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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刚/文

明州（宁波）之于宋朝，究竟有多重要？南宋定都杭州，明州就在杭州门口，对于杭州的影响，那就不必说了。北宋都城，即使远在黄河边上的汴州，也把明州当作了开放社会的海上风向标，海外贸易和海洋文化，通过京甬大运河影响着杭州、苏州、汴州。

可不，沿着京甬运河走，从明州到汴州，走来了一个要改变中国的人物，列宁称他是“十一世纪的中国改革家”，而普列汉诺夫干脆把列宁称作“俄国的王安石”。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列宁新政和资本主义的罗斯福新政，都提到了十一世纪中国的王安石？

这就说明，王安石不但是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还是世界历史上的改革家，谁让他在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上出现，并且还在中国做了一次政治改革的实验呢？当时的中国，在历史的转折上，走在了世界的前面，最早开始了从中世纪向近世社会的转变。

世界历史上的近世社会，一开始，就出现在了中国的运河两岸。

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通过大运河，形成了统一的大市场，还以出海口，连接了一万八千公里的海岸线，三万多公里的岛岸线，以及通往东洋和西洋的航道。试问，在欧洲人的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拥有过如此巨大的海陆两栖市场？罗马帝国不曾有过，阿拉伯帝国不曾有过，就连中国本土曾经的汉唐盛世也不曾有过。

面对历史转折，宋在文化上准备好了，它消化了来自西域的希腊化世界因素，同时，又与来自西洋的阿拉伯文化互动。在经济上也准备好了，技术进步、海外贸易和货币经济，那些导致近代国家产生的社会条件基本上也都具备了。文化上儒道释，经济上丝瓷茶，都在向外输出，还有那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四大发明”，也开始影响世界了。

他看不惯《清明上河图》里的模样

宋也有不足，其不足在于在国家的统一性方面多有缺憾，还有儒教国家观念与王朝国家形态难以适应新的历史转变。其时，世界历史的主导权，无论陆权还是海权，都转向了东亚。

东亚内陆，兴起了农牧混合类型的草原帝国，在中国历史上，表现为辽、金、元三朝，再加上一个西夏政权，它们同北宋、南宋互动着，构成了新的南北朝。

东亚沿海底蕴里，本就孕育了个海洋帝国的胚胎，要通过海外贸易和海权思维将它催生出来，有宋一代，海外贸易足够了，可海权思维准备好了吗？还没有。

就拿王安石来说吧，他对海外贸易的关注，在诗里有所表现。可他的海权思维，在他的变法主张里有过表现吗？没有，一点也没有。至少，我们还没有看到。

王安石未曾航海，却喜欢观海，还像曹操那样，写了一首观海的诗，叫做《狼山观海》，“狼山”在哪里？在长江出海口，其时，一峰耸立，孤悬江面，未与地接，海拔约百余米，登之却以“昆仑”自居，而有诗曰“万里昆仑谁凿破？无边波浪拍天来”。

还有比这更有气势的吗？那气势里，充满了美少年的气息，洋溢着大宋青春志，像孟子说的那样，有一股子“浩然之气”蓬勃而出。“沛然无御”，连“昆仑”都可以“凿破”，还有什么不能“破”？连苍天都可以滔滔不停地拍打，还有什么是不可变的“法”？

五百年出一个。他从《山海经》里出来，海阔天空，独立一人。一出手，便掀天揭地，有如刑天，他不再是“遨游半是江湖里”的少年，“始觉今朝眼界开”，他成为了从昆仑来的“阆苑仙人”，往大海去的“灵槎使者”，要“致君齐尧舜”，为中国立言。如此境界，其诗性风发，神思飞跃，就非钱钟书《宋诗选》中一句“把锋芒犀利的语言时常斩截干脆得不留余地，没有回味的表达了新颖的意思”所能道出。

除了写观海的诗，他还写过跟海外贸易有关的诗，那一首《予求守江阴未得酬昌叔忆阴见及之作》，就写了港口和外贸。从诗题来看，他求官不成——“予求守江阴未得”，还留诗一首——“酬昌叔忆阴见及之作”，这样的诗，也就他这样的“非常之人”能写，“诗言志”，多言“怀才不遇”，哪有言“求官不成”的？有之，也就他王安石。

他为什么要“求守江阴”？因为他的诗友朱明之，字昌叔，也是他的妹夫，曾在江阴任职，在一首《寄王荆公忆江阴》的诗中，这样对他说道：“鱼是接海随时足，稻米连湖逐岁丰。太伯人民堪教育，春申沟港可疏通。”诗一共八句，这是其中四句。

