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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与人】

付如初/文

《成年人的谎言生活》

“在成人的世界里，在这些通情达理、满腹经纶的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他们退化成了这么不可信的动物，简直比爬行动物还要低级。”

这是十三岁的那不勒斯女孩乔瓦娜发现父母精心掩藏的秘密之后发出的质问。一次家庭聚会上，母亲和爸爸的好朋友马里安诺在桌子底下搞暧昧，而爸爸爱的人竟然一直都是马里安诺的妻子科斯坦扎，他甚至在十几年前就把属于宝贝女儿的镯子送给了情人！

父母代表的成人世界以这样的方式在乔万娜面前意外裸露，比她得知自己眼里博学儒雅的爸爸原来曾是底层青年，他讳莫如深的原生家庭和视如仇敌的妹妹至今生活在“粗俗”世界的冲击力还要大。因为那是历史，这是现实。这直冲眼前的丑陋打碎了她之前关于家庭和自己的所有优越感：她一直以为，自己的家庭和所在的社区一样，优雅体面，父母琴瑟和谐，家庭受人尊重。她理所当然地享受着这一切，从未想过自己的成长原来一直被谎言包围。

从俄狄浦斯开始，中外很多文学作品都在写，一个人的瞬间成长往往与父母走下“神坛”有关，“弑父”“审父”甚至曾发展为一种文学情结，而随着对父母的再认识，对自我的认识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短暂又漫长的秩序重建和自我换挡通常是人生的必经之路，也是青春期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

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在写完著名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包括《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之后，再一次精准抓住了女孩在这个人生特殊阶段所天然具有的多重“戏剧性”，出版了这本《成年人的谎言生活》。在书中，她把青春期形容为一大段一大段的灰暗时光中夹杂着突然冒出来的绿色、红色或紫色，就像平淡生活中偶尔会出现的、持续时间很短的激情。当你试图记录下它，缓慢的时光就变成了漩涡，和所有色彩混合在一起——青春，就是这么充满激情，又充满斑斓的混沌与难解的困惑。

跟四部曲相比，这当然是一个全新的故事，但却时时处处让人想起四部曲。不只是个别人物的名字完全一样，比如恩佐。在四部曲里，他沉稳踏实，是莉拉的最后归宿，而在这一本里，他是维多利亚眼中的完美情人，英年早逝之后，维多利亚甚至愿意为他守寡，与他的遗孀共同抚养他的三个孩子。也不只是人物关系设置得类似，就像四部曲里少女时代的莱农暗恋大学生尼诺一样，在这本书里，作家又设置了少女乔万娜暗恋成年知识男性罗伯特的桥段，同样的，她也为了这份强烈的感情，对他隐藏在知识教养下的冷漠自私视而不见，她也几近疯狂地想方设法接近他，甚至不惜报复性地毁掉自己的处女之身。

这本书也不只是继续书写“四部曲”中那贯穿始终的上城和下城的阶层纠缠，书写贫穷、暴力在下城的蔓延，更重要的，费兰特笔下那蓬勃旺盛的生活气息、那充满审视感的犀利与洞察在这本书里热力不减，甚至因为篇幅更短而焕发出愈益灼人的能量——她的文字总是能够让人直接感受到一股赤诚的生命力，人物卖力地爱恨，命运激烈地撞击，所有人都热气腾腾地活着，轰轰烈烈地爱着。就像那不勒斯城里的人开派对，这本书里的人虽然换了不同的面具，进行了不同的组合，但精神气质一如往昔。

随着青春期女孩乔瓦娜逐渐靠近成人世界，她一举被成人谎言击碎的单纯自我也裂变成了许多碎片，一爱到底的维多利亚姑姑、在爱情中多疑到毫无安全感的朱莉安娜、始终无法面对被抛弃现实的母亲、与父亲偷情多年的科斯坦扎等等这些成年女性身上，都有她破碎自我的折光，不像四部曲中的“我”，六十年专注于和“天才女友”莉拉互为镜像。如向日葵，成年人的世界是乔万娜的太阳，她转来转去，不断在真实和谎言、清晰和混乱、虚伪和诚实、相信和怀疑中迷失，在一个接一个的选择中自我塑形。跟四部曲中的莱农和莉拉相比，尽管出身不同，但乔万娜也是生活的勇士，在面对成长和爱的时候，也有英勇无畏地堕落和自力更生地救赎。费兰特擅长写这类带些蛮勇气质的女性，她也由此给文学贡献了一系列新形象——勇敢少女。

