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克拉索夫塑像 图片源于网络）

李正荣/文

什么是俄罗斯？怎样定义俄罗斯？谁又能够定义俄罗斯？在我看来，对俄罗斯给出最精彩定义的人，是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因为涅克拉索夫诗歌的主题和内容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回答“什么是俄罗斯”的问题。

伟大诗人尼古拉·阿历克塞耶维奇·涅克拉索夫生于1821年12月10日（俄旧历是11月28日），今年的12月10日正是他200周年诞生日。在此时刻，回望涅克拉索夫的诗歌，更会赞同诗人给俄罗斯做出的定义。时至今日，在圣彼得堡辉煌建筑的门洞里面，仍然有涅克拉索夫观察到的“彼得堡角落”，在广阔无垠的俄罗斯乡村的集市上，在俄罗斯的伏尔加河畔，随处都可以看到被涅克拉索夫定义过的俄罗斯大地和人民。

两个“200周年诞辰纪念”

2016年，俄罗斯最高首脑普京签署了两份法令，确认在2021年举办纪念两位俄罗斯文学家诞辰两百周年的活动。两位作家一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是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1821年的“双11”，涅克拉索夫生于同一年的12月10日。在2021年，两位俄罗斯文学家的200年生日纪念活动成为了俄罗斯的国家行为。

尽管整整30年来，俄罗斯批评界的主流对民主主义革命传统持嘲讽态度，涅氏一派被认定为“神话编造”，而陀氏则被称为俄罗斯正统信仰的代表。在当今俄罗斯的文化上层，对两位作家的态度是明显的：一褒一贬、一扬一抑，一个如日中天，一个寡淡清凉。但是，2021年，俄罗斯国情、舆情、文情，开始出现新的征象，至少，从两个“200年诞辰纪念”法令的四项具体内容看，俄罗斯国家对这两位作家的等量齐观“正在进行时”。

涉及今年这两位作家的“纪念法令”，也使用了统一的模版，对于总统而言，似乎是例行公事。但同一个模版的法令，为两位文学家而颁布，至少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在俄罗斯政府的文化“交椅”上，纪念涅克拉索夫和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平起平坐”的。

但事实上，公众社会的反应却是冰火两重天。

无论在俄罗斯本土，还是在世界文化界，两个诞辰200周年的庆祝活动都是天壤之别。陀氏的生日庆典完全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而纪念涅氏的活动则是星星点点，甚至有“走过场”的感觉。尽管如此，这也让我得到一个确切的启示：涅克拉索夫不会被俄罗斯人忘记，最高层和最底层都在“挂记”着这位19世纪一直为人民而歌唱的革命诗人；而当今俄罗斯文化的“中间上层”观念，也必将随之而发生分化。

如果与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高尔基相比，今日的涅克拉索夫的世界影响力或许略逊一筹，但是，与白银时代作家布宁相比，黄金时代的代表作家涅克拉索夫的世界意义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如果说俄罗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让俄罗斯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高峰，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又是其中高峰中的高峰，那么，不应该忽略的事实是：俄罗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助产士”正是涅克拉索夫。这两位伟大作家的处女作“开发人”也都是涅克拉索夫。而且，涅克拉索夫不仅是“助产士”、“伯乐”，他本人也是一匹千里马，他竭尽一生为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而奔命，躬身沥血。

现实主义文学的“助产士”

1845年2月，俄罗斯帝国首都的书市上出现了一本“集刊”，内容上显然是文学作品集，但它却有一个很奇怪的自然科学书名：《彼得堡生理学》（有把书名中译成《彼得堡风貌素描》、《彼得堡风俗随笔》的）。从这部书的内容看，的确是彼得堡的“风貌”“风俗”，但将其直译为“生理学”，才能更准确显露这部文集的新姿态——集刊编者显然是有意识地试图以“生理学”的自然立场来展示首都彼得堡。这个集刊的编者就是24岁的涅克拉索夫。

17岁的少年涅克拉索夫来到都城彼得堡，因不遵从父亲的期望，被父亲断绝了财物资助，成为彼得堡的漂流闯荡者。他怀揣文学梦想，却身陷饥寒交迫。辗转在首都文化圈，涅克拉索夫也摸索出了文化市场的一些路数。他发现，法国巴黎出现的“都市生理学”、“自然主义”写生很受读者欢迎。比如1840年出现在巴黎的系列集刊《法国人自己描绘的法国人》，在法国很有市场，在俄国也有销路。这一系列集刊的每一集都以描写巴黎底层人为对象，商店伙计、裁缝、编织女工、机关书记员、记者等等，展示了完全不同的巴黎风貌。而在俄国，这也是普希金《驿站长》、果戈理的《涅瓦大街》、《鼻子》、《肖像》以及《外套》呈现出来的文学新风尚。