对于江南，他本就有着很深的乡愁，只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那极简的一个“绿”字，便将千言万语道不尽的江南说了个分明，江南之于他，并非地域，而是血脉，不但遍及全身，而且入魂。那时，他从塞外使辽而归，能不天南地北，感触尤甚？诗中，江南湖海之地，鱼米之乡，丰饶岁月，那些都早已刻在他的骨子里了，真正触及他灵魂的，是写运河的那两句，不经意间，写出他政治的痛点。

他在常州做知州时，就像他在明州鄞县做知县那样，一上来就抓水利，不过，这一回他抓的不是农田水利建设，而是开运河，结果呢？一跤跌倒在运河上。一番劳民伤财之后，他不得不停了下来，因为，他得不到上级支持，只能凭一己之心一职之力，自食其果，有人嘲笑他，说他在地方上，老想着搞改革。

而那时的江阴，就在附近，一条运河从无锡过来，已经开通了，那便是锡澄运河。朱昌叔在江阴任职时，有可能参与了建设，看那四句诗，后两句，写的就是锡澄运河。诗中的“太伯”，即吴泰伯，于殷商之际，从周原来无锡，开了一条运河——泰伯渎，作为运河的源头；诗中的“春申”，即楚人春申君。战国时，于江阴长江口岸，凿沟开港，因其本名黄歇，故曰“黄田港”，宋时，锡澄运河便经由黄田港而入长江。

唐时，长江出海口，港口的重心在江北扬州。宋时，重心转移，从江北转向江南，运河入海从扬州改为明州，长江入海则从扬州改在江阴了，王安石在运河入海口的明州鄞县做过知县，接下来，他理所当然就想在长江入海口的江阴军做个知军了。他对江阴的看法，都反映在诗里，我们先来看“黄田港”，假设王安石鄞县三年任职期满，从明州返回汴京，由南而北，他会怎么走？一定会沿着运河走吧。

经由杭甬运河、苏杭运河，他进入锡澄运河，而“黄田港”，就在锡澄运河抵达长江的口岸，是大运河的一个逗号，其对岸，便是扬州——南北运河枢纽。他站在江南岸的这个逗号上，放眼一望，诗曰“黄田港北水如天”，如此胜景，对岸的扬州，已经看不到了，现在的江阴也看不到，那是宋时独有的胜景。

他在狼山望海，于天人之际，苍茫独立，所见者，惟我而已。

而江阴观港，则不仅看到了“水如天”，还看到了船，“万里风樯看贾船”，看到了“贾船”带来的奢侈与繁荣——“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能看到这些不算什么，还有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也能看到，比如他能看到那些“贾船”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正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所以，他后来在与司马光辩论时，才那么有底气的说道：“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司马光着眼于国内，看到的就是一个常量，他若睁眼看世界，看到了国际贸易，而不是一头埋入《资治通鉴》里，也许他也能抓到一些历史转折的头绪。

但王安石看到了又如何呢？他只能看在眼里放在心里，任岁月蹉跎，时光流逝，想当年，他与朱昌叔一道登高望远，立于高亭，指点江山，谈笑风生，那一番书生意气啊，真是“高亭笑语如昨日”！可今日，风华成昔，已是“末路尘沙非少年”。

他刚从辽国出使归来，“强乞一官终未得”，数不清他辞过多少回京官，辞得都怕人说他以此沽名钓誉了，可偏偏就在这么一个不起眼的江阴军，他要“强乞一官”，然而朝廷自有安排，哪能都遂他愿？他也就跟昌叔这么一说，“只君同病肯相怜”。他为何宁愿留在江南观海，而辞去汴京上河呢？因为他有独眼。

以他独眼来看，他在两地所见不同，从汴京几进几出，于汴河两岸所见，皆如《清明上河图》那样繁荣的景观。在那景观里，资本主义的尾巴高悬如酒旗。那是在小农经济和小商品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资市场，是每日每时产生着“资本主义”的温床，是文化消费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岁月静好的天堂。

可他看不惯，看着看着就皱起了眉头，因为，他从中看不到增长，只能看到增长的极限，看到在小农经济主体上生长起来的小商品经济的那副小模小样。那小样，怎么看，都看不出是个能“富国”的样，留下一副风流汴梁的富裕皮相，何况还有百万大军的卧榻，安放在汴梁城下，那花染人韵，又岂能“强兵”？

他不想让运河变成《清明上河图》那样，他要以运河为纽带，形成统一的商品市场，要以运河为基地，形成统一的国民经济，以运河建都般构造举国体制。

他预感到了现代国家的苗头

宋立国，既得运河贯通中国之地利，又适逢世界历史转折的天时，那时，现代国家的苗头，隐隐然初现于神州，而第一个预感到它要来的人，便是王安石。

现代国家的本质，既非神化的宗教信仰，亦非圣化的政治伦理，而是作为经济集中反映的政治权利，请注意，是权利不是权力，然而，在《万国公法》译入之前，中国仅有权力，如政权与军权，它们都是权力，而“权利”，似乎从来就与中国无缘。

