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IC Photo）

金衡山/文

在其出版于2003年的著作《华裔在美国：一部叙述史》中，著名华裔非虚构作品作家张纯如记录了这么一件事。一位在美国俄亥俄州出生、长大并上大学、后来成为美国空军上尉的一位华裔青年于1999年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记述了他碰到的一次奇遇：这位军官在一次授奖晚宴上与一位穿戴优雅的白人女士坐在一起，这位女士向他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你是在中国空军服役吗？”华裔军官自述道，听到这个问题，他当场惊讶到无语。他身穿蓝色美国空军制服，肩上嵌有表示军衔的徽章，难道就因为他长有一张中国人的脸，这一切在这位白人妇女眼中就统统视而不见，本能地把他当成是中国空军军官？这位年轻华裔军官感慨万千，暗想如果有一天他响应国家召唤，为国捐躯，那么这个“国”到底是哪个“国”，在一些人那里是不是要讨论一番？

单就内容而言，张纯如笔下的这个故事显得有点荒唐，甚至充满了无厘头的信息。但是就种族偏见和歧视的程度所造成的行为反应而言，这个故事中的场景和人物又都是那么真实，且完全符合逻辑，因为在一些人的思维中，与种族相关的刻板印象早已沁入其心理深处，成为无意识的一部分，在一些场合中，他们脱口而出的言语或者是下意识的行为，其实并不用通过大脑的正常思索，而是直接凭着本能的驱动和反应，做出相应的动作，说出相应的话语。种族歧视于其而言就像吃饭穿衣睡觉一样正常，“歧视”于是也就根本不存在，根本就不在他们思考的范围内，根本不属于他们使用的语汇，更遑论是需要反思的对象。这样的种族歧视早已成为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生理条件反射，当这种“条件反射”在社会上蔓延开来时，其可怕程度可以想象。

上述故事发生在1999年，距1882年美国历史上的《排华法案》的出笼有117年。一百多年过去了，美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各个方面后来者居上的这个国家也在社会内部经历了各种程度的改革包括种族关系上的变化，20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以及由此导致的多元文化大潮席卷美国，包括华裔在内的少数族裔的权利得到了很大改善，“政治正确”的行为方式和言语用词在很大程度上深入人心，尽管也遇到了矫枉过正的问题，但种族平等的概念相比一百多年前已有天壤之别。只是，即便如此，在一些人的心理中，种族间的内外有别、高下之分的概念和感觉依然如影相随，甚至是与生俱来，导致的条件反射的情况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故事中的华裔军官的另一个突出感觉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在一些场合中依然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是一个“外国人”。这种“外国人”的感觉一方面源自种族歧视的阴魂不散，另一方面则表明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以及语言上的进步与现实之间依然存在相当程度的鸿沟，这是美国社会必须面对的现实，也是包括华裔在内的少数裔需要面向并思索的生存环境。2020年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的小说《唐人街内部》即是延伸这种思索的一个结果。

华裔作家游朝凯（CharlesYu）的这部作品构思奇特，表现方式更是诡异，把舞台剧的模式套用于小说，两者互相渗透，互相关联，既表现了戏剧冲突的内在因素，又展现了小说叙述的外延特征，而把两种表现方式融合在一起的则是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这个主题，以及由此透露出的人物经历的辛酸血泪史。正如授奖词所言，一面是“闹腾滑稽”的场景，另一面则是“跃然纸上的伤心透顶”的情景，这是那个“生活在种族主义氛围严重、社会阶层隔离森严的世界里的人物必须要面对的一团混沌”。所谓的“一团混沌”一方面指的是小说着力营造的纷乱、嬉戏、乃至荒唐的情节和气氛，另一方面则是直指种族主义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集中表现，如此地集中以致在表现过程中混为一体。由此也可以一瞥在貌似形式创新的背后，作者是如何心心念念于剖析种族主义的种种病因，并由此入手揭橥美国社会因种族主义给人造成的有形与无形、物质的和精神的病害。这是小说主题表现的深刻之处，表明作者过人的见地和洞察力，而小说采用的非同一般的表现手法则以无缝链接的力度烘托出了主题的深度和冲击力。

