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图虫网）

吴晨/文

王安石新政期间，苏轼外放为杭州通判（副州长），也由此有机会对王安石颇为看中的青苗法，做了一个细致的基层观察。

青苗法的立意不可谓不善，希望在春秋两季农村青黄不接时，由政府提供普惠金融，以年利两分的价格，为老百姓提供贷款，以免他们遭受高利贷者的盘剥。但苏轼看到的新情况，却超乎立法者的想象：不肖官吏，每趁放款时期，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朴卖酒牌子，诱惑借到青苗贷款的农家子弟前来玩乐。一些不知利害的年轻后生花光借款之后，秋天回到乡下，还不曾学会多少城市的腔调，却欠了政府一屁股债难以偿还。

以杭州之富庶与繁华，老百姓可以借到快钱，却很难约束他们将这些钱，用于在农闲期间投资再生产的“正道”。更有甚者，因为酒业和青苗钱都是专营，左手发钱，右手吸引消费，可以更快达成政府理财的目标——青苗钱的本质是政府资本替代民间资本，获利以达到富强的目标——也给了各级官僚寻租敛财的机会。

传统上对青苗法的批评，聚焦在一系列实操环节的败政：政府强行摊派、地方官僚肆意加派以及争论为什么政府贷款不免息。苏轼的观察无异提供了新的视角。置身于北宋商品经济巨大发展的环境中，改革方策如何应对在实践中可能涌现出来的诸多新事物和新情况？

最近几年关于北宋的新书层出不穷，包括《宋仁宗》、《大宋之变》，当然也有今年隆重推出的《王安石传》。2021年12月18日是王安石诞辰一千年。群星闪耀的北宋政坛，从范仲淹、欧阳修，到司马光、王安石，再到苏轼、苏辙兄弟，可谓代有才人出，而王安石无疑是最闪耀的一颗。

距离那场轰轰烈烈的“大变法”近一千年后，我们又该如何去审视这场失败了的改革？哪些是因为立法者本身的盲点？哪些是因为不合时宜或者超前于时代？哪些是因为对商品经济缺乏研究，无法理解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复杂关系？哪些是因为政治生态的缺陷或政治新思维的缺失？哪些是因为在推动新政时急切求成，不懂得轻重缓急，逐步敷成？又有哪些是因为执政者自己的性格原因或者任用不得人？

一千年的时空跨越，也给了我们更长的历史焦距去打量那场轰轰烈烈的新政。新政的是是非非已有太多著述，本文希望从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配合开明专制演进的政治新思维、以及文学家与政客之间的矛盾张力三方面，去剖析新政，总结得失，也借此纪念这位勇于任事，却功败垂成的政客文豪。

一

两宋时期是中古时代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时期，但有影响力的商人，基本上没有留下名姓，更少有人能够进入公卿幕府，提出实际的创建，参与改革。可以说，王安石改革，基本上是根植于农耕经济的改革，再加上文人对货币经济浮光掠影的理解。换言之，王安石推动改革的班底缺乏多样性，尤其缺乏商人阶层的参与。

这当然也与整个北宋立国的人才管理设定有关。入仕是阶层流动最重要的推手，中举做官是个人乃至家族的进身之阶，不仅学而优则仕，各行各业都把做官作为精英的标志，这无疑给社会带来了稳定，但也导致政府内部缺乏真正懂得商品经济的人才，精英人才的一元化反而无助于改革的推进。

王安石改革的目标，是解决国富兵强的问题。国富可以有很多路径，可以通过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也可以通过增加政府在分配过程中的份额，甚至通过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来获利。显然，王安石的目力所及是后者。他对前者，即商品经济背后真正的运行法则，没有研究也缺乏理解。可以说，环顾一千年前的北宋，推动商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经济长才，即对商业发展、贸易、金融和货币流通都根本没有实证研究的人。

当然，此说确有苛求古人之嫌。但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北宋经济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却缺乏商业阶层在两方面的崛起：一方面在权力分配上成为不同于文人和农人的新阶层，一方面在思想领域涌现出研究经济现象的专业人士？

十一、十二世纪的北宋，被西方研究者称之为全球第一次工业奇迹（The first industrial miracle），经济有了规模，也涌现出涵盖各方面的创新：纸币、印刷、更繁华的大运河以及火药在军事上的应用等。但这一系列的发明和创造背后，却缺乏量变向质变的推手，缺乏制度的创新。

王安石改革失败的首要原因恰恰在于，在商品经济已然蔚为大观的时代，想要推动制度创新，仅仅依靠文人士大夫阶层，是远远不够的。在改革的过程中，没有商人阶层的参与，没有懂得金融贸易的加入，很难做到贴近经济发展的现实，遑论支持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度创新，或者推动和管理经济发展的改革。