勇敢少女

如果说“那不勒斯四部曲”因写了女性六十年的友谊而被称为“女性史诗”的话，那《成年人的谎言生活》则因为写了维多利亚和乔万娜两代“勇敢少女”而堪称女性的青春寓言。

维多利亚是乔万娜的姑姑、恩佐的情人、与哥哥安德烈势不两立的妹妹。如果不是偶然间听到父母说自己和姑姑长得越来越像，有点儿丑，乔万娜或许会无限推迟和姑姑的接触，也不会对这个住在下城，做女佣的亲戚产生任何好奇。在乔万娜所在的体面家庭里，姑姑是死角和禁区，连有她出现的合影都被涂黑了。

然而血缘神奇，来自两个“世界”的姑侄二人一见如故。而且，姑姑的热辣粗俗、朴实真诚、爱憎分明，对习惯了温文尔雅、拿腔拿调的乔万娜，具有神奇的吸引力。她很快就沉浸在一种蓬勃野蛮、不加修饰的情感连接中，开始体会有别于上城生活的下城魅力，一种未经任何教育驯化的原始魅力，也开始为维多利亚的爱情深深震撼——人物从生活处境的高处往低处移动，社会地位从中心往边缘移动，会产生一种“逆奋斗”的现实表现力。

维多利亚以自己与恩佐的“完美爱情”现身说法，用热辣的语言对青春期的侄女进行了一番爱与性的启蒙。她讲述她与恩佐的十一次爱；她带乔万娜去给恩佐扫墓，在墓前对管理员破口大骂之后转头对着恩佐的照片温柔似水；她对恩佐的遗孀和三个孩子像一家人，同时也充满了控制欲；她习惯于直白地表达自己的好恶褒贬，同时也热心公益，对传教士无比虔诚……所有这一切，无不给乔万娜巨大的冲击。就像温室的花朵突然被放到阳光雨露之下，劈面而来的生活风暴让乔万娜的勇敢基因瞬间被激活，她被教育塑造的本性也开始觉醒。

费兰特非常擅长写底层女性和底层生活，也非常擅长捕捉女性成长过程中想象、信仰、身体的原始反应等细节，她能够赋予这类环境中的女性一种别样的力量感。因为这种力量感，使得她笔下最成功的人物形象往往是“勇敢少女”。有点儿像她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反复提到的《小妇人》中的少女乔，聪明、犀利、自由、任性、有主见、敢爱敢恨、自尊又自卑。贫穷培养她们不屈的毅力，同时也滋长内心的敏感。她们像野草，也像灌木，往往在困境中显露勇敢本色，在生活的风霜中彰显毅力执着。莱农、莉拉、乔万娜、维多利亚，无不具有这样的气质。她们对别人充满了诱惑力、影响力，甚至破坏力，性格中也有暴戾、充满控制欲的一面。她们的自我在不断被遮蔽、被扭曲、被碎片化的环境中，总是能够不断觉醒，不断拼贴，不断重新塑造。如果剔除女性生命韧性中的悲情成分和被动属性，单纯提炼其中的勇气和耐力的话，那就应该是“勇敢少女”的典型特征：一种带着美感的力量感，一种无惧生活摧残的坚挺感，一种自我变幻莫测的不稳定感和一种在两性关系中的付出感和控制感。“勇敢少女”简直就是女性人格特征的代名词。

著名作家王安忆倾向于把莉拉放在历代小说家创造的人物谱系里，她认为“那不勒斯四部曲里”的“天才女友”莉拉，与卡瑟琳（《呼啸山庄》）、莎乐美、美杜莎具有同组基因。她们美丽又危险，有狂野的本性，难以驾驭、不可驯服。她们的自我选择通常都会让别人无计可施。

而在我看来，这类女性即便已经成年，身上也带着抹不去的“少女气质”，任性而自由，充满野性，也略显邪恶。因为这种少年气，生活的苦难在她们身上刺激出来的人性光芒格外妖艳。她们打破了简·奥斯汀笔下的古典少女循规蹈矩的气质，与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弗朗索瓦兹·萨冈的《你好，忧愁》、杜拉斯的《情人》描写的少女一样，美好中充满魅惑，不经意间也会流露出一种未经打磨的纯真的恶。她们的性别觉醒、自我觉醒，在文学中能够激烈地承担脱胎换骨般的成长性断裂，是她们让文学永恒的主题——爱情变幻出了超乎寻常的模样。