如同俄罗斯套娃一样，小说的套用手法不只是简单地套用戏剧方式一种而已，而是在套用过程中还直接挪用了流行的剧情表示方式，如警匪剧模式。作者把这种剧情模式的内容减少到极简程度，由一白一黑、一女一男两个警察代表剧情的人物形象，中间再嵌入一个华裔人物，但后者是属于可有可无、可出现亦可遁形、可做前台提示之用，亦可只用以后台布景之备。总之，这是一个无足轻重，无角色可演的人物。由此，一个“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于是定格。这种从形式、并由此上升到哲学高度的人物表述方式从一开始就给与了作者深入人物内心的可能，一个似乎是没有故事可讲的人物其实背负着成串的故事在身。这种矛盾着的叙述方式构成了小说的戏剧冲突，也拉开了人物历史背景和生存状态展现的序幕。

通过主人公威利斯·吴的视角，我们看到四福的形象，这位既是吴的父亲又是师傅的老人，其实也是威利斯自己的化身，因为他们都是功夫的追随者，都把获得功夫视为人生成功的标志。作者在旁白中这么描述威利斯的梦想：“自从还是孩子起，你就梦想着有朝一日成为功夫小子”。这自然是指出头之日。显然，在这里，功夫变成了有关中国人的能指，而成为功夫小子则是在美国实现美国梦的象征。作者使用了一种寓言式的手法，把中国元素统统压缩进对于“功夫”的期盼之中，就像英国文学史上的名著班杨的《天路历程》中的耶稣形象一样，人物被赋予了显然的指称。但是，指称“功夫”显然也是讥讽，是针对在历史上以致现在，在美国社会中，中国的形象只是被体现在几个固定的形象里，如功夫者的形象，这其实就是刻板印象的来源，而这种类型化的理解直接成为了种族主义滋生的土壤。另一方面，讥讽的背后是自嘲，或是对命运的走向的无声的叹息，成为“功夫小子”似乎是华裔的唯一出路和选择，由你不得，无论你如何努力，在众人包括你自己的印象里，“功夫小子”是唯一能够凸显美国华人努力成功的路径，更是能够帮助走出唐人街的路径。作者这种人物形象的刻画手法，会给人留下“简单粗暴”的印象，似乎与实际情况不符，至少是当下以及由此往前的很长时间内华裔的生活状态不符。这样的看法自然有其理由在。但是，也须体会作者的用意，在夸张以及由此引导出的喜剧嘲讽色彩强烈的笔触背后是对种族主义实质基因的把握。种族主义的可怕之处正是在于一种超越现实的习惯动势，无视现实，固态化地把现实转化为心理深处的那种刻板理解，以致鄙视和敌意。从这个方面而言，“功夫小子”依然仍是很多人联想华裔形象的抓手，同时也是一些华裔自我想象的依据——这也是自我嘲讽的依据，是面向华裔的种族主义能够存在的精神食量。可以说，作者在套用流行话语和实施看似荒诞不经的笔法之时，其实是击中了种族主义赖以生存的社会神经。