即使是王安石新政中与经济和商业息息相关的改革，也充满了对统治经济的误读。国富，不能与民争利。但青苗法虽然初衷是解决老百姓青黄不接时缺乏资本金的一种普惠信贷，但在实际操作时，却不再是普惠信贷，而变成了国家主导的高利贷。类似的为国理财，变成了为国敛财，会强化专卖制度（比如盐的专卖制度），却无法从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流转税中找到新的税源。

金融与银行的概念，并没有在新政前后涌现出来。改革者所讨论的变法方略，依然是一千年前西汉盐铁会议上讨论的内容，所实践的方式，依然是法家的路数。这种法古创新注定有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以至于从政治旋涡中抽身而去、退而编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用经验主义的视角审视，也认为古法根本不适应商业社会的变化。

当然，北宋是否真正拥有商品经济，也值得商榷。王安石之所以长时间不愿意入朝为官，因为长安居不易，在开封如果带一大家子人生活太贵了（神宗就专门为宰辅修建了官方的府邸，颇有未来首相官邸的味道，卸任即搬出，却也凸显即使大官在京城常住也是个问题）。

开封的富丽与繁华，并不是自由生长的结果，而是皇权疯狂吸血的结果。按照《帝制两千年》的分析，开封创造的是一个典型的汲取型的畸形消费市场，一个仰赖大运河的供给的纯消费城市。官府和权贵的吸血，体现在官家要求成立各种行会，这些行会又转手欺压商人，即使卖烧饼的贩夫走卒都需要加入行会，交保护费，接受盘剥。宋朝行会与欧洲的行会，组织区别极大，其存在，意味着开封并没有真正的自由市场。

换言之，长安居不易，是因为开封的繁华，终究只是权力的繁华。或许这才是变法缺乏商人阶层参与最根本的原因。

二

推动变法的过程，暴露出北宋文人执政的两大致命缺陷：一是没有能够推动塑造一种谋求共识和妥协的议事规则，最终演变成水火不容又两败俱伤的党争；二则是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总是陷入“纸上谈兵”的论争，无法做到实事求是，每每陷于君子小人二元对立的道德评判，而迷失了改革的真正方向。与变法对商业发展所需要的制度变革缺乏研究一样，变法在政治层面，则体现出缺乏政治新思维的短板，同样没有制度创建，只能寄希望于“外儒内法”的雷霆手段，反而很轻易地破坏了北宋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开放的政治生态和制衡的制度设计。

虽然北宋皇帝把“异论相搅”奉为驭下法宝，允许甚至鼓励朝廷里拥有不同的意见，却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政策讨论和决策机制。多元思想碰撞的结果，并不是更切实的政策，而是胜利者执掌权柄，失利者外放地方，每每上演一旦受挫就“求州郡”的政治表演，试图以远离政治中心的退让，来逃避政策讨论中必要的争锋，更难形成想法不同的执政者和衷共济的局面。

妥协的要点在于，如何因地制宜，如何沟通，如何搁置争议，谋求共同的利益。妥协是冲突各方在激烈的较量之后，各让一步，达成和解，建立平衡。面对冗官、冗兵的问题，王安石不是第一个想去解决的人，比他早一代的范仲淹等人，在宋仁宗庆历新政时，就已经着手改革，却无法推进，其背后最大的挚肘，就是缺乏深入的政治对话去探索出可行的方案。

因为缺乏妥协的机制，无论是变法派还是反对变法的人，都缺乏必要的灵活度。确定了的事情就不能更张，即使是从一线传递上来的反对意见，在变法者眼里，也是政敌为了诋毁自己而罗织的证据，很容易陷入到斗争思维而不能自拔，很快双方就渐行渐远。为了反对而反对，不仅王安石挥舞大棒，司马光当政后立刻全面否定新政的做法，亦如此。

尚空谈也是士大夫的通病。士大夫出身的官员，常常会洋洋洒洒万言书——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都写过——力图涵盖万千，对各种问题条缕剖析，认为只要君王能够采纳，就能为万世开太平。他们缺乏与包括政敌在内的同僚一起开诚布公集思广益的讨论。

在新政推广的实操过程中，王安石没有能够在高官层面构建广泛的共识，反而选择操纵“权术”的方式，安插自己的人，拉拢一些人加入自己的小圈子，强调推进改革的力度，同时大力排挤那些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将他们从中央决策层中赶出，更加剧了文人官员阶层的分裂。