在中国，作家铁凝也曾书写过这种气质的少女，她的《永远有多远》《玫瑰门》《大浴女》这类关注城市女性的小说中，总是会让人嗅到一股勇敢少女的气息——读了费兰特，会忍不住想，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中国女作家的女性书写实在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很多作品与如今国外当红作家的相比也并不逊色。

当然，“那不勒斯四部曲”之所以风靡全世界，被译为40多种语言，不只跟青春期和女性叠加出来的“勇敢少女”有关，也不只是因为开创性地写了女性友谊，更为关键的是，费兰特在这个群体身上，捕捉到了生活和文学的界限消失，进而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气质和历史：她笔下的人物和生活，在恰如其分的语言描述中，真实得就像我们熟悉的一样。她用“节制、稳定、清醒”的写作风格，真诚地写作，赋予文学一种让人无可逃避的生活质感。无怪乎《纽约时报》会说：“你读到的任何关于埃莱娜·费兰特的文字都无法让你预料她作品中的狂暴力量。每当她的充满启示性的那不勒斯系列推出一本，她都会再一次地令你猝不及防。”

小题材中的大手笔、小悲欢中的大沟壑，大概指的就是这类小说。纳博科夫曾以男作家的傲慢对简·奥斯汀指手画脚，说她的是“针线筐里的小说”；如今，面对费兰特，相信也有很多男作家不以为然：不过是女人家的那点儿事儿。但真正读进去才发现，小说创作，历来只有小作家没有小题材。费兰特的写作实际上有着更大的野心、更大的气象。

打破界限

“界限消失”是《我的天才女友》里面出现的词，是莉拉十四岁那年的感觉。这个词从此成为她的专属，她用以感受周围世界。因为是她的感觉，所以有时候具体，有时候抽象，有时候温暖，大多数时候可怕，这或许可以看作是莉拉天才般的另类直觉：人和事物之间的界限会消失，亲人和坏人之间的界限会消失，美和丑、爱和恨、欣赏和嫌弃、方言和意大利语……所有的一切，在生活的变幻莫测面前都有可能界限消失。但除了莉拉，其他人体会到的界限不会在感觉中消失，它只能被打破。

阶层上升是在打破界限，阶层溯源也是打破界限。这个意义上，《成年人的谎言生活》就很像“那不勒斯四部曲”的反向浓缩版。跟四部曲写底层女孩儿的挣扎奋斗不同，这一本费兰特往回写，写中产阶级不堪回首的过往和不堪一击的现状，写中产女孩“寻根”之后更大的迷失与挣扎，写中产与底层之间割舍不断的血缘联系。

乔万娜认识了姑姑维多利亚还只是故事的开始。因为维多利亚，她认识了恩佐的三个孩子，也认识了恩佐女儿的男朋友罗伯特。她从见到他的第一眼，就致命地爱上了他。原本两个阶层的年轻人，因为爱连接在一起。而爱的象征物是一个手镯。原本是恩佐岳母的手镯，他偷来送给情人维多利亚的妈妈，博取情人欢欣；维多利亚的妈妈去世，她想把手镯留给侄女乔万娜，但却被哥哥安德烈攫取，又送给了他的情人科斯坦扎。私情暴露之后，安德烈和科斯坦扎结婚，手镯回到乔万娜手里，她送还给姑姑，姑姑又送给恩佐的女儿……围绕着手镯流转的，是成人世界的一个又一个谎言。手镯很美，它的美折射出无限浓烈的爱和无比伤人的欺骗，它连接着优雅和粗俗，也让真实和谎言融为一体。

于是费兰特说：“这只手镯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无论把它放在什么故事中，它也只能说明一件事：我们的身体被欲望推动着，在生活中消耗着自己，让我们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它让优越的人、充满智慧的人变得愚蠢，让获得了教养的人变得暴戾，让勇敢的人变得懦弱、虚伪。它让界限消失。

爱，或谎言，原来是打破界限最有力的武器。费兰特写来写去的女性友谊和青春，原来还是爱的另外一种命名方式。而爱，不过是谎言，或者反过来更积极，谎言也是一种爱。她说：“对爱的需求，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没有爱的人，或者没有爱的城市，对于自己和其他人都很危险。”

据说，埃莱娜·费兰特是笔名，在意大利，至今没有人知道这个作家到底是谁。她隐姓埋名，拒绝变成公众人物。在接受《巴黎评论》的访谈时，她说：“我很喜欢打破我笔下人物有文化、有教养的外壳，让他们流露出粗糙的灵魂，让他们变得吵吵嚷嚷，也许有些歇斯底里。”她想释放人性。

