水管好，自然不会出现大米污染。”

一次去日本的交流对汤新华触动很大，他发现日本现在仍然在用100万元人民币一公顷地的代价在治理上个世纪被重金属污染的耕地。“把受污染的稻田上25公分高的土撇掉，然后换别的地方好的土来，这个代价太大了。”汤新华感到很痛心。

更让他后怕的是，日本现在仍在治理的污染田实际上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造成的。“污染花了20年，治理了50年还没结束。”这对汤新华触动极大，“中国的土地面积比日本大得多，一旦被污染了，要用100年的时间来治理。一条河流一直污染稻田，可能会使得这块地产出的稻米重金属含量在未来几十年内都处于超标状态。“因为生长需要吸收大量的水，水稻扎根通常有接近20公分深。”

“河流污染耕地可能只要一二十年，但却要后面两三代子孙去治理。”这让汤新华动了转型的念头。

从食品安全到海洋生态

心里的种子种下了，但是下定决心转型却没那么容易。摆在眼前的困难让汤新华纠结了三个月。斯坦道对水源检测整个领域都不熟悉，需要从头组建人才团队，而且，2012年时，国内海域大部分水质监测仪器都是从美国进口的，美国在1950年左右就开始进行这方面仪器的研究，“所以当时连我们自己研究团队的人都不相信真能把这个机器做出来”。

是厦门大学化工学院一位“老合作伙伴”的一席话让汤新华动了心。他告诉汤新华，就海洋监测仪器来说，美国产品的商业成本非常高，而且一旦仪器坏了，修也需要好几个月。完全依赖外国产品不是长久之计，国产产品的出现十分有必要。“如果国家未来有需要的话，我们还是要做”。“我当时想，虽然服务领域一个是水质，一个是食品，但是原理是一样的，并不算跨行。虽然有难度，但是厦大在海洋方面也有相应的研究基础，应该能做出来。”汤新华说。

事实向汤新华证明，海上有意想不到的难题。“首先，海上环境非常复杂，哪怕做成不锈钢材质，如果不做任何处理，仪器在海上放两天也会附着许多海瓜子等生物。在海上还需要克服晃动、高盐度和夏天试剂遇高温失效等种种问题。”因此，研发团队时常会一起加班到半夜，最紧张时，汤新华连续几天在办公室沙发上睡着，直到被早上来上班的员工叫醒。

第一套海上检测仪器做了近5年，离客户可接受的商品化水平还有差距。研发团队人员陷入了焦虑。“美国已经做了四五十年了，我们才做了多久？怎么可能一下子赶超人家，所以一定要耐心。哪怕花个8年10年也很正常的。”汤新华鼓励团队成员们，他还时常拉着团队人员们一起喝喝酒，提振士气。

汤新华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转型做海洋的第一年，公司就投入了480多万元的科研经费——这还是之后五年中唯一低于1000万的一年。汤新华说：“我很庆幸公司投资人的支持，这如果在一家大公司，一件事情超过3年还没有做成，整个部门可能早就被砍掉了。董事会很难忍受这么久的。”

2017年，由斯坦道自主开发的海洋检测仪器第一套样机开始试推广。今年，斯坦道销售的海洋和湖泊等在线监测仪器占到了销售收入的80%，其中海洋的市场占有率也较高，而销售价格仅为美国进口产品的三分之一。

对“安全”问题的追问

仪器不只是为了检测，更大的意义在于对问题的溯源和解决。斯坦道的成长、转型历程也是对“安全”这个词不断追问的过程。

迈入海洋监测仪器领域后，汤新华和研发团队又对淡水检测领域产生了思考：传统的检测设备一台只能检测一种指标，需要在湖泊或河流边建一个小房子形状的站房，里面放入多台单项的仪器，而一个站房的建设成本非常高，通常都在1000万元左右。由于位置固定，只能检测基站边的水质，无法确定到湖泊、河流污染物的来源。汤新华决定把海水监测仪器的能力延伸到淡水。

斯坦道研制的一体化微型水质监测站在2017年问世，这种只比家用电冰箱稍大一些的检测仪器可以同时检测9项水质指标。“体积小，可以放在各个入海口、入湖口，这样不仅能检测出水质的情况，还能溯源海洋或湖泊的污染是哪条河流造成的，污染指标是什么。”从价格上来说，一个传统站房1000万的建造价格可以购买20-30台一体化的微型水质监测站。2018年，斯坦道在长江流域布了第100个微型水质自动监测站，在部分水源地、大型湖泊建设流域立体感知体系。

一体化微型水质自动监测站也成为斯坦道在淡水检测领域的主要产品。目前，斯坦道已经几乎不生产单个参数的检测仪器。“但水质重金属检测仪器是个例外。”汤新华说，只有少数河流、湖泊需要用到重金属检测仪器，用量比较小，所以很少企业涉足水质重金属检测仪器生产制造。对斯坦道来说，水质重金属仪器也仅占2021年销售额的5%，但汤新华仍然选择保留了仪器的生产制造，因为重金属污染稻田，会对田地、粮食带来长久的污染。“这台仪器我不指望赚什么钱，有人需要我就以极低的利润卖给他，提前把水管理起来，而不要以后再去治理土壤。”汤新华说。

作为一家环保类企业，斯坦道的生产方向也在十几年来发生着变化。2015年之前，斯坦道90%的销售收入都来源于食品安全的检测仪器，但现在只占20%都不到。“这是因为10年前很多严重的食品问题现在已经得到了解决，所以我们主动慢慢撤出来，转到更需要我们的领域去。”汤新华表示，相比于主动的污染和添加，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更多是由于不够专业或者疏忽造成的，所以斯坦道仍然保留了一部分便携式食品安全检验设备，通过传感器来帮助学校、农贸市场等单位来防范非人为的食品安全问题。“公司每一步转型和产品调整都与社会或者国家的潜在需要相关。”汤新华表示，自己会不断地根据社会需要提前做一些改变，来满足客户需求的升级和变化。

变化同时也意味着需要面对挑战。埋在汤新华心中最大、最长期的困难仍然在于人才。汤新华说：“由于开发周期长，每一台产品的技术可能就要多方面人才投入多年的技术。动辄需要5年、10年才有可能出成果。这太需要坐得住、耐得住寂寞的人。”在汤新华看来，现代社会生活丰富精彩，“让年轻人能够静下心来，从事科研本身就是件充满挑战的事情。”

入选国家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来，除了获得更多政策上和经济上的支持，让汤新华倍感欣慰的地方在于，这份认可可以让更多年轻人对行业和领域有信心，也更能坚持下去。

在汤新华办公室的墙上，悬挂着一副长达数米的《道德经》字幅，“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这是老子在第八十一章述说的人生道理，也是汤新华最喜欢的哲理：一个人做事情的出发点既有内心兴趣又是国家需要，他才可能获得回报，而他为这些需求付出越多，他自己内心的满足感也会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