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敏飞/文 王安石变法，早有些审美疲劳。近读崔铭的《王安石传》，印象更深是王安石的晚年。

王安石的外号叫“拗相公”。拗，指一个人的性格固执，不随和，不驯顺。王安石很诗性，情绪化。工作也如此，动不动发脾气，固执已见，对神宗皇帝也不肯轻易退让，还动不动甩手不干，递辞职书。偏偏王安石又很有事业心，且很能干。

1058年王安石作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认为“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都只是表象，根源在于制度出了问题，要从制度上加以改革，而对于祖宗之政“法其意”即可。

结果有些适得其反，两位宰相“读之不乐，知其得志必生事”。从此，几乎没有一天没人不强烈地反对他，似乎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人们越反对，他越执拗；他越执拗，人们越反对。

与王安石相反，仁宗皇帝的脾气却好得很，后来的神宗皇帝，脾气更是好的让我们现代人不敢相信。神宗始终护着他、宠着他。尽管皇上还宠着，但众叛亲离，特别是儿子王雱夭逝，让他的功名心顿消。说实话，王安石早些年就经常闹辞职，但那不无作秀的成份，目的是以退为进，更好地干事业。如今则是真心实意辞、无条件地辞。神宗“拗”不过，切香肠一样，1078年终于让他正式退休，王安石时年58岁。

退休后，王安石发现一种崭新的生活，享受到一种崭新的人生。好比将军撤离战场，解甲归田，忽然变安静下来，松懈下来，开朗起来，愉悦起来。每天早上醒来，不必考虑怎么见皇上，怎么对付某个同僚，而是想骑着毛驴去哪个山头、哪段溪边走走，去见见什么人，或者给哪个故友写封信……

不时有亲友来访。最让他感动的，是曾经的政敌陆续来函来访和解，如曾巩、吕惠卿等等。苏轼的信也是突然收到的，说七月十一日将舟行金陵，亲录一些诗文呈于您“发一笑而已，乞不示人”。这信让他心里翻江倒海。

苏轼，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文豪，但仕途极不顺，跟王安石也有过节。他认为“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上书指责新法。苏轼之弟苏辙本来支持新法，突然改变立场，激烈反对“青苗法”。他们之父苏洵在变法前去逝了，却传出《辩奸论》一文，预言王安石得志必为奸。王安石很气愤，指使人弹劾他们兄弟，他们只得请求出任外官。

然而，苏轼遭遇“乌台诗案”大祸，已经退居半山园的王安石却上书为他鸣不平：“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他的《眉山集》问世，王安石即买来读。离开了官场，没有了党派偏见，作为文友与佛友，心灵依然息息相通。只是碍于面子，苏轼投石问路。王安石满心欢喜，身着便服，十一日早早到码头等候。苏轼一见，没顾得上换官服，跳下船来揖拜，抱歉说：“苏某斗胆以便服拜见大丞相了！”王安石哈哈大笑：“哎，礼岂为我辈而设？”数载宿怨，一笑了之。

王安石传
崔铭/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1年11月

1085年三月，宋神宗去逝，年仅38岁，王安石觉得山崩地裂。九年来，君臣虽未见面，可是皇上时不时派员问寒问暖，仿佛近在身边。而今他驾鹤西去，永无再见。王安石觉得像一个过独木桥的孩子，牵携的大手突然没了……皇位继承人是哲宗，可他年仅10岁，由其祖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政，于是反对派迅速云集而来。

大名鼎鼎的司马光，儒家大力宣传他的故事：小时候玩耍，有个人掉水缸，同伴惊呼救人，殊不知等大人赶到，那人早淹死。司马光急中生智，随手搬起石头将那缸砸破，水落人活。由此可见，没读太多书的时候，司马光能打破惯性思维。随着读书做官，有本事编写《资治通鉴》的时候，他反而弱智了，变得非常保守，成为王安石最大反对派。他不问实际，只究改革本身，责问“天地不易也，日月无变也，万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为而独变哉”，主张对祖宗之法“世世相承，无有穷期”。好比说，他现在对于落水的孩童不急了，急的是祖宗留下来的缸不能破。司马光成为旧党的首领。

同年四月二十一日，神宗尸骨未寒，司马光就上书指责王安石：“欲蔽先帝聪明，专威福，行私意”。同月二十七日再次上书，指责王安石“以已意轻改旧章，谓之新法”，要求废除保甲法、免役法、将官法等。高太后一拍即合，即复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副宰相），开始清洗新党人物，复职旧党大臣……

如同当年轰轰烈烈推行新法，现在轰轰烈烈罢除新法，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传来。王安石听了，努力一笑，“夷然不以为意”。他照常每天骑驴出游，访山问水，会村夫见老僧，努力忘却那个早已遥远的京城。