仔细想来，费兰特擅长的打破界限，是一切文学的题中之义，也几乎可以算作文学最无可争议的规定性，比如科幻文学是打破时空的界限，爱情小说是打破阶层的界限或者性别的界限，严肃文学则旨在打破人性的界限等等。文学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就体现在界限被打破之后，能不能创造出一个新世界，一个让人似曾相识却新鲜有趣的新世界。所谓文学的真实，其实也是打破生活界限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当然，在打破界限的过程中，有人能破能立，有人只破不立，区别只在于自我的认知。所以，人到老年的莉拉才会选择抹去自己的一切痕迹，消失；而莱农则会反思自己：“我的一生，只是一场为了提升社会地位的斗争。”所以，《成年人的谎言生活》结尾，乔万娜才会正视自己的欲望和爱，区别对待情感和身体，第一次交给罗萨里奥，心里爱着得不到的罗伯特，还说这是“以独一无二的方式进入成年”。女性命运如此，可悲吗？固然有一些。但不然呢？还能有比这痛感更弱一些的可能吗？

第二性的爱与痛

“那不勒斯四部曲”最为媒体称道的，是因为写了六十年的女性友谊和女性命运，电视剧播出之后，关注的重心似乎也是如此。联系近两年大热的图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的也是女性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主题，还有metoo运动等等，似乎可以发现，时至今日，关于女性贫困、女性教育、女性命运的话题，依然比较容易成为全世界的热点和痛点。

根据小说中的描述，天才少女莉拉和她的朋友莱农——小说中的第一人称“我”，出生于1942年，而法国学者西蒙娜·波伏娃出版著名的女性主义著作《第二性》是在七年之后的1949年，这本书一开始遭到了加缪等人的激烈抨击，但很快得到了更多女性读者和学者的响应，变成了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热门书籍。一直隐身的神秘作家费兰特如此设置人物，有两种可能：一是跟她个人年龄接近，她有直接的生命和生活体验；二是她做了大量功课，让两个主人公与《第二性》诞生的时代同步成长，以捕捉最能体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社会思潮。当然，对女性话题而言，生活之树固然常青，但理论也不显得灰色，七十多年过去，《第二性》仍然保持着蓬勃的生命力，以它为参照，“那不勒斯四部曲”在文学价值之外，更有社会学、人类学的意义。

曾经，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是黑帮猖獗的地方，社会两级分化严重。费兰特曾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逃离之后才得以认真审视这个地方，并用两个女孩的故事为这个城市的六十年历史立传。她说：“生活在那不勒斯风险很大。这是一个人们一言不合就吵架斗殴的地方，人们很容易哭，很小的矛盾会转化成可怕的诅咒，非常肮脏的咒骂，还有无法弥合的龃龉。”她对两性差异感兴趣，曾带着巨大的热情，读了很多女性主义的作品。

小说的两个女主人公出生在那不勒斯的破败街区，垃圾成堆，暴力风行。莉拉是鞋匠的女儿，黑发，从小桀骜不驯。莱农是市政府门房的女儿，金发，文气乖巧。五年级时，两个人因为贫困面临辍学问题。小学老师为她们极力争取继续求学的权利，但鞋匠认为女儿继续上学是异端，门房则没那么坚决，半信半疑让莱农参加了考试。从此，两个女孩儿的命运分道扬镳——是否接受教育，成了决定女性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

第二个就是婚姻。退学的莉拉因为设计鞋子，嫁给了放高利贷的黑帮成员、后来被杀死的堂·阿奇勒·卡拉奇的儿子，相当于嫁入了破败街区的“豪门”。而莱农一路上学，先后和药剂师的儿子、大学生谈恋爱，毕业后嫁入知识分子家庭，成了年轻有为的大学老师彼得罗·埃罗塔的妻子，生了两个孩子。不同的教育履历给了她们不同的婚姻，也让她们迅速归入不同的阶层。此时的莉拉，尽管物质生活有改善，但依然面对着挥之难去的暴力，她自己甚至也是暴力沟通的一部分。而莱农，已经远离了这一切，周围都是温文尔雅、都是文质彬彬，“我学会了控制自己的声音和动作，我学会了遵循那些写在书上或者约定俗成的行为规则，我尽量掩盖了我的那不勒斯口音。”她用标准的意大利语说话和写作，那不勒斯方言代表的暴力被驯化了，成了她内心的回响。