可我们从王安石那里看到了“理财”二字，它已先于“权利”出现。此二者，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价值理性那一面，便是“权利”，而工具理性另一面，则是“理财”。王安石没有翻开“权利”那一面，从而避免了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纠缠，但他在“理财”那一面，却做足了文章，做了一篇“以天下之财，兴天下之利”的大文章——《上仁宗言事书》。

这是王安石变法的纲领性文件，文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国家观念。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国家，是用儒家思想缔造的，号称“礼制国家”，标榜“仁政”理想，两千年来一以贯之，期间，虽有“阳儒阴法”，礼法并用，且造就“汉唐盛世”，但直到王安石问世之前，那样一副国家面孔并无大变，要等到王安石出来才有一变。

王安石怎么个变法？他要把国家重心转移到“理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解决国家“发展”问题，将“礼制国家”发展为“财政国家”，用“财政”的“法式”坐实“仁政”理想。但其“法式”，既不同于商鞅变法打造耕战合一的国体，也不同于韩非法术势三位一体搞君主专制，更不同于汉唐盛世搞“阳儒阴法”那些小玩意，他的思想来自孟子。

我们读《上仁宗言事书》，通篇下来，发现孟子是个关键人物。

王安石认为，他的变法思想，来源于孟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打着“法先王”的旗帜来变法的，而高举“法先王”的第一旗手，就是孟子。我们知道，孔子是“吾从周”的，所以，经常梦见周公，孟子走得更远，直接就到了尧舜那里，走向“法先王”，王安石跟着孟子走，也走向“法先王”——尧舜之道。

尧舜之道，在孟子那里，表现为“仁政”理想，它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主义，主张土地国有，天下为公，如公有化的井田制，另一方面则是市场经济，主张社会分工，商品交换，强调国家以十一税为基础，发展民生主义，有人说那是空想。

对于小农经济，它可能是个空想，要是在一个统一的国家，用统一的市场，发展统一的国民经济——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这两者用一种方式结合起来呢？王安石就这么想，他要用“理财”的方式，去实现孟子的“仁政”理想，这有点像后来英国的思想家亚当·斯密以《国富论》的方式坐实其《道德情操论》主张。

十八世纪出现的“亚当·斯密问题”，十一世纪的王安石也遇到了。如果说“理财”是王安石的《国富论》，那么来自孟子的“仁政”理想，便是他的《道德情操论》了。

但凡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既要富国强兵，同时还要为富国强兵提供正义性与正当性，亦即为《国富论》确立一个道德基础。

亚当·斯密这样做了，理所当然，因为他是国家现代化教父，要为国家走向指明道路，因此，他应当回答人们对他的提问：道德情操是否与自私自利相矛盾？

如果说，不同的私利追求通过市场作用能达成国富目标的说法还好理解，那么认为个体逐利行为能满足道德情操的要求，又该怎样解读呢？亚当·斯密指出，自然界给予所有动物既定目标，人类具有向往这些目标的天性，自然界指导我们运用原始而迅速的天性，来决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没有被交给我们那迟缓而不可靠的理性来决定，所有动物的本能行动，都将实现我们原先所未料想到的结果——伟大的自然界所设定的善良目标。

按照亚当·斯密的指导，我们用天性去读，而非以理性读，这两本书就读通了，从对立中读出了统一，从冲突中读出了互动，从斗争哲学里读出了道德天启。

王安石也这样做了，而且比亚当·斯密早了700来年，从世界历史来看，当时，世界三大帝国，只有宋帝国，率先来到了国家转型的边缘，徘徊在近世国家门前，而阿拉伯帝国、拜占庭等，虽与宋并驾齐驱，但它们未能成为世界历史进程的领航船。

它们毕竟没有一条大运河能连山通海，将全国从南到北统一起来，也没有运河两岸那些令苏莱曼和马可波罗惊叹不已的城市，那些城市，不仅人口众多，规模宏大，而且高度发达，极其繁华，可供扬帆逐利的商人们流连忘返，而追求利益最大化。

运河之上，不仅有东京汴梁，还有苏、杭，有扬州、越州与明州，其中任何一个城市都足够富裕，足够风流，放到国际上去，都可以名利双收，而王安石却对它们皱紧了眉头，因为他知道，那些城市早已是头顶着天花板跳舞，跳到了极限也没能跳出新的增长点，在小农经济和小商品经济的基础上，难有新的增长，于是，国家必须出场。

（未完待续。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