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溟/文

从绿到金：新企业的经营之道

环境经济学家威廉·卡普说过：“必须把资本主义视为尚未支付成本的经济”。

在《从绿到金》中，丹尼尔·埃斯蒂和安德鲁·温斯顿这两位耶鲁大学教授指出：“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已将大自然遏制环境极端恶化的能力降低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大量企业案例更是直接反映出资源匮乏和环境恶化：印度喀拉拉地方政府下令关闭可口可乐灌装厂达两年之久，因为工厂耗水量过大；全世界海洋里的鱼类即将被捕捞殆尽，让联合利华的冷冻鱼块业务出现了供货危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极端自然灾害带来的保费已经增长了10倍以上……

企业已经到了自己直接支付环境成本的时候。它们的选择只有两种：要么像联合利华那样事先支付，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支持可持续性渔场的发展；要么像索尼公司那样事后再花更大代价，先是130万台游戏机由于镉含量超标而不能在圣诞节上架销售，然后还要花费1.3亿美元、18个月去遍查6000多家工厂来解决上述问题。

事后诸葛亮显然不能帮助企业恰当地处理由于环境问题和资源危机引发的经营危机、品牌危机和诚信危机。曾任可口可乐首席执行官的内维尔·艾斯戴尔对此直言不讳：“如果你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品牌的守护者，环保方面的错误能使公司损失上百万甚至数十亿美元”。

不管企业是否自愿、是否乐意，绿色潮流总有一天会席卷他们、改变他们。学术界的研究与警告会带来环保组织的呼吁、社会团体的压力和国际倡议的推动，随之而来的是消费者环保意识的觉醒以及消费行为的转变。而当国际组织、各国政府、技术机构制定越来越严格和完备的公约、法规与标准，当金融界将环保视为商业准则或商业机会，从而改变其贷款、保险、投资政策，企业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走上绿色经营之道。

中国读者对此也并不陌生。欧盟发布的系列环保指令“限制使用有害物质指令（RoHS）”、“废弃电子电气设备回收指令”、“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与限制指令”等，大大影响了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让不达标企业必须直面难以逾越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最后甚至促使中国推出本国的RoHS标准，使整个电子制造产业进行了大洗牌。全球化不仅意味着贸易的全球化，更是要求规则全球化，要求共同、一致、公平的行动与合作。

企业应该如何建立环保优势·埃斯蒂和温斯顿总结的四项战略任务看起来很简单：在价值链上削减运营费用和降低环保开支，在供应链方面找出和减少环保和监管压力风险，改进设计和营销从而提高产品的环保性能，宣传公司整体的环保形象来提升无形的品牌价值。

但是，降低企业的环保成本、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等种种帮助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做法，是否能必然使整个社会和自然界得以“可持续发展”呢？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并不赞赏与认同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发展方式，他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技术和新型管理模式带来的效益，已被经济增长的规模抵消了”。

同样地，《从绿到金》对“更加强大、利润更高、更长盛不衰的企业”的期望，从根子里看依然服膺于“无法静止的资本主义”法则。如果我们对经济增长仍无比崇拜、“生产—消费”模式仍不断强化、资本的欲望与规模仍无限扩张，那么所有人对这种恶性循环、疯狂加速的生产方式的依附和维护，也可能不过是延缓甚至加快了环境危机的爆发。

从绿到金
作者: 【美】丹尼尔·埃斯蒂/安德鲁·温斯顿
译者: 张天鸽 / 梁雪梅
出版社: 商业家/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 2020-6-1

从金到绿：在投资向善中实现盈利

环境问题与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治理状况密不可分。当公司不受任何管制和监督时，其行为往往是不负责任的、不公平的或不公正的，因为他们在追求价值时没有充分考虑“公地悲剧”那样的外部性——经济活动对不相关第三方产生的附带影响，“其结果是导致环境退化、供应链上的经济社会腐败、盗窃以及其他违法行为”。

在伦理投资、责任投资、影响力投资等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在传统的财务指标和运营指标之外，更加全面量化、指标化、价值化地量度企业在环境（E）、社会责任（S）、公司治理（G）等三个维度的绩效，可以对企业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所做出的综合贡献与社会价值进行评估，可以帮助投资者进行更好的风险管理和创造长期可持续价值，并有望成为引导投资向善的风向标，以负责任的商业投资推动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相得益彰。

近年来，ESG投资理念在全球的影响力正逐步提升，ESG投资规模也持续快速增长。根据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GSIA）的数据，截至2020年末，全球践行可持续投资理念（广义ESG投资）的资产规模已达35万亿美元，自2012年来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3%，显著高于全球资管总规模年均增长率的6%，且ESG投资占全球资管总规模的比例在过去八年间从21%大幅提升至36%。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PRI）的签署机构成员也已超过3000家。

莫比乌斯资本的三位创始合伙人马克·墨比尔斯、卡洛斯·冯·哈登伯格和格雷格·科尼茨尼认为，ESG投资“已日渐成为推动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一股积极的、向善的力量”——未来的企业“既能创造利润，也能创造一个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他们对ESG投资方法的信心源于两点：ESG投资理念符合当下思想潮流，而且ESG投资策略可以盈利。

