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靖恒 全球价值链的话题再度引起热议。

12月13日，在对外经贸大学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超越制造》线上发布会上，来自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日本亚洲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机构的多名专家围绕全球价值链话题发表了各自看法。

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的海外院长邢予青作为该报告的主编和主要作者之一，在会上简要介绍了报告中的一些主要发现和结论。

根据邢予青的介绍，在1995到2020年期间，世界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从35.2%上升到了44.4%，在2018年达到了49.3%的高峰；全球价值链对GDP的贡献率则从9.6%上升到了12.1%，在2018年达到了14.6%的高峰。

而从具体的国家来看，在2000年到2019年期间，几乎所有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都有所上升。比如，德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从45.6%提升到了52.4%。但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却从35.1%小幅下降至33.9%。

世界贸易组织（WTO）首席经济学家兼经济研究统计司司长Bob Koopman对报告作出评论认为，这个报告非常重要，因为近期媒体都会谈到供应链受到的影响，以及全球化或者去全球化等议题。而过去6年中的这一系列报告给大家提出了一些新的事实、知识和证据来帮助大家讨论这些议题。

日本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孟渤也认为，全球价值链报告已经成为一个品牌：“如果你在Google上来搜索的话，它的引用率是很高的，因为它可以给学界和政策制定者提供非常好的支持。在2000年的时候，你基本只能够找一两篇比较专业的文章。现在，我们则有大量发表的文章来谈论全球价值链。”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俞建拖则认为，这个报告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我们很多的全球价值链研究都是用宏观数据来做分解，这些分解当然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但是，邢予青教授特别把这么多年来关于微观层面的分解工作纳入进来。所以实际上这份报告是一份宏观和微观视角都结合得非常好的分析，提供了特别多新的贡献和事实。”

各国对全球价值链的理解不再是“非黑即白”

“我在WTO的同事对这个报告的结果感到非常兴奋。我对此深感共鸣，因为全球价值链这个议题在WTO也发生了变化。我在2014年刚刚来到WTO的时候，许多的国家对于全球价值链这个概念事实上是持批评态度的，他们觉得全球价值链是又一种用来剥削发展中国家的方法。因此，他们觉得对于全球价值链这个话题最好不要有任何的讨论。”Bob Koopman 表示。

Bob Koopman进一步介绍，在2016年的时候，情况就有了一些改变，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开始关注这一议题。现在有了更多关于全球价值链的报告，包括邢予青的报告。人们对于全球价值链有了更多的一些想法，不光是从最终产品的角度，而且也包括产品的生产过程。

“我认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方面一直是走在前列。” 比如，印度在很多年前对于这种研究也抱有怀疑态度。“但是明天早上我会给印度的一些行业代表做一个演讲，他们现在想听到全球价值链了，他们想听印度如何通过这个来升级。这份报告已经提到，印度在全球价值链的服务方面已经获得了很多收益。”Bob Koopman说。

Bob Koopman认为把区域价值链转移到全球价值链上是很重要的。比如非洲大陆，他们出台的贸易协定可以让非洲做一个区域的整合，然后再转移到全球的价值链上，成为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之一。

孟渤表示，在2017年的全球价值链报告当中，我们看到了关于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因为许多的国家当时他们想要知道为什么、以及多大程度上公司和国家能够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当中获益。2019年的报告则更加集中于讨论关于工作机会和科技进步，因为从全球价值链当中受益不仅仅是一个自动的受益过程。事实上全球价值链的受益非常取决于参与国家究竟是在价值链的低端还是在高端。

“今年这份报告考虑到了无工厂制造商以及要素收入贸易等新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全球价值链领域的最新的进展。随着跨境贸易中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之间越来越紧密的关系，我们需要知道各个国家之间在公司这个层面收入的的流向究竟是如何的。”

“所以通过这些报告所展现的内容，我们对于全球价值链的理解不再是非黑即白，而是更像一个多彩的世界了。”孟渤说。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可能发生重大变化

