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江山】

刘刚/文

王安石的宋版《周礼新义》

构造举国体制，不能靠小农经济，靠什么？靠国民经济。

国民经济自然不是小农经济个体相加之和，就像一袋子马铃薯。而国家说到底，也就是那个装满了马铃薯的袋子，但那袋子还不是经济体，还只是政治体，只能把土地与人口以政治的方式，用行政权力结合在一起。

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区别就在这里，传统国家主要是政治体，经济因素比较少；而现代国家，除了是政治体，还必须是经济体，而且经济体占据主导地位。

这就使得政治从权力支配经济，转变成为经济的集中反映。国家利益从对土地与人口的追求，转向市场和贸易，表现为国家本位的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

十一世纪的王安石，早早地来到了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风口上，他除了从思想上返本开新，从周孔之教开出孔孟之道，还想从制度上回归，从秦制回望周制，从周礼开出《周礼新义》，从封建制的土壤里寻找现代性根柢，探索国家转型的契机。

我们看世界近代史，发现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封建制路径，一条是城市化路径，由此看来，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较之后来唐宋元明清，离现代化更近，也就是说，周制比秦制更有现代性，这也是中国变法总要复古的原因。

复古，孔子起了个话头，叫做“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吾从周”。复古，为什么要“从周”？说来话长，长到华夏文明国家起源的源头。

东西方历史道路，自新石器文化以后就开始分化了，从人类大同的新石器文化中走出来。以西亚两河流域为中心的西方，率先走向青铜文化；而以东亚两河流域为中心的东方，则从新石器文化中发展出一种高级的审美形态——玉文化。

当西方青铜文化在欧亚大陆上追求世界体系之时，东方玉文化与之融合，完成了这个世界体系，从而以王朝中国的方式，加入以青铜文化为代表的文明古国系列，当之前三大文明古国相继衰亡时，经由玉文化改良的王朝中国便兴起为第四大文明古国。

西周周公制礼作乐，金声玉振，不仅在礼乐文明上完成了金玉良缘——青铜文化与玉文化的融合，而且在制度安排上，实现了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的结合，以封邦建国的天下观为标志，成为文明古国世界体系的改良者和集大成者，使古代进入古典。

那是一个元典时代，古代文明结集于此，形成诗、书、礼、乐、易等政教样式，被后世儒家奉为经典，还在三千年前，就有着如此完备的封建制的文明体系。放眼世界，这样的文明古国，难觅其二。而欧洲诸国之于封建制，则不但要晚得多，而且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等城市文明被摧毁后，以文明倒挂的方式进入的，所以，欧洲封建制文明较之西周政教要简陋得多，但城市文明的因素却残留着伺机突破。

在封建制里，中国以天朝自居，居于文明的安乐窝，即便到了历史的转折时期，也只是在同一个文明体内进行改制，从周制改为秦制，以之缓解文明的危机。但周制，依然是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结合的国体，秦制则是在此国体上产生的一个新的政权样式，国体未变，仍从周。政体更新，分封改为中央集权，诸侯国变作郡县，秦制对于国体的承诺，便是一个更大的文明安乐窝，那就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国。

这个样子有如玉文化之于新石器，乃新石器延伸，是对新石器文化的一个审美的肯定，秦制之于周制，当亦如此，也是对周制的延伸，乃集权的大一统延伸。

因此，中国历史进程中就有了一惯例，一旦作为政体的秦制出了问题，通常也就回到作为国体的周制去找解决方案，《周礼》作为周制的代表，也就成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教科书，王莽变法如此，王安石变法亦如此，康有为变法也还是这路子。

历史上，汉承秦制，为救秦偏，遂纳秦于周，使之合一，而有周秦之制。故其治术，亦以霸王道杂之，霸道为秦制，乃国之用也，王道为周制，乃国之体也。

汉之末，当秦制用尽，王莽返本周制，以古文经立新学，以变法开新朝，其业虽败，其国亦亡，然其势未衰，绵延至唐初，均田制、府兵制、六部制皆出《周礼》古意。至唐末五代，其势用尽，以藩镇割据、五代十国，再现春秋战国故事。宋初返秦，集权更甚，尤于财与兵两面不敢放权，其时，定都开封，较之关、洛，唯一优势，即以运河为纽带，能更加集中财权与兵权。然，以秦制集权，其弊又现，以至于国富而积贫，兵多反积弱，故王安石变法，其欲改秦制集权方式，重启《周礼》，确立宋版《周礼新义》。