《美国信托》的一项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千禧一代在投资时高度重视社会目标和ESG理念、将投资决策作为表达自己价值观的方式，而只有三分之一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抱持类似的观念，已逐渐获得更多话语权的千禧一代愿意为遵守ESG原则而支付额外的费用。

“ESG在理想和市场之间搭起了一座桥，传递着信念、要求和意图”。用马克·墨比尔斯等人的话来说：“ESG投资能赚钱，积极投资能赚钱，新兴市场的ESG投资也能赚钱”。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墨比尔斯等人强调，治理是ESG的主要推动力，因为没有良好的治理和管理，企业就不可能采用并实施对环境和社会负责的政策。他们提出，治理必须是“公平的”（所有股东都得到平等的对待）、“开放的”（所有相关信息都同时披露给所有股东）、让公司管理层利益和股东利益“保持一致”、“以规则为基础的”，认为这些基本原则具有普适性而非仅仅适用于西方——“因为它们源自商业场景的一般逻辑”，并且有助于促进政府的“自我改革和经济振兴”、“稳定、负责、公正和高效”。可以说，“新兴市场的公司对资本的渴望促使它们必须承受遵守这些治理原则的压力”，否则它们将被全球资金拒之门外。

而在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看来，“没有人会否认企业的根本目标不能再是无节制地追求利润；企业不仅要服务股东，更要服务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在后疫情时代，ESG投资有望将迎来更好的发展，ESG将会更加全面地融入企业的核心战略和治理，并改变投资者评估企业治理的方式，培育对员工和社区的亲善将成为提升品牌声誉的关键。

中国的ESG：降低体制成本

目前，中国在二级市场的ESG报告和ESG投资方面，仍落后于发达经济体和主要金融市场，企业环境保护观念、社会责任意识和公司治理水平仍有待提高。在一级市场方面，作为率先加入UNPRI的人民币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星界资本的创始人，方远在《责任：私募股权ESG投资新趋势》中指出，国内的私募股权投资尚未广泛地引入ESG体系，大多数人民币基金ESG认知相对薄弱、对ESG重视程度严重不足，信息披露机制、ESG评价机制、专业第三方服务、行业交流及规范认定严重缺失，可以说相比二级市场，ESG投资在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实践更显滞后。

不过，中国完全有能力成为ESG投资的全球领导者和主要参与者。中国将告别依靠高资源投入、高环境代价、高投资，高能耗来换取低效率、低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转而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可持续的新发展理念，建立和实现通过技术进步、创新驱动和制度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全面现代化的新增长范式。

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市场可以通过推动ESG投资助力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转型和变革式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企业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治理水平：可以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可以助力实体经济和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可以落实产业、科技、实体经济与金融结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可以获得关注长期收益、社会责任感与价值观一致的社会要素资源和资本投资，协助产业结构升级、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形成存量资产和新增投资的良性循环。

无论是马克·墨比尔斯等人还是方远，都强调以机构投资者为代表的积极投资者，可以对公司治理和管理施加重大影响，为推动公司改革施加压力，而且“在投资者成功影响企业之后，企业在经营业绩、盈利能力、效率和公司治理方面会得到改善”——ESG投资策略和积极投资策略的表现，都能跑赢市场，创造更高的超额收益。反过来，“ESG投资实践必将助推新一代企业家的成长，为社会创造更大的长期持久价值”，这才意味着“从绿到金”和“从金到绿”有望真正成为一个自洽的、共生的闭环。

近年来，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持股水平和影响力明显提升，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出于信托责任的积极性，更有能力与动机参与公司治理、监督管理层，通过“用手投票”或“用脚投票”的方式，对公司治理和经营决策产生影响，部分纠正了管理者的错误决策和短视行为，增加了公司信息的透明度，提升了公司价值和投资回报。

机构投资者由于拥有大量股权和更大的预期收益，更有能力和动机去分辨公司的好坏，从而起到有效配置资源、增加市场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机构投资者可以利用其专业优势，监督上市公司大股东和管理层的经营运作，促使大股东和管理层以公司真实业绩为目标、减少了短期投机行为、有损股东利益的行为乃至违法违规行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周其仁教授在《突围集》里曾经总结道，中国经济在过去数十年间的跌宕起伏，贯穿其中的一个逻辑就是“成本的变化影响经济绩效”，“综合比较成本优势，成就了中国在全球化中高速增长的奇迹”。因此中国经济突围的两个方向：“一是扭转成本曲线，特别是体制性成本上升过快的不良势头，争取通过深化改革再次大幅度降低成本，延续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比较优势。二是鼓励创新，培育中国经济的独到性优势”。

可以说，提高企业、全社会和相关政府部门的环境保护观念、社会责任意识和治理水平，正是为了不断降低体制成本，不断深化体制改革，不断加快体制创新；而ESG投资，恰恰可以在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公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有所借鉴，有所助力，有所建树，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范式的开拓者、倡导者和践行者。从这个意义上说，ESG投资不仅仅是度量工具和投资策略，还应当是价值观念、责任担当和行动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