转眼步入新年即1086年，王安石66岁，心情愉悦地又过了一个新年。可是二月传来一个新消息：“更役法”也罢除。王安石听了，终于觉得难以接受，不禁失声唸叨：“这……这这怎么可废？这怎么可废啊！”

大宋长期实行“差役法”，按土地财产多少分为五等，自备生活物资，如衣物食品等，无偿为官府服役。如衙前差役，为减轻亏累，官府特许承担重难差役的衙前可承包酒坊，以资弥补。理论上说不错，实际上问题非常突出，司马光也曾批评此役导致“民间贫困愈甚”，“贫者不敢求富”。王安石特别慎重，经过两年多调研和试点，才正式推出免役法。郭建龙认为免役法是此次大改革当中最可能成功的，评论说：

王安石制定这项法律，是想让人们缴纳一定的钱，获得免役，再用免役钱去雇佣劳役。这符合当时的需求，进行职业的分工和细化。从执行的情况看，由于把户籍分成了五等，按照财富输钱，也将主要的出钱方锁定在了富人身上。最穷的人不需要纳税，而中间户也获得了足够的利益。（《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P265）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崔铭所指出：

宋朝实行科举取士制，并未给士大夫家族提供世代为官的绝对特权。为了使家族的势力不致于随着自己的致仕或退职而沦落，士大夫们往往团结整个家族，大量买田置地，成为兼并之家、地方豪强。（P457）

这就是说，新法免役法直接损害到了富户——士大夫们的利益！

如此，与虎谋皮，能不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才怪呢！在高层专题讨论会上，丞相文彦博说出了那段著名的对话：“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神宗诘问：“更张法制，士大夫或许多有不悦，但于百姓何所不便？”

“陛下有所不知！”文彦博的语气充满了警告的意味。“陛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是啊，与帝王共治天下的是士大夫，而不是百姓，要照顾士大夫的利益还是百姓的利益，陛下看着办吧！什么为百姓服务，喊喊口号是可以，实际上自古以来几个帝王真做过那样的选择？

然而，神宗想做这样的选择，王安石想做这样的选择，还有其他一些官吏想做这样的选择，德不孤必有邻！司马光要废免役法，同样引起很大争议，连旧党人物也纷纷表示反对。如苏辙直接批评司马光：“忠信有余，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参政知事范纯仁是范仲淹的次子，司马光最亲密的朋友，也反对全盘推翻免役法，建议先拿一个州做试点，慢慢探索更好的政策，遭断然拒绝。在废除新法方面，司马光表现得比王安石还更“拗”……

如此，让王安石怎能还忍？可是，不忍又如何？难道再去找司马光一辩？再向高太后求援？逝者如斯夫啊！王安石只有绝望……

与此同时，对王安石学术上的全盘否定与批判也开始了。司马光指责：“不当以一家私学，欲掩盖先儒。”但也有主张包容的不同声音。韩维卢与王安石政见不同，长其做外官，这时站出来鸣不平：“王安石经义发明圣人之意，极有高处，不当废。”当然也没用，正如崔铭所说“当时执政群体的普遍意识中，党派的偏见超越了对历史的尊重，即便这个群体的核心人物司马光就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P702）新的诏令一刀切：不许读再读《三经新义》《字说》。

王安石心如刀绞，痛心不已。想当年推“新学”，不也定于一尊吗？不也蛮横地打击过其他一切吗？王安石又病倒了，四月六日咽下最后一口气，终年66岁。

王安石病逝，距神宗去逝仅13个月，距司马光拜相仅60来天，人们说他是被司马光气死的。想当年进京之初，到处寻租房子，弄得好些人感到奇怪，殊不知他的心思：必须择司马光为邻，孙儿可以向他学着点。哪想司马光会是这样一个人，不依不饶，比我还“拗”！王安石从病床挣扎起来，一遍遍痛书“司马光”三个字……

司马光仍不失为道德君子。听闻王安石逝去，兔死狐悲，于他恐怕也是致命一击。此时此刻，他也重病在床，死神已等在此后五个来月之处。他挣扎起来写一札给副职，特别交代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司马光肯定王安石的道德、人品、才学，只是否定他的政见，他们只是政敌。那个时代的政敌较量也够狠，但一般有根底线：谋事功而不谋人命。万一不小心把对手气死了，也不会原谅自己。

像司马光这样的政敌，一个也嫌多。然而，如果是官场必需的话，如果能逢上司马光这样的政敌，也实在是一种侥幸。

其实，以王安石之“拗”性，他不被司马光气死，多活个几十年，肯定也还会被南宋君臣气死，因为他们将北宋亡国的责任全推给了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