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IC Photo）

杨大巍  薛倩/文

J.K.罗琳的推文

英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女性层出不穷。这些作家的成就如此之高，其声誉往往超过了她们同时代的男性作家，而J.K.罗琳就是其中的一位。在各种由读者进行的投票中，J.K.罗琳在英国著名作家的排名，几乎总是能够跻身前十位。这当然既是由于她仍然处在我们这个时代，给予人们的印象清晰而鲜活，也是由于她作为畅销书作家、丛书销售量早已超过亿册，其受欢迎的程度实在不容忽视。

罗琳的时代开始于1997年，她的系列丛书“哈利·波特”第一册《哈利·波特与魔法石》问世。哈利·波特在读者间引起的激情，不仅改变了图书出版业的商业模式，更如书名所示，魔法般的将千禧年孩童带回到书桌前，将他们塑造成了热爱阅读的一代。在此之前，有人甚至悲观地预测过纸质书籍的消失。然而，伴随着哈利·波特的出版，孩童的阅读人数及孩童的阅读量一直在大幅度地上升，千禧一代几乎是读着哈利·波特长大。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作为传奇人物的罗琳却被挟裹进另一个神奇的时代，甚至一度成为这个时代旋涡的中心人物。这个时代，我们将其称为取消文化时代（Cancel Culture）。

罗琳所处的这个时代漩涡，如此地激荡，又如此地对她毫不友善，以至于11月底，宣布制作的20周年重聚节目《回到霍格沃茨》中，与电影哈利·波特有关的所有主要人员几乎都受邀了，唯独罗琳没有。

难以想象在这个重要节目中，本应成为灵魂人物的罗琳缺席了。这似乎有些荒唐情形的产生，需要溯源至2020年6月。其时，罗琳在推特上转发了一篇文章《为来月经的人创造一个更为平等的后新冠世界》，并发表了评论，难掩嘲讽之意：“‘来月经的人’。我敢肯定，过去是有一个词来形容那些人的。谁来帮帮我。Wumben？Wimpund？Woomud？（此为一连串Women的变形词）”

鉴于罗琳的名气，这一段文字难以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来月经的人”一词的使用，应该有一个稍微复杂的故事，总之是为了避免跨性别者的不适。而罗琳的此番尖刻，显而易见地冒犯了当今社会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弱势群体——LGBT。推文一出，批评、攻击，咒骂，甚至是死亡威胁接踵而至，反响之大，恐怕会让罗琳吃惊。

独立而且坚毅，是英国女人的特点，更何况是罗琳。罗琳也许压根就不认可人们对她的指责。她的发声，看起来更像是对于语言的奇特变幻和传统所受到的颠覆，而感到的荒诞。罗琳既未作道歉，也没有因此而噤声，而是更加详尽地解释自己的观点。我们在这里比较完整地引述，是因为罗琳的这一番解释，有着最近两年声势浩大的取消文化的清晰投影：“如果性别是不真实的，那就谈不上同性吸引力。如果性别是不真实的，那么全球女性生存的现实就会被抹去。我了解并且也爱跨性别的人，但是抹去性别的概念，会让很多人失去有意义地探讨自己生活的能力。这是讲述真话，而不是仇恨……几十年来我一直同情跨性别者，并且有一种亲近感，因为这些人和女性一样容易受到伤害——也就是说，容易受到男性暴力的伤害。许多女性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认为性别是真实的，并且会因此而产生一系列的后果。仅仅因为我们这样的认知，就认为我们憎恨跨性别者，这真是荒唐。

我尊重每个跨性别者的权利，他们有权以他们认为真实且自在的任何方式而生活。如果你因为是跨性别者而受到歧视，我会和你站在一起。不过同时，我是作为女性而塑造自己的生活的。我不相信这样说是令人憎恶的。”

较之于推文的尖刻，罗琳的解释看起来平和且十分理性。然而即便如此，罗琳还是未能逃脱更多更激烈的抨击。罗琳在其后的推文中，数次为自己再作解释，然而她的每一番解释，似乎都挑起了另一种争论，使得交锋双方的辨论没完没了，堪称一地鸡毛。看来持有不同文化观念的人，在争论之中，是永远不会向另一种观点靠近的，这就犹如两个平行的世界始终无法相交。