涅克拉索夫从自身的苦难中，几乎是生理本能地看到这种新风尚的巨大潜能，竭尽全力为此奔波。1843年开始，涅克拉索夫编辑了一套“集刊”：《不带图的诗文》、《彼得堡生理学》（第一第二部）、《4月1日，带讽刺图画的集刊》和《彼得堡文集》。这些都是“从钥匙孔看到彼得堡”的真实，按捏克拉索夫的理解，如果彼得堡是一个“生命体”，这些“集刊”就是这个生命体的生理学。《彼得堡生理学》也引来一些保守人士的强烈不满，说这类作品专门写“污秽”的主题，是缺乏艺术美的“自然派”。文坛领袖别林斯基则完全站在涅克拉索夫一边，接过“自然派”一词，极力赞扬“自然派”敢于写真实，具有敢于揭发俄国社会阴暗面的人道主义精神。从此，“自然派”一词成为议论新文学的流行语。《彼得堡生理学》的成功，让涅克拉索夫乘势编辑了《彼得堡文集》，使自然派的倾向更加声势浩大。《彼得堡文集》刊发的第一篇小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

涅克拉索夫编辑的《彼得堡生理学》和《彼得堡文集》成为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以后，“自然派”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主流。1847年，涅克拉索夫接办《现代人》杂志，并将该杂志办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最有影响的思想阵地。1866年，杂志因革命倾向被查封，涅克拉索夫转到《祖国纪事》，又使该杂志成为俄国进步文学的阵地，这两个杂志在俄国19世纪文学发展史上功勋卓著。

在涅克拉索夫的编辑工作和推动的“自然派”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托尔斯泰，从而使俄罗斯文学一跃而起，登上世界文学高峰。

两大文学高峰的伯乐

《彼得堡文集》收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的过程，是俄罗斯文学的精彩佚事。

1844年，陀氏创作《穷人》时，还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军事工程学校毕业生。他的同学格里格罗维奇正在火热地参与涅克拉索夫编辑《彼得堡生理学》的工作。当格氏读过《穷人》手稿之后，感觉这正是涅克拉索夫需要的“彼得堡生理学”主题，于是把小说送给他看。两人读了一个通宵，黎明时刻，他们来到陀氏住处，把这位同龄人从睡梦中叫醒。格里格罗维奇回忆录、巴纳耶夫的回忆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都回忆过处女作《穷人》被发现的这段戏剧性过程。

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出场，也是涅克拉索夫开发的结果。1852年，涅克拉索夫收到了从高加索寄来的《童年》。

1852年7月3日，托尔斯泰从高加索车臣的一个军营里给首都的《现代人》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写了一封信，随信寄上了自己创作的小说《童年》。

那时的托尔斯泰还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在高加索服役的军人”，而涅克拉索夫已经是当时俄国最有声望的杂志主编。所以，托尔斯泰言辞十分谦卑，称涅克拉索夫是“经验丰富的、诚实的编辑”，信的结尾说：“我期待着你的判决。它要么鼓励我继续我最喜欢的活动，要么让我把一切都烧掉。”

涅克拉索夫自然对托尔斯泰一无所知，这封信对他来说，也就是一个普通作者的信，既没有任何“引荐人”，也没有明示或暗示显赫的出身，甚至都没有写自己的真实姓名，只是用了两个字头“Л”和“Н”。但涅克拉索夫看完手稿之后，看到了作者的潜质，很快给托尔斯泰回信：

“我读了你的手稿（童年），很感兴趣，我会把它发表出来。我还不知道续篇，所以我不能太确定。但我认为作者是有天赋的。不管怎样，作者的方向、内容的简单性和有效性构成了这部作品固有的优点。如果在以后的部分（如你所期望的），有更多的活力和动作，这将是一个很好的小说。请给我您的续篇。你的小说和才华都使我感兴趣。我还建议你不要用字母掩盖自己，而是用真实姓氏直接打印出来，除非你是文学界的偶然客人。”

从涅克拉索夫的语气上看，托尔斯泰的小说《童年》确实有才华，眼光锐利的涅克拉索夫在他的文笔中看到了“方向”。这也许正是涅克拉索夫当初看到《穷人》而狂喜的地方。《童年》显示的深刻挖掘心理的才能，在朴素中显示的语言效力，这都是一种新的特质。经验丰富的涅克拉索夫看到了这个特质，于是，当时俄罗斯最好的文学杂志向托尔斯泰张开了怀抱。托尔斯泰接到这封信，在日记里写到：“我高兴，几乎高兴到愚蠢的程度”。