另一个与华裔密切相关的标志意象便是唐人街。作者把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放在唐人街里的金宫饭店，又费劲心思描述华人在这里居住的环境。饭店是底楼，楼上八层住人，住房空间狭小，人声鼎沸，油烟互串，卫生间水滴下层，完完全全的一副贫民窟的囧态模样。同样，作者的用意并不是要一对一地反映现实，而是用唐人街这个广为人知的意象指称对于华人印象的来源。贫困是曾经的唐人街给人留下的突出感受，但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唐人街是一个小世界，一个华人集聚地，一块华人可以与世隔绝的飞地。这里的“世”当然指的是美国社会，而由此引发的后果则是唐人街成为了被想象与被观看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神秘气息在这里弥漫，各种关于华人的传奇从这里向外递送。历史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唐人街成为旅游参观热门之地，为了吸引游人，唐人街的管事者假造一些大烟馆、赌场，上演华人为争夺靓女打架斗殴、争风吃醋的戏份，白人游客在唐人街乘坐黄包车观赏街边店家门楼，关于华人的遐想油然而生。著名虚构人物“傅满洲”从英国作家罗默笔下流出，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了一种专门指称，与19世纪末开始蔓延的针对华人的“黄祸”论汇合在一起，开创了将华人等同于“恶”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唐人街在那些观看者的眼中，也指向了这个逻辑。尽管在观看过程中会感受到娱乐，但是因“恶”而生发的道德鄙视则是无法抹去的深深印迹，观看者于是成为了道德裁判者，被观看者被套上了社会地位低人一等的枷锁。这种氛围中产生的种族歧视成为了文化现象的翻版。

小说作者在讲述唐人街的故事时并没有把笔触直接延伸到历史中去，但是他那种聚焦于日常生活烟火气息的特写镜头还是烘托出了活在一个封闭世界里的华人生活的种种窘迫，这一方面指向了历史中的现实，另一方面则多少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描述了这种生活产生的根源：貌似凝聚力的内在性导致无力向外发展，封闭的不仅仅是生活，更是心理的构成。换言之，唐人街的形象不单单是外人观看产生的结果，也是生活在其中的人自己塑形而成的。种族主义如果没有另一方的迎合，则终究要遭遇挑战的一天。可以说，作者在展现嬉闹欢腾与悲凉悲哀的同时也表露了相当程度的批判力度，类似鲁迅笔下“国民性”的揭示。

如果说小说的前面几章（几幕）用近乎后现代式的夸张和荒诞的手法集中刻画唐人街内华人曾经经历的悲苦生活场景，那么在后面几章里，作者的笔锋开始转向，更多的历史镜头被拉入舞台中央，历史与现实的交叉融合让反种族主义主题更加凸显。与此同时，读者也可以深切感受到作者笔端流露出的一腔悲愤之情，这是对一个缺乏正义的社会的抨击，更是表露自我身份的努力。

游朝凯的父母亲是来自中国台湾的华人。作者在小说出版后的采访中多次提及在作品中置入了作者家人的赴美往事以及背景历史。透过迷离的历史氛围，我们依然可以清晰感受到其中所发生的种种苦难和艰辛，美国在很多移民眼中是一块应许之地，如北斗星一样指明希望的方向，但一旦落脚在那里，生活不只是艰辛，更还有种族歧视的目光以及由此带来的身体的凌辱。即便是奋斗不止，有所盼望之时，最终也只能是蜇入唐人街，成为了那些生活在封闭世界里的华人中的一份子。作者如此描述过往的历史，并不只是在于吐苦水，而是要从深处探究这一切背后的根源。这里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美国”的召唤，对融入美国的期望，就像剧中一个人物从旁白的角度所发出的感叹：从一个典型的亚裔（在小说中主要是指华裔）变成一个典型的（美国）人。那种期盼把“华裔”两个字去掉的心情是如此迫切，这成为一些中国移民们走向美国梦之实现的一个路径，也是走出唐人街的一条路径。但是，另一方面，“外国人”的身份如同自己的影子一样无法脱身，这是问题的其二。小说中的剧本情节在后半部分出现了一个大转折，故事早先情节中的一个人物“华人兄长”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大律师，挺身而出为警匪剧中的罪犯威利斯·吴辩护。他的辩护词在某种程度上直击华人面临的尴尬和悲凉的种族身份问题。“根源在于，黄种人在美国的历史，在于两百年来成为永远的外国人（的事实）”他继而说道：“唐人街以及成为华人事实上就是，而且从源头而言一直就是，一种建构，一种充满形式、姿态和文化与异域风情的表演。一种发明，一种发明之后的继续发明，一种风格化的东西。”这种“表演”的结果是顺应如何做一个“美国人”的路数，或者是说努力去寻找需要顺应的路数。只是再怎么努力还是邻近不了理想的状态，到头来一直彷徨在像与不像的真空地带。用这位“兄长”话说则是“愧疚于希望成为那个原本不需要他的（体系）的一部分”。辩护词极其有力，犀利而富有智慧，以致那个什么角色也不能成为的主人公威利斯·吴突然开窍地发问：“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美国人？美国人到底长得什么样的？”显然，作者在这里利用对剧情发展的把控机遇，抛出一些涉及华人身份的根本问题，同时也一并指向了美国社会种族歧视的文化和政治根源。美国一向标榜是多元社会，多元社会的多元容忍文化也是美国引以为自豪的政治风度，但是在多元的背后时常会出现单元的影子，用一些简单的标准来衡量多元存在的合理性。