在这场争战之中，令人颇生感慨的是，激烈的反应首先来自于罗琳的哈利·波特成员。丹尼尔·雷德克里夫，哈利·波特的扮演者，昔日里那个目光平静、清爽年幼的小哈利·波特，如今已然络腮胡加上颇有个性的发型，进入了生命的成熟期。也许是迫于压力，也许是出于自觉，丹尼尔成为哈利·波特团体中，第一个站出来发表声明的那个人。尽管他感谢了罗琳帮助其确立人生轨道，并且把与罗琳的合作视为一种荣誉，丹尼尔还是认为，罗琳的评论伤害了跨性别人群。丹尼尔的声明，如同其后所有人的声明一样，立场明确而又坚定：跨性别女人，就是女人。

紧随其后，多位哈利·波特的成员，都对罗琳表示了谴责，对跨性别人群表示了支持。而主动或被动卷进跨性别人正名之战的名人，还包括美国畅销书作家斯蒂芬·金，电影《丹麦女孩》的主演雷德梅恩，喜剧演员皮特·戴维森。而华纳电影公司最后也不得不发表对跨性别人群的支持声明和对罗琳的指责。

综观罗琳有关的言论，我们似乎并不能够得出结论，认为罗琳不同意丹尼尔关于跨性别女人就是女人的声明。不过这又何妨，因为此时，仿佛全世界的人都认为罗琳不同意。

罗琳似乎失去了所有的资源，而取消文化正方兴未艾。

朔源取消文化

在罗琳发出那条惹是生非的推文之前，取消文化其实已经颇具规模。“取消”一词用于人物，首度出现在1981年流行乐队Chic推出的专辑《Take It Off》中，其中有一首名为“你的爱被取消了”（Your Love Is Cancelled）的歌曲，用“取消”这个坚定坚决的词语，表示不再和对方交往。1991年，电影《万恶城市》（New Jack City）参考此曲，使用“取消”一词，表示要抛弃那个女孩。不过“取消”一词和文化连在一起，却要一直等到2017年那场波及全美的 “米兔”（Me Too）运动。

取消文化，原初是以一种无视和不加理睬的方式，抵制某个名人或企业，是弱势群体在不具备权力及话语权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相对消极和温和的发声方法。不过在取得一定社会功效以后，取消文化变得激进而具影响力。

2017年，好莱坞著名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被80多位女性指控性侵，整个事件立刻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沸沸扬扬，直至最后把哈维送进了监狱。事发之时，身兼演员、作家、制片人、歌手及社会活动家多种身份的艾莉莎·米拉诺倡议并鼓励受到侵害的女性站出来，勇敢告知世人“我也是（受侵害者）”。“米兔运动”得到好莱坞众多名星的加持，全美女性似乎也都积极响应。在喧哗的指控声浪中，相当数量的文化名人退出了职业舞台，著名人士包括演员凯文·斯贝西、PBS和Bloomberg专题节目主持人查理·罗斯、福克斯第一主持人欧瑞利。除此而外，在这一波运动中还有众议员、参议员以及为数颇众的企业高管人员，迫于舆论的压力而纷纷离职或遭解聘。也就是说，均遭到了取消。

取消文化在为女性赢得权益和发声方面无疑深具影响。事实上，拜取消文化所赐，“米兔运动”使得许多名人告别其长久所处的舞台，淡出众人视线。职业生涯自此沉默黯淡，说起来也算是这些名人的咎由自取。而这些离职或解职造成的空缺，则由女性填补了将近一半。

除却本文开始由罗琳的推文事件所谈及的LGBT领域，取消文化在反对种族歧视方面所起的作用，毫无疑问更为强大。因被指控种族歧视而失去职位的名人或高级雇员遍及各个领域。而2020年弗洛伊德的死亡事件，则将这一运动推向了高潮。弗洛伊德死亡在5月底，自6月6日起，每天有近50多万民众在全美500多个场所进行抗议，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成为“Black LivesMatter”运动的历史高峰。