正是在涅克拉索夫的鼓励下，托尔斯泰的文学才华在《现代人》杂志上接二连三地绽放了。

定义了俄罗斯的诗人

涅克拉索夫更大的贡献还在于他创作的诗歌。

还在读中学时，涅克拉索夫就受到普希金《自由颂》的鼓舞，开始了诗歌创作。1838年，他被父亲送进彼得堡军事学院，但他却擅自到彼得堡大学旁听，父亲一怒之下，拒绝给他经济资助。17岁的涅克拉索夫只得住贫民窟，干各种杂活，和最底层的劳动者生活在一起。三年都市漂流生活，让他切切实实经历着肉体上的苦难。1840年，涅克拉索夫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幻想与声音》。诗集的主题主要是饥饿、死亡和梦想，因为这些主题“复述”了当时浪漫主义诗歌主题，因而批评界指责其“不成熟”。的确，《幻想与声音》是一个十几岁文学少年随波逐流倾泻出来的抒情之歌，但是，今日重读，涉及死亡、饥饿诗歌，在模仿潮流的幼稚语言之下，有诗人肉体的“亲历”感。别的诗人写死亡、写饥饿是抒情，而涅克拉索夫笔下的饥饿、欲死的痛苦，是极限生理痛楚。“彼得堡漂泊”的几年中，涅克拉索夫几次因饥饿而濒临死亡，苦难成为他最熟知的诗歌材料。也正是这些苦难和顽强，让涅克拉索夫成为最准确定义俄罗斯的诗人。

所谓涅克拉索夫定义了俄罗斯，是指读他的诗歌可以准确地认识俄罗斯。说到文学所具有的对俄罗斯的认识功能，别林斯基曾说过：“……从《死魂灵》里您可以认识俄国的外省，您就是足不出户在其中一连居住五十载也认识不到的。在《奥涅金》中，您可以研究俄国社会在它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瞬间。在《当代英雄》里，您看到的也是这同一个社会，但已经是新的模样了。您要认识一下您的故乡高加索吗，请您读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这正是别林斯基主张的“形象思维”。

在审美至上的今天，有必要重提“形象思维”。别林斯基的“形象思维”，重在“思维”的方向上，这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美学理性方向。而中国文论的主流则一直是“文以载道”。在强调文学的认识功能上，“形象思维”和“文以载道”几乎是一种美学思想的两种表述。涅克拉索夫的文学遗产也同样可以担当这样的认识功能。

比如要问“什么是俄罗斯妇女”，读者不可能不立刻想到涅克拉索夫。在长篇叙事诗《俄罗斯妇女》中，涅克拉索夫告诉我们，她们是特鲁别茨卡娅，是沃尔康斯卡娅，是穆拉维约娃、纳雷什金娜、罗津，是这些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要问“什么是俄罗斯男人”，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回答：是十二月党人。

那么，什么是俄罗斯的土地？在《谁在罗斯能生活得好》这首长诗的一开头，就给罗斯大地下了定义。涅克拉索夫用纯粹的俄罗斯民间话语、民间风俗以及纯粹的俄罗斯农民思想，回答了“谁在俄罗斯能生活得好”的问题。诗人用最土气的语言，写出了最有气魄的诗篇。

1878年1月8日（俄旧历1877年12月27日），涅克拉索夫去世。听到这个消息，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刻去向涅克拉索夫告别，他写道：“……回到家中后我就什么都做不下去了。我拿过涅克拉索夫的全部三卷集从第1页读起来，我读了一个通宵，直到早晨六点钟，我仿佛把这整整三十年又重新经历了一遍。”

随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涅克拉索夫的葬礼上发表了动情的悼词：

“这是一生都带着创伤的心灵，这个没有愈合的伤痕就是他的全部诗歌的源泉，就是这个人对一切都怀着炽烈的爱的源泉。他热爱一切被暴力和肆无忌惮的残暴所折磨的人们，热爱受压迫的俄罗斯妇女、俄罗斯家庭的儿童和我们的饱经厄运磨难的普通百姓，爱他们到了无限痛苦的地步。在我国的诗歌中，涅克拉索夫是一位独具特色的、有‘创新’的诗人。曾经有过一位诗人丘特切夫，丘特切夫比他更开阔，更富艺术性，但是，丘特切夫在我们的文学中永远不可能占据那样显著的、难以被遗忘的位置，这个位置无可争辩地是属于涅克拉索夫的。”这是同年出生的伟大作家，献给伟大诗人的最真挚的礼赞。

2011年6月我到圣彼得堡出差，寻访到安葬涅克拉索夫的新处女地公墓。诺大的墓园只有我一人，凝视涅克拉索夫墓碑上的雕像，那个永恒问题不断翻涌：“谁在罗斯能生活得好”？

诗中的“罗斯”，如果换成“俄罗斯”也成立：“谁在俄罗斯生活得好？”，涅克拉索夫从1860年代开始构思，直到生命最后才完成的长篇叙事诗的这个问题，是最简单、最平凡，但也是最普遍的问题，也正因为它的普遍性，这个标题让诗歌意外地具有了超越时空的不凡。

这是涅克拉索夫向俄罗斯提出的永恒问题，也是他向世界提出的永恒问题：谁在欧罗巴能生活得好？谁在亚洲美洲生活得好？谁在世界生活得好？在涅克拉索夫的墓前，我找不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