小说中套用的警匪剧情模式只有两个主要人物，一白一黑，这一方面是指称白人与黑人人物，另一方面也是暗指简单的思维和逻辑判断模式。不管你是源自什么文化，你一定要靠拢“白”，同时也要用“黑”来判断你的身份内涵，前者指的是历史上白人在美国建立的西方政治价值系统，后者指的是多元文化的来源以黑人的受压迫度为衡量标准，其结果是“黑”“白”两者成为了种族关系的代表。以黑人为主的民权运动挑战了白人的种族统治，白人社会开始接受民族平等的概念，但与此同时，平等的概念过多地限制于“黑”“白”关系之内，这其实是陷入了另一种种族不平等的陷阱。

小说中，“华人兄长”在论及华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时，尖锐地指出华人对待种族不平等不应该只是以黑人曾经有过的黑奴经历作为衡量自己身处的不平等地位的标准，换言之，不能认为华人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就可以认为其遭受的种族歧视就可以容忍甚至接受，就可以认为自己遭遇的压迫只是属于“二等”而已，因而不加以完全的抵抗与反对。这着实触及了美国社会复杂的种族关系，以及争取完全种族平等的内在含义和要求。正如有的评论所提及的，这部作品表现了强烈的政治意味，作者通过人物之口巧妙地和盘托出了华裔在面对种族问题时应该采取的立场，而这也直接阐明了贯穿整部小说的一条主线：走出唐人街的路径。唯有彻底的争取种族平等才能真正走出唐人街。

作者在小说中利用在剧本中布置展览的情节，逐条列出历史上华人遭遇的种族歧视的法律条款，从1859年在俄勒冈州宪法中出现“中国佬”不能拥有财产的规定，到1879年加利福尼亚州宪法修改中增加一条，外来人土地拥有者只能“限制于白人或者非洲裔人血统的人”，再到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字生效的《排华法案》，禁止中国劳工移民美国，这是美国通过的第一条专门禁止一个国家或者族裔的人进入美国的法律，1886年华盛顿地区禁止外来人（外国人）拥有公民权并因此禁止其拥有财产权，1890年旧金山出台法律，规定华人（无论是否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美国公民）除了在专门划定的华人区域内，不能在城市其他地方工作和生活，此条规定直接导致华人“隔都”的产生，等等。这个历史“展览”不但是对于种族歧视的控诉，也是加强华人自我意识的有力方式。

“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以过去作为连接当下的桥梁，历史的节点可以成为过去，但历史的教训不应该忘记。作者在小说最后一部分罗列这些历史事实，不仅是面对历史，更是针对当下。作者在采访时提及他在撰写小说时，美国社会在特朗普后期出现的针对亚裔人的各种种族歧视现象促使他返回历史，思考与当下的关系。这部作品的题目《唐人街内部》之“内部”不只是指唐人街而已，更是指美国社会的内部本身，剔除深藏在“内部”的造成种族不平等的种种成因，这是彻底走出“唐人街”的根本路径。就美国而言，任重道远，而要走向这个目标离不开包括华裔作家在内的“文化人”的深刻洞察和反思，游朝凯的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表现方式表明了靠近这个目标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