秦制之于经济活动本身并不参与，其作用于经济，表现为权力的支配，即通过支配人口和土地，征税，征兵，征徭役，来满足国家权力意志驱使官僚机器。

西方人的国家观念里有个利维坦，中国也有，叫做“饕餮”，它在秦制里，欲壑难填，天下通吃，吃到撑死，表现了官僚机器特征，其本性即是国家本质的反映。为苟延其性命，必戒其暴食暴饮，此之于民，即所谓“仁政”，司马光之流，于此立论。而王安石则不然，他不要饕餮节食之仁，而是要改变国家的饕餮本性，使通吃天下的吃货，向着“天下为公”的大锅饭转型，为“民以食为天”立个举国体制的大鼎。

国家向来不是生产力，可他却偏要使国家成为第一生产力，国家本来也不提供生产方式，像个装着许多马铃薯也就是人头税的大袋子，可他却偏要赋予小农经济和小商品经济一个大流通和大市场的国家样式——国民经济，使国家转变为经济活动主体。

他没有发现那只看不见的手

这一转型，按照葛金芳《两宋经济结构变迁与海上丝路勃兴》一文的说法，是在“近世农商社会”中出现的，他说，汉唐时期，属于古代农业社会，呈现着“茅舍炊烟，春耕秋收，一派田园风光”的文明样式。他指出，在古代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之间，还有一种过渡形态，那就是“近世农商社会”，这个过渡阶段很长，起始于宋，迄于20世纪，长达千年，期间仍以农业为主，但在工商业蓬勃兴起的驱动下，提速了城市化。

如此划分，可以为宋代国家转型提供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坐标，但宋代提速太快了，城市化一上来就是高峰，文明的样式，很快就从田园风光转向了《清明上河图》那样的城市景观，一下子就达到了“增长的极限”——“近世农商社会”的顶点。

可宋以后，城市化便跌落了。自元、明、清三朝至近现代，都不过是城市化的重启与恢复而已。向着“现代工业社会”迈进，算起来也是近百余年来的事，当“世界工厂”出现于中国时，我们才可以说“现代工业社会”已大体建成，或正在建成。

关于这一点，葛文之中，亦有言及，他说：晚唐以降，特别是入宋以后，工商业文明的快速成长，是否导致宋代经济结构发生了部分质变？其答案是肯定的。他认为，汉、唐以来，单一农业经济已逐步转型，转为农工商并重，其过程甚长，若谓以长三角为中心的江南经济区，从北宋中叶以后，就先一步呈现出农商并重的结构性特征，那么直至清末民初，中国沿海地区才转向以机器生产和市场主导为特征的现代工商业文明加速前进，直至20世纪后半叶，中国才从整体上进入现代工商社会。

也就是说，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王安石就是“起了个大早”的代表，他早就进入现代化之域，却未得其门而入，何也？是因为他背负的国体太大，当他领着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长途跋涉，来到现代化门口，那时，现代化初启，口径太小，帝国难以进入，这就有如耶稣说的“富人想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使帝国进入现代化国家，亦如斯言。

王安石之后，过了两三百年，欧洲国家也经由封建化和城市化两路，来到了现代化转型的门口，幸运的是，无论领主国家，还是城市国家，它们都很小，小到正好可以穿入那个现代化的“针孔”，“小的是美好的”，原本为企业立言，也对国家来说。

中世纪后期，西方社会出现了新兴城市，那些城市，看起来很小，看上去也不雅，看不到我们在《清明上河图》里所见的繁荣景观，感受不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财富效应，但它们却有个显著特征，那就是自治性，自有其独立的法权和治权。

而“独立自主”的小，却是中国城市没有的，非“独立”，难成其小，非“自主”，难尽其微，故以小为美，惟微可贵，惟小惟微，方能握国家现代化缘起的机会。

退一步来看王安石变法，也是如此。他在滨海小城搞变法，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很明显，朝野上下均交口称赞，那时，他可以“独立自主”，所以他能成功，但鄞县小城，却没有“独立的法权和治权”，变法因他而起，他一走也就结束了。

而那东京汴梁，却是个小商品经济的美丽泡沫无限膨胀的躯体，胀到破灭为止。破灭前，那些泡沫们都以“兼济天下”自诩，而王安石就得带着它们转型去。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辩论，就表明，他的变法，不会戳破那些被宋朝“仁政”催生的泡沫，那些有如《清明上河图》一般讲究文化消费品位的民生主义泡沫。

好一句“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就是他对泡沫的承诺，一加赋，泡沫就破了。这一点，他知道，司马光也知道，天下人都知道。可不加赋，还能变出什么“法”来？其中的奥妙，除了他知道，只有天知道，谁要他起得那么早！他必须忍受先知的煎熬。