俞建拖表示：“我自己的主要工作领域是发展经济学，在发展经济学里面，大家知道有一个理论叫做涓滴效应。过去主流的理论认为只要你有经济增长，那么总是会有一部分的好处会漏出到穷人或者弱势群体里面。” 过去这些年关于全球价值链实际上也有这样一种假设：只要有全球价值链，或者只要有全球产业链分工，那么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就会从中受益，然后更多国家的弱势群体和过去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群体，他们也会从中受益。

“我想这份报告提供了一些证据。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实际上都是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受益者。”俞建拖说。

但俞建拖认为，中国的成功的案例并不是适合所有国家的铁律。从这份报告里可以看到，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在未来可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而且全球价值链对于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减贫和收入分配，实际上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的。价值链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未来可能会集中在一部分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哪怕进入这部分发展中国家之后，也可能会集中在发展中国家里面有比较好的能力能够吸收技术的这些群体。所以技术的这种溢出效应和分配效应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过去的五六年间，我们就在跟踪机械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对制造业产业链的影响。我们在长三角、珠三角的跟踪发现，实际上人工智能带来的劳动力替代规模已经达到20%到30%。哪怕是长三角这样经济很密集的地方，有些地方的人口都在下降，因为有一部分外来的劳动力都已经回老家去了，工厂里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对于中国是如此，而且中国还是一个人力资本积累算比较好的发展中国家。那么对于未来很多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俞建拖说。

俞建拖表示，以服务外包为例，印度和菲律宾能够非常成功地承接服务外包，很大程度上除了劳动力便宜作为比较优势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有英语语言的优势，有庞大的说英语的人口。但是当人工智在英语语言学习和各个方面都非常成熟的情况下，包括甚至连中文的各地方言都已经出了人工智能版本的情况下，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它过去有可能承接全球价值链的比较优势已经发生改变，这个趋势值得关注。

“未来在分析全球价值链时，我们可以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还有一国之内的收入分配纳入到我们讨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范畴中。”俞建拖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经济转型与发展部门主任Annalisa Primi也表示，发展中国家如何更好地从全球价值链中受益是一个问题，目前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其实并没有很好地捕捉到全球价值链中的机会。包括OECD的一些国家，有一些就业的机会也在流失。人们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加入全球价值链之后，我们的的就业是不是反而变得更少了，我们如何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们需要一个包含国际贸易及国内贸易的普遍的贸易政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 Bert Hofman表示:“这份报告中关于新冠疫情的观点可能比较消极，但是从全球价值链上看，我其实觉得可以更乐观一些。疫苗和医药的需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是因为需求很大，并不是本地生产的失败。而其他很多方面的需求其实是得到了很好的满足，比如消费者的需求。”

Bert Hofman介绍，世界银行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我们的结论是我们的制造业需要更加的有韧性。结果人们把它解读成要生产回流，但这是错误的看法。“

Bob Koopman也认为，美国的政策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美国在国际贸易链上还处于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它的需求量很大。因此，欧盟和美国进行生产回流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虽然在过去4到5年，我们听到了很多生产回流的政策，但实际落地的很少。

“我们需要有一个普遍的政策，包含全球国际贸易政策以及国家内部的贸易政策。我是来自于美国，但是我看到美国的国际贸易政策和国内的政策其实是对接不了的，有一个断裂。特别是在1999年和2000年的时候，美国在国际上做了很多自由化贸易的事，但是对于国内的政策却是背道而驰的。我们要考虑到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的结合。”Bob Koopman说。

Bert Hofman提到了中国的双循环政策：“双循环应该是为了应对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我觉得这是管理风险的一种方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需要考虑到这对于效率和成本的影响。”

报告中还提到了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但Bert Hofman认为现在这些因素其实并没有太大地影响到全球价值链。不过有一个例外就是碳排放，欧洲现在碳排放交易价格达到了80或90美金一吨，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没有。所以可能会出现碳管辖区的问题，这会造成更多的贸易紧张，也会影响到全球的价值链。美国肯定不会去追寻欧洲的这种方式，但他们会采取其他的环保的措施，这也会影响到全球价值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