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波/文 近一年来，广州市在实施“道路绿化品质提升”“城市公园改造提升”等工程中迁移、砍伐3000余株榕树，其中很多是大树老树。此事经持续发酵酿成风波，直至2021年12月1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通报，对广州市10名相关领导干部严肃问责。

榕树作为行道树确实存在很多问题，甚至会造成安全隐患，但是，广州这数千颗榕树是否应当迁移甚至伐倒？这即使在专业判断上也是存在争议的。此外，还要充分考虑这些大树老树在广州市民中承载的城市情感、现实功能，并且在决策过程中尽可能公开、透明、互动，才能取得市民的理解和信任。

现在看来，即便对部分行道树的迁移、砍伐在专业上有相当的依据，但相关工程作为公共性很强的重大行政决策，在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上确实存在问题。

重大行政决策应当遵循的三条原则，依次是科学、民主、合法。“广州砍树事件”中，缺位环节正是前两者。

“科学”与专业性密切相关。从此次问责官员名单看，作为主要的业务管理单位，广州市林业与园林部门的一干领导赫然在列。以处理的力度判断，部分业务口领导可能不仅未能提供足够准确的专业建议，甚至还在决策及实施的过程中起到了负面作用。

科学决策需要专业人士的独立思考。作为一个前林业工作者，我对专业官员在一些重大决策论证实施过程中的两难处境深切体会。林业、园林这些单位，一方面是专业管理部门，对相关领域有专业知识和专业判断，但同时，这些部门的专业干部也大多具有行政官员的身份。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专业判断在决策与执行中可能起到的作用，难免有些影响。

“广州砍树”这一具体个案中，由于“城市树木迁移砍伐”公众性极强，跨越多个领域，其中既涉及园林专业领域的适用、合理性，比如树种特性、树种比例问题，同时还涉及历史、文化、民众心理……需要更高层决策者有听取多方面意见的能力和意识，跨部门协调，才能做出准确到位的评估。

如果说专业性在“广州砍树事件”的科学决策中未起到应有作用，那么在决策程序上，透明度、公开性的缺失就更为明显。

广州市相关部门在决策及实施过程中，缺少与公众的充分互动，没有利用好公开听证等形式。我有好几位广州的朋友，之所以对“砍树”意见很大，都是因为有早期“被蒙在鼓里”的感觉。

另外，广州本地媒体早期的缺位是很明显的。直到2021年5月后，在一些非官方自媒体的带动下，部分地方媒体才逐步跟进。如果媒体与政府、市民形成良性互动，能在公共事件中发挥正面影响力。

这首先体现于前期决策酝酿、制定过程中，通过及时报道，使市民尽早对可能的问题有充分了解，同时将市民的意见汇总，对决策形成影响。决策落地过程中，同样可以促进多方沟通，让市民对有些措施的合理性有充分理解

外界评价中国的体制优势，首先是“在应对挑战时能迅速做出并实施重大且复杂的决策”。但这一优势的前提，是能贯彻决策过程中科学、民主与依法的原则。没有这些原则，“一言堂”的作风就会蔓延，单点决策风险就会加大。

对不科学、不民主的决策，不仅需要事后的严查与重典，也需要未雨绸缪的制度维护。曲突徙薪胜过焦头烂额。

广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开放传统悠久，市民平权意识深入人心，愿意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或公众的权益。历来广州在科学与民主决策上的表现与多数城市相比，分数只高不低。这也意味着，“广州砍树事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可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不会只在广州存在。要持续推进“全过程民主”建设，需要反思的也不止广州一地。

（作者系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