君子小人之辨，也是导致党争愈演愈烈的火药桶。传统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一方面习惯于道德的污名化，一方面又总是过度拔高理想人物。一个派别总是将对立派别中最不齿的个案当作典型来打倒对手，同时又总喜欢树立起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理想形象。

变法还败在急于求成，希望一蹴而就，三五年就想有所成就，极大低估了反对者的力量，操之过急、流弊自生，一百年形成的惯性，想要朝夕之间改变，并不容易。当然，变法者更忽视了推动变革所需要的循序渐进：变法需要有层次、有次序、有轻重缓急，不可能一股脑希望推出一系列法律，新法甲还没有收效，马上推出新法乙。其结果只可能是一面高歌猛进带来的各种鸡飞狗跳，另一面党争矛盾重重最后一地鸡毛。最后，王安石希望通过“一道德与同风俗，新学定于一尊”为变法铺路，阻塞不同的声音；希望通过掌握人事权将变法的人排挤出局，让新法的实施更为顺畅。其结果，一是破坏了北宋好不容易建设起来的包容且多样性的政治生态；另一方面，随着神宗皇帝的年龄增长，他从操控权力的帝王术角度，自然乐见君主独裁的巩固，北宋原本君臣共治制衡的政治生态一去不复返了。

经过几代的发展，宋仁宗确立了一个中国帝制历史上可说是最好的制度，明君、贤臣、开明政治、制度制衡、台鉴纠偏、与民休息：君王在上，是超然而又有所节制深受儒教教诲的英明的仲裁者（类似西方的哲王）；文人治国，创造了一系列制衡的制度，宰执多人分治，相互制衡，又有一套中书门下封驳的流程和制度，确保无人能够专权，而台鉴（监察机构）则构成了对宰执的批评和纠偏机制；开科取士，让国家真正摆脱了少数人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推动了阶层的流动，让平民也能够通过读书而出将入相；此外，在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中会寻求平衡，绝对不会因为需要富国强兵而对民众横征暴敛。

王安石鼓吹君王乾纲独断，并据此赋予相权专断的改革权力，上下一心推动变革。君主如果失去超然的地位，而宰执短期成为权力的中心，两相结合，有可能是权臣铸就昏君，也可能是昏君放纵权臣，牺牲的是内部纠偏和制衡的机制；权力集中，台鉴制度要么演化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要么演变成非黑即白的清流对浊流的打击；变法的纷扰也在中下层官员中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氛围，在德与才之间，办事能力变成了考核的主要标杆，却缺乏重要的道德约束，官场上的风气颓然大坏。

政治制度的破败远大于创建，这是变法最得不偿失之处。

三

王安石既是政治家，又是大诗人，大文学家。政治家与文学家可以统一么？很难！小王安石15岁的苏轼就是很好的反例。他是大诗人、大文学家，却无法成为优秀的政治家，因为两个角色之间必然有其矛盾之处。

诗人敏感而浪漫（虽然王安石的诗作中鲜有浪漫之作），政治家却需要有手腕，有执行力号召力、有行政能力，王安石有的有，有的无。文学家与政治家最大的冲突，在细节的处理之上。文学家可以写出锦绣文章，政治家却需要有应对复杂新问题的敏锐观察力和处理能力，能够在长期目标和短期权变之间游刃有余。此外，文字铺成出来的策书，总逃脱不了坐而论道的空洞，作为批评则可，作为施政纲领，则可能出问题。

但王安石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有那个时代文人稀缺的精神。承平久了，北宋蔓延着保守的风气，士大夫十有九为文章之士，果于有为者少，乐于无事者多。王安石的特点则是果于任事，既能独立思考，又敢于付诸实践。他之所以主持变法，可谓因缘际会，却又是舍我其谁。北宋官场，人人勇于猎官，人浮于事，墨守陈规，相对而言，王安石为官清正，不求名利，又富有文名，再加上与年轻君主神宗皇帝的投缘，表现出敢于任事的能力，涌现出来也很正常。问题是，王安石个人的性格也并不是主持变法的最佳人选。他缺乏宰相度量，性格偏执有缺陷，无法团结可以团结的人。

当然，文人风骨也意味着王安石无法始终，在变法到了一半，遇到诸多挫折，而皇帝的支持变得迟疑之时，他选择了离开朝廷，回到江宁赋闲终老。这是王安石的可贵，也是他的可悲：他对待权力和地位的态度，始终保持着“君子坦荡荡，为行道而做官。不合则辞，合则安然受命”的观念，在这一点上，王安石曾经与他最亲近的同僚、却是变法最坚定的反对者司马光想法一致，这是他坚持文人风骨的可贵之处，但也注定他无法成为一流的政治家。既知“君子难进而易退，小人反是”，怎么能把变法的重任交给一批干才，自己却抽身而去，让变法失去了重要的道德上的制衡者？一流的政治家是不会爱惜羽毛的，也一定会知其不可为而为。