正因为费兰特把界限产生写得合情合理，她擅长的打破界限才有用武之地，小说在司空见惯的叙述中忽然拔地而起才能有令人震撼的审美效果。果然，她找到了弥合阶层分化的两个武器：爱情和母亲角色。两个女人先后奋不顾身地爱上了同一个男人尼诺，先后为此毁了自己的婚姻。尽管爱的时间不同、程度不同，但两个人的盲目是相同的，甚至浓烈程度也不分伯仲。教育和婚姻造成的界限在爱情面前，瞬间土崩瓦解。除此之外就是母亲角色。两个女人都当了母亲，都开始面对更多琐碎、更多现实的问题，要面对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分裂，面对自我的被埋没、被撕裂。从女人变成母亲，让她们再次惺惺相惜，隐藏起做情敌的嫉妒和仇恨。友谊的小船经历了太多风雨飘摇之后，也渐趋同舟共济。如《成年人的谎言生活》中手镯与爱情，四部曲中，“写作”与友谊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也充当了界限的象征物。“在童话里，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但在现实中，能怎么办就怎么办。”费兰特用沉浸式的笔墨、实录般的铺陈写出了活着本身的暴力，写出了人与人之间充满歧路和歧义的情感，写出了所有人在现实中感受到的五味杂陈、善恶难辨、无力无援。她的写作早已超出了女性性别本身的意义，仅仅从女性的角度理解她，也折损了她的价值，从小说中体现的价值立场看，她对女性主义者关注的话题投注了浓厚的兴趣，但却并非激烈的女权主义者。写《呼啸山庄》的艾米莉·勃朗特曾将黑暗与暴力描述成人类生活中真实、积极而且不可逃避的力量。而书写充斥着喧嚣、诅咒、虚伪和庸俗的那不勒斯的费兰特说：“尽管从我出生起，我所经历的暴力让我很厌恶，但要面对我们生活的这个残酷的世界，还是需要一定剂量的暴力。”就像她书写谎言，但在生活中却肯定谎言保护我们免受恐惧、忧虑、痛苦的自我伤害一样。她用思辨力面对真实与虚构、现实与想象。

由此，我们会发现，所谓界限的打破，远不是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如海洋，在波涛汹涌之下，是与大陆的不可分割；如瀑布，惊天动地之上，是平静的水面。由此，我们也再次确信，能够被暴力、被死亡打破的界限都是可控的、可忍受的，唯有绵延不绝的日常暴力、生活暴力，才是我们无可抗拒的、无可逃避的。如此一来，唯有活着，或者死去，站在所有人的对面，而阶层、友谊、爱情、物质、暴力、自我等等，都可以被打破，变成碎片。

对很多读者而言，看完《成年人的谎言生活》，就像重新经历了一遍青春；而看完“那不勒斯四部曲”，就像过完了一生。掩卷之余，有一个令人难忘的细节始终挥之难去，是在《我的天才女友》里。那不勒斯下城区的四个年轻人躺在沙滩上看星空，一个人枕着另一个人的肚子。那个时刻，人与人友好亲密，造物主宏伟瑰丽，岁月静好。唯有“天才女友”莉拉感到胆寒：“夜晚的天空让她害怕，她看不到任何上帝的杰作，只能看到一块块玻璃碎片在一潭沥青里闪烁。”或许，迷恋碎片，甚至直接把自己的书信、随笔集命名为《碎片》的费兰特，就是想赋予莉拉女巫的特点，让她在青春时代看到充满谎言的成年，看到充满变数、不可捉摸的未来。

最终，莉拉觉得自己应该消失——当我们满心以为，界限消失的重心在“界限”的时候，莉拉或者费兰特觉得，“消失”才是重心，是一种无可挣脱的结局。年轻的乔万娜还可以昂扬地觉得自己“独一无二”，人到老年的莉拉却只想消失，彻底到就像自己从来没来过这个世界一样。如果不是莱农拿起笔，倔强地要写下她，一个人和一群人的悲喜蓬勃和爱恨峥嵘就都是虚无，都是空了。写作，或者所有被记录下来的人与事，原来是生命存在的唯一证明和最大意义。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用过人的才华、阔大的想象、缜密的逻辑、精准如针又锋利如刀的语言能力，如此实现自己对写作的尊崇，实现自己写作的野心，的确堪当世界各国读者的追捧。“我已经习惯于讨得所有人的喜欢，别人对我的喜欢，对我来说是一层亮闪闪的盔甲。”她借莱农之口如是说。而莱农只是朋友们对她的昵称，她的名字也叫埃莱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