他要做一个更大的局，把宋代所有的“仁政泡沫”都装进去。他认为，这个局，只能由国家来做，而不能从民间兴起，自发形成，那时，他还不知道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谁让他比英国的亚当·斯密早生了七百多年呢！

或问，他是那么深刻的一位思想家，难道他就看不到这一点？此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也，若非有工业革命和全球化贸易，那“看不见的手”就难以开显。也就是说，在小农和小商品经济的格局里，有行政权力就可以操作，所以，不存在“看不见的手”的问题，而是强调与政权相关的“天命”，只有在行政权力管不到的地方，那里的经济不但正常进行，而且发展得更好，才会产生“看不见的手”的问题。

产生这样的问题，要有两个思想前提，一要承认“经济先于政治”，二要相信“市场大于国家”，这两个前提，在宋代都有萌芽，国都的选择，就是经济优先，而非政治挂帅。还有《市舶法》的出现，也将海外贸易从朝贡体系中划分出来。还其市场经济地位，这里面似乎包含了“市场大于国家”的意识，《市舶法》是以国家方式参与国际贸易。

除了思想前提，还要有现实条件，一要有大航海建立全球化大市场，二要有工业革命推动经济增长。王安石太早，还不具备这两个条件，要到了亚当·斯密时，这两个条件才成熟，那只“看不见的手”才会伸出来，伸入人的思想，成为一个问题。

《市舶法》成于王安石变法时期，它比英国最早的航海法早了300来年，比英国《航海条例》——《扩大商船队和奖励英国航海条例》，早了500多年。但《市舶法》还是缺了一样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海权意识，它只是针对国际贸易的国家内部管理问题，不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对抗与竞争。而英国航海法则不然，其第一部，是冲着英、法战争去的，而《航海条例》，则是要与荷兰争夺海上霸权。这就使我们联想起唐、宋时期中国大航海，何以阿拉伯帝国与唐、宋两帝国海通了好几百年，却未有过一次像欧洲人那样的海战，以至于两大帝国之间，竟然和平得不知何谓“海权”？

西方文明为了争夺海权，从地中海打到大西洋，又从大西洋打到印度洋，从印度洋打到太平洋。打到哪里，海权就出现在哪里，哪里就变成了它的殖民地。

然而，在欧船驶入东印度洋之前，东方海域曾有过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两汉之于贵霜帝国，唐、宋之于阿拉伯帝国，陆行虽有冲突，绕不开国家主权，海通却畅行无阻，未受制于海权，那是一个从不打着“自由航行”旗号的真正的自由航海时代。

一旦“自由航行”的号角，从西方吹到东方，东方固有的自由航行就结束了。叫嚷自由，是因为垄断来临，而率先这样叫的人，便是荷兰人格劳秀斯，他在《论海洋自由》中发出了第一声呐喊，他是冲着葡萄牙人喊的，因为，葡萄牙人最早从大西洋来到印度洋，又从印度洋到了太平洋，其欲以国家主权姿态，君临印度洋，垄断中国海。

而王安石变法时，主权国家还未出现，人类拥有“海洋权利”作为天赋人权一部分而自明，所以，《市舶法》里没有“海权”。同一时期，欧洲城市国家，如威尼斯、米兰、弗洛伦萨等，也没有标榜“海权”，它们没有直通中国的航道，只能通过阿拉伯人与中国相关联，也有了现代性的表现，现代化的第一把火——文艺复兴，就由它们点燃。

那时，中国“四大发明”已传入欧洲，其中，造纸术和印刷术，为文艺复兴提供了技术支持和物质基础，指南针为大航海指引方向，而火药则催化了城市国家。当城市国家从南欧发展到北欧、从地中海沿岸沿着大西洋海岸伸展时，真可谓“船小好掉头”，它们一转身，欧洲便开启国家现代化转型，借了“四大发明”的东风，居然转型成功。

它们都是些小城市，大一点的在南欧，如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等，人口也就在十万上下，还没有景德镇大，而当时伦敦人口才3万左右，不但狭小，而且肮脏，可就这么个不起眼的窝窝头城市，却在向国家现代化的转型中，拔了个头筹。

如今属于意大利的那几座城市，自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就裹足不前了，停留在重商主义里。再往前走，走出重商主义的，便是那个小不点的英国城市伦敦，从大宪章到君主立宪，从光荣革命到工业革命，从老欧洲到新大陆，终于走到了自由主义。

正是在自由主义的光芒里，亚当·斯密发现了那只“看不见的手”，正如牛顿在物理学背后发现了“第一推动者”，这是英国人贡献给世界的两个伟大思想。

他变法真的失败了吗

国家现代化转型，以“海权”推动，由海权国家率先完成。可王安石只是个观海者，并非下海人，他出使过辽国，却未出使过海洋，也谈不上有什么“海权”思想，但他却有着深邃的海洋目光，从海洋，他看到了增长，看到了比大运河还要大的市场。