“政治正确”观念

取消文化之所以社会效应如此强大，有其深厚的道德及价值根源，尤其与美国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日渐认同并趋向于持有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观念密切相联。上世纪80年代起，“政治正确”渐成潮流，其简单明了的初衷，就是不要伤害到弱势群体，包括宗教、种族、性别、性取向等各方面的弱势群体。基于共识，人们努力在各种场合下避免使用那些冒犯性词语。而政府和企业更在政策和各项措施方面，将弱势群体特别纳入考虑范畴，给予其种种的优惠和照顾，甚至还将有些条款变成了律法。比如出于对残障人士的考虑，所有公共场所的进出，都须有轮椅的通道，人行道在道路中断之处，需呈缓坡状，停车场最靠近建筑物的车位保留给残障人士使用，这些都是公共设施所必须遵守的准则。除却法律，民众则随时处处会为残障人员提供帮助，比如扶住电梯和商店的大门，以便让残障人士先行进出。

由法律和同情相互作用而生成的对弱者的关爱和对他人的尊重，在某些方面实际上已经成为民众的文化基因而无需多加教导。我们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情形，尽管有些人一副粗鲁或嬉皮模样，但在进入一座建筑物的时候，这个粗鲁或嬉皮的人，会自然而然地为女士或残障人士打开大门，会为紧随其后的那个人扶住门把。这种下意识流露出来的善意和礼仪，正是一个文明社会所需具备。这既是源自于美国的传统，也是经年累月地强化政治正确所带来的结果。

政治正确试图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各色人种、各种宗教、各个性别，都被友善对待。所有的弱势群体，在初初触及这些理念所带来的种种友善、关爱和帮助之时，无一不会感到世间的温暖和文明的力量，而仰赖于此，也带来了社会的进步。

不过政治正确并非人类的新观念，所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中国古人之“老吾老，幼吾幼”、“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等传统观念，其实也是在谈论着同一种理想，同一种美好的社会愿景。

警醒文化/主义

政治正确的另一种后果，是使人处于一种警觉状态，对于任何种族主义、厌女、恐同或其他偏见的政治不正确痕迹持有高度警惕。今日保守主义者将之称为“警醒文化/警醒主义”（WokeCulture,Wokeism）。

Woke意为清醒，引申为警醒、警惕。Woke来自黑人俚语，是Wake的过去时，拥有远比“取消”更长的历史渊源。长期以来，Woke对于黑人的意义尤为重大，它意味着黑人要警惕不公正，特别是来自警察和法律系统的不公正。所以当这个词语取得今日意义的时候，更多地也是指黑人在白人至上的社会里，要保持警觉。警醒文化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更强调歧视和不公正来自于系统和制度，而不仅仅是来自于个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于警醒主义有着激烈的分歧。自由主义支持警醒文化，认为美国至今存在着系统性的歧视。以城市规划为例，自由主义认为城市在划分区域、建房政策等方面所做的决定，往往在事实上将黑人划入那些贫穷而设施不够完备的区域，是一种无形却根深蒂固的、真正的种族歧视。

保守主义则认为，警醒文化加深了人们的分裂和社会的动荡。事实上，保守主义指出，白人至上在今日美国所有的机构中都已不被容忍，但警醒主义却几乎在每一个机构都根深蒂固。其结果就是，警醒主义声称要治愈种族主义这一疾症，然而它又不断地强调种族，一次次提醒着人们族群的区别，从而激起了人们的怨恨之情。这种关于怨恨的叙述会再一次使这个国家因种族而分裂，削弱美国已经建立起来的、来之不易的自由和相互信任，并威胁着下一代的未来。

警醒文化也是一种觉醒的文化，它是关于对自我的认知，对周围不友善环境的警觉，是取消文化的前奏。取消文化植根于警醒文化，它是一种行动，一种有关个体的认识和抗争。

批判性种族理论

取消文化、警醒文化以及政治正确的背后，实际上有一种存在颇久的理论依据，这就是我们今日所熟知的“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RaceTheory，CRT）。作为一个学术概念，CRT已有40多年的历史，其基本观念是，种族形成了一种社会结构，而种族主义不仅是个人偏见或偏见的产物，而且是法律制度和政策中根深蒂固的东西。我们在上面所提及的城市规划，也多少证实了偏见源自体系，并且有着深厚的根基。