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双重思维，共存于王安石身上，前者理性、独断，唯目的性；后者感性、深情，重审美性。两种思维方式的自由转换，并不容易。官僚重视利害，文人耽于想象；政治离不开权术，需要客观冷静，而文人则一腔热情。

人无完人。等到王安石变法失败，苏轼也在反省，自己是不是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比如批评太多意气用事。尤其是当朝堂之上再没有王安石这样勇于任事的人之后，有比较才有鉴别，苏轼的检讨，是当年缺乏对王安石勇气和魄力的肯定。

四

王安石变法，恰逢北宋处于国家发展的十字路口。大宋官场到了神宗，已经是人人不思作为，畏手畏脚，枕于安乐，能涌现出王安石这样敢作敢为的变法人士，更碰上了神宗这样年轻有想法的君主，却不能开辟出一种全新的局面，反而种下北宋灭亡的远因，岂不令人惋惜！

可叹者有三，无一不是悖论。

第一，王安石追求务实的科举改革没有成功。“一道德”的做法，却为后世的八股取士扼杀思想活力播下了种子，令他生前就追悔莫及。

王安石推动的科举改革，有机会更务实：策论、律法，都在改革者讨论的范畴之内，希望一改之前愈演愈烈的以“辞章”作为筛选机制的科举，尽管几代文人都是这条独木桥上培养出来的。

王安石改科举为学校，强调试策论，有他务实的考虑。遗憾的是，他目力所及，无法了解技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金融推动商业的发展，没能进一步培养人才去探讨应该和如何制定新的制度和规则，来推动技术的应用，金融的推广。相反，他设立学校的一个目的是“一道德”，希望定自己研究的新学于一尊，客观上造成了反对独立见解和个人思考，恰恰与北宋包容和多样性的思想背道而驰。北宋的包容，让王安石有机会改革，但改革的结果，却是禁锢了思想。

“一道德”对科举制度影响深远，演变成为君王桎梏文人思想的工具。从南宋推崇程朱理学，到明清两代的八股取士，文人再没有北宋时代的纵横开阖，中国也就丧失了一大重要的机遇。王安石晚年也感叹科举改革：“本欲变学究为秀才，谁知变秀才为学究！”

第二，极其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王安石，在自己变法期间却培养出了一批高度服从且有执行力的官僚，其代价是，牺牲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为后世权臣的出场铺平了道路。

王安石变法改变了北宋官场的人才选拔机制，把仁宗朝独立思考有担当的士大夫，改造成为神宗朝工具性十足的官僚。变法培养出来的官僚，要求他们的，是服从而非思考，这些人视野永远是在行政和执行层面，而不是在政治层面，更无法期冀他们有什么新思维。王安石时代成长起来的官员，已经习惯了不折不扣，甚至变本加厉地完成上面交下来的任务。

官场文化因此从包容开放的氛围，转为专断独行的做派，人文关怀缺失，争名夺利日炙，也值得为变法者戒。

第三，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君臣相知的际遇，在帝制历史上很罕见。明君贤相，有理想、有抱负、有勇气，变法的结果，非但没有进一步巩固开明专制，甚至迈向可能的君主立宪/虚君共和，反而成为将帝制中国进一步推向君主专制的深渊，这可能是王安石变法最大的悖论。

北宋开创了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一种制度安排，王安石的变法却莽撞地打破了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开明专制的可能性，也推动帝制时代的中国走向了一条不同的路：君主专制不断加深，能与君权所制衡的相权和文官制度被不断削弱；思想市场日益禁锢，科学发展陷入停滞。因为最聪明的大脑都被消磨在科举的独木桥上；商品经济不再有蓬勃发展的空间（虽然南宋和元仍然有重商主义和海外的贸易，但明清两代显然不再能比得上北宋的繁华），商人也无法成为独立的力量进入政治舞台。

北宋灭亡，南宋高宗汲取了北宋因变法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转向了君主专制加权相的统治模式，一再侵夺士大夫参与朝政的权利，天子与士大夫共治的某种理想色彩的开明政治谢幕，同时改革停滞，而程朱理学也从生机勃勃为文化圈提供多样性，变成了钦点御用、死气沉沉被供奉，也被专制解读的官方统治哲学。

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彻底落幕，这应是王安石变法悲剧的根本之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