可没有“海权”，如何能抓住海洋？抓住海通大市场？对此，如果硬要他给出一个“国家应答”，那么除了沿用朝贡体系，他还能怎么回应？朝贡体系有它的好处，那就是能维持和平，但以“朝贡”为名义的海通贸易，较之以“海权”为主导的海上贸易，显然多了一条中世纪尾大不掉的龙尾巴，拖着这样一条龙尾，怎能实现“国家现代化”？而王安石就带着这条龙尾巴去搞“国家现代化”，当然被拖累了。

作为一个国家，宋朝失败了，败给了一轮又一轮东亚游牧风暴。当时，唯有地中海一隅，未遭遇东亚游牧风暴袭击，还在分享东西方大航海的红利，因而有了《马可波罗游记》——“到中国去”，催化了文艺复兴的生机。

王安石虽然受挫了，但他作为使帝国现代化的改革家，他是第一人，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人，不但阿拉伯帝国没出现他那样的改革家，拜占庭帝国也没有。就此而言，他是一千年来对世界历史有影响的独一位中国政治家，为什么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罗斯福新政都提到了他？就因为他是使帝国现代化的第一人。

然其政术，亦有利弊，有得失，当时人言之已甚，究其弊者，或曰，政由人出，祸因政起，给他扣了个亡国的帽子，说他罪大恶极，不但奸雄，而且奸圣。

南宋陈渊，在《十二月上殿札子》中就这样说过，“自王氏之学达于天下，其徒尊之与孔子等”，这便是奸圣了。而其奸圣手段，则是“动之以卓诡之行，而矜之以华丽之文”，这就有如“以锦绣蒙覆陷阱”，引人“悦而从之”，结果是“鲜不坠者”，更何况“行之以六十余年”，不光宋神宗被他带到坑里去了，就连整个天下都被他坑了。

然心学一脉，从南宋陆九渊到近人贺麟，对其新政虽不尽苟同，对其道德文章——新学，却赞不绝口。贺麟在《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一文中指出，儒家看政治家，不外两种类型，一为伊周型，一为萧曹型，前者要求理想主义的目标，后者采取现实主义的标准，宋人的理想，都是奔着前者去的，而王安石，是其中最杰出、最完美的代表。还说，他在诗文方面，”皆卓然自成为大家”；在人格上，陆象山称其"洁白之操，寒于冰霜"；他的生平志事，陆象山称其"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

所以，贺麟说他“实在具备了种种条件，使他成为三代以下，伊周型的政治家中最伟大的虽说是一个失败的代表”，不是有宋一代，而是“三代以下”，也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家。但话锋一转，又说他是“一个失败的代表”，他真的“失败”了吗？

这要看怎么说了，生前他是一个成功者，没有人比他更成功。

司马光废其新政，不过党争而已，难言其败，况且他本人并未投入党争，反倒是他的那些学生，如吕惠卿、蔡京等，又起来将司马光推翻的给恢复了。

他死后，骂他之声不绝，但那是将国家失败的坏账死账，都算到了他头上。国家失败这笔帐，为什么一定要算到他头上？难道一次变法，就搞垮了一个国家？这样算来，还真是小看了东亚游牧风暴的能量，放眼看世界，那时有哪一国能抵挡？

若非他在东亚游牧风暴的风口上启动“国家现代化转型”，以举国体制来应战游牧风暴的冲击，有宋一代，如何能克了辽、金？可辽、金之后，还有蒙元，大宋帝国，再而衰，三而竭，终于被游牧风暴席卷，由此看来，天地之势，非人力所能扭转。

有趣的是，19世纪中叶，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在其《中华帝国纪行》一书中，除了指出“王安石的文章和激烈言论和我们这个时代报纸上、参议院里的宣传很类似”之外，还提到了王安石对成吉思汗的影响，说追随王安石的改革派遭迫害时，逃往鞑靼沙漠，“把不安的精神和骚动的性格传递给蒙古部落”，“狂热的革命情绪嫁接到这些强悍部落身上”，成就了一代天骄的世界征途，如此看法，显然证据不足，但亦不乏可观处。

王安石本人，因之而有了“现代性”，对其“现代性”的表现，梁启超认为，青苗法和市易法，类似近代国家银行职能，免役法“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而保甲法则“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以此认定“今世欧洲诸国，其所设施，往往与荆公不谋同符”，“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就此而言，他是个胜利者。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