美国的学者在CRT方面所作的研究范围相当之广，包括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等方面，著述及学者多不胜数。在某种程度上，CRT现在已被引用为所有多样性和包容性努力的理论基础。CRT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长期、顽强的学术辩论，它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怀疑保守派所珍视的普世价值观、客观知识、个人价值观、启蒙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原则。

有相当一部分的学者对CRT持批评态度，认为CRT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消极因素，它或者是将人群分为受压迫者和压迫者，或者将其分为受歧视者和歧视者。CRT强调人群的独特性而忽视其共性，也不关注可以共享的价值观，从而使得人们变得越来越不宽容。

关于批判性种族理论，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分歧也许是无法弥合的，这种分歧也存在于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保守主义的约翰·罗伯茨有过著名的观点：“停止种族歧视的方法就是停止去区分种族。”自由主义大法官鲁斯·金斯伯格对此则辩论到：“很难理解，你怎么可能用一种非种族的手段去解决一个关于种族的问题。”

取消文化中的年轻人

在取消文化这一运动中，年轻人一如在以往所有的运动中那样，显出特别的热情。政治正确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在几代人的身上都留下印痕，而年轻人则是完全生长在政治正确的文化氛围之中。政治正确所追寻的公正和平等，充满了人道情怀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它诉诸人类内心最深处的道德律，不仅使人觉得自我的高尚，也使人深感责任的重大。年轻人是这个利益纠缠的世界上，单纯、向善，直觉尚不为世俗所污染的群体，所以一切理想的、高尚的事业，年轻人总是积极为之。

很多年轻人意在改变世界，他们并不真正希望涉事的名人被取消，而是更希望这些名人能够出来道歉并多做公益事业。也许这就是罗琳的问题所在。如果她在转发文章和做评论之后，能够向愤怒的网络公众致歉，她也许就不会从哈利·波特的成员中被取消。年轻人的不肯原谅，和他们努力确立的自我有关。他们迫切需要得到这个世界的认可，认可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观点和他们关注的偶像。年轻人的热情和力量真是惊人，他们对于任何一方的党派都有点不屑一顾，但是在公共事务方面，却显得一往无前。这种状况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上世纪60年代的反战文化。在林肯纪念堂边，在白宫内，在华盛顿纪念碑前，在华盛顿的许多条大道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夜以继日地以歌曲、演讲、步行和文字表达他们反对越战的要求，许许多多被记录下来的场景，成为在历史中永久闪烁着的经典瞬间。

如果科技依然停留在上世纪60年代，年轻人大概现在正在各个公共场所，表达他们的述求和关爱。信息及媒体时代的今天，年轻人早已将他们的世界搬到了网络。然而年轻人的内心为理想和正义所充塞，他们在取消文化中匆匆前行，试图表述着他们善良的同情和充满激情的愿望，毫不在意他们正在这个世界中，激起层层的巨澜。

时过境迁，60年代反战文化的主体，如今已经进入生命的暮年，他们对于那个年代仍然怀有激情与感动，但是也有更多的反思。年轻人在激情之下永远是充满了盲动，唯理念而不顾及后果。他们令人想起更久以前的法国大革命。世界固然因之而进步，然而文化巨变之下，一切的传统，连同人，连同物，连同许许多多的观念和美好，都一去不回，而法兰西的辉煌至今只是历史，只是那些过去创造出来的飞扬美好的文学和艺术，和那些残留下来的宫殿。

我们难以预料今日的年轻人，今日的文化和运动，会将什么留给后世。取消文化作为政治正确的武器，已经成为思想的敌人。当它开始警告人们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时，曾经奔放无忌的思想已经处在死亡之门。年轻人应该是最开放和容忍各种观点的人。然而，今日年轻人这个群体，越年轻就越不能容忍不同的观点，也越希望公开羞辱和惩罚持不同政治主见者。年轻人的激情被他们封闭的思想所苑囿。

取消文化所显示给我们的是一个复杂的世界，我们一面试图理解这种文化，一面更为这种文化带来的动荡、无序和传统的倾塌而不安。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反思法国大革命时说：我们身处一个咆哮的、但没有海岸的海洋；至少，这个海岸是如此遥远、如此陌生，以至于我今生、乃至我们的下一代都无法找到它，无法在那里立足。

这大概是当今世上许多人的感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