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IC Photo）

郑志刚/文

出身满洲镶蓝旗人的额勒和布是晚晴十分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他先后出任察哈尔都统、乌里雅苏台将军、热河都统等封疆大吏和理藩院尚书、户部尚书、内务府大臣等朝廷要职，晚年更是出任军机大臣，进入清政府核心领导层。《清史稿》中对他有“木讷寡言，时同列渐揽权纳贿，独廉洁自守，时颇称之”的赞誉。

他还是少数身居高位，但终年写日记不缀的清朝官员之一。这为我们了解晚清朝政府官僚体制内部的日常运行，尤其是管窥晚清政府内部修复机制提供了难得的一扇窗口。

晚晴政府无疑有其腐朽没落的一面。从维护统治，使既得利益可持续这一朴素的动机出发，清政府必然像任何“垂而不朽”的组织那样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下开展各种可能的内部修复行动，使得早已病入膏肓的晚清政府苟延残喘到辛亥革命的爆发。那么，至少从额氏日记中，我们能观察到晚晴政府哪些内部修复机制呢？

第一，在交通和通讯十分落后的条件下，晚清政府通过艰难维系台站，保障了基本的军需运输和官府通讯的相对畅通。

在额氏日记中，大量记载着他作为封疆大吏与晚晴中央政府奏折的往来。从准兵部的“马上飞递”，到军机处“四百里”、“五百里”，甚至“六百里”夹板的传递，额氏拜发的奏折很快就可以收到皇帝“知道了。钦此”的朱批回折。这使得清政府在涉及边境冲突和民变应对中保持了相对主动。

为了提高高级官员的出行速度，一些条件允许的台站设置了清代蒙地的一种特殊交通工具——架杆车。额氏在日记中对其有这样的描述：“其车系原坐之车，（但不同之处在于）更换长轴于两辕之端，各用皮带拴成一套，以径二寸序，长八九尺之杆贯之，二蒙古兵乘马置杆于鞍桥之上，又二蒙古兵持皮条左右帮助策马奔驰，牵掖而行”。这种架杆车在四名骑马蒙古兵的帮助下，“其快如飞”。

然而，台站的运行和维护也耗费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量资源。这些台站以劳役和赋税的方式分摊给途经的各地，成为沿途居民十分沉重的劳力支出和财物耗费负担。这在额氏日记的记载中着墨甚多。在额氏看来，一些台站“官兵驼马全无”，“困苦情形尤甚”。廉洁自律的他只能“所有雇价银两饬全数放给，以示体恤”，而按照规定他只需“应发三分之二雇价”；另一方面，一些台站由于协调机制不畅通，存在大量军粮囤积而无法及时运出，乃至霉变的现象。这让额氏颇感痛心，“当谕该参领迅速妥筹起运，勿再耽延”。

第二，通过习俗化的礼仪，不断提醒官员效忠皇帝的意识，每个官员对于皇帝的忠诚成为日常行动中十分自觉的一部分。

清代官员繁琐的礼仪从农历春节前开始，贯穿全年。我们从额氏本人在日记中大量记载的活动可见一斑。其一是春节前夕在办公的衙门，额氏需要“穿蟒袍，补褂”，向朝廷拜发元旦贺折表；其二，在时任统治者的同治皇帝以及慈安和慈禧太后的寿诞前夕，额氏需要拜发贺寿折。他不仅需要提前向皇帝太后拜发贺寿折，而且在皇帝太后寿诞当日需要赴盛京皇宫的大清门外象征性地“叩贺万寿节禧”；其三，作为盛京户部侍郎，额氏需要在农历每个月的初五，在辰初（早上7点）到盛京并没有皇帝的皇宫大政殿前坐班；其四，在去世皇帝的忌日和每年的二月、八月和春节前都需要“恭赴（昭陵和福陵）监礼”，而且不时地“恭赴凤凰楼恭晾圣容”（晾晒皇帝的绘像，避免受潮损害）；由此可见，清代的政府官员不仅需要向现任的皇帝太后的提携频频致谢，而且还需要念念不忘已逝皇帝的千秋恩德。其五，如果遇到皇宫某地出现火情，皇帝受惊，各地大臣还需要会衔拜发“恭请圣安”折，向皇帝送去大臣们来自远方的“安慰”，对皇帝的关切和问候不可不谓“细致入微，毫发备至”。其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臣每年在年初要向皇帝拜发谢照旧供职恩折，以示对皇帝同意自己留任，继续效命的感恩戴德。而皇帝则像对所有的大臣奏折一样不痛不痒地回上一句，“知道了。钦此”。

除了对皇帝不断宣示效忠外，晚清大臣向各路神仙的礼拜祭祀一个都不能少。进入农历二月、八月，从恭祭衙神开始，文昌庙、文庙、社稷坛、山川风云雷雨、城隍坛、龙王庙、八蜡神庙，额氏这些政府官员们或者主祭，或者陪祀，或者监礼，一路祭祀下来，每天自然忙的不亦乐乎。

围绕皇室私人事务的处理，清代政府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使得作为公职人员的大臣为公共服务的时间和精力变得十分有限，但上述做法无疑对于增强皇室凝聚力和使大臣深入骨髓地效忠皇室是大有裨益的。

第三，晚清政府在下级官员推荐选拔上实行相关官员的“会同签掣”制度，一定程度保证了官员选拔的公正性和公平性，使得少数优秀人才依然能够脱颖而出。

在早期担任盛京户部侍郎期间，额氏在日记中有会同盛京其他同级别或稍高级别官员共做某事的大量记载。在其记载的大量“会同工作”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是，额氏需要定期会同时任盛京将军的都直夫挑选八旗兵中的“马甲”“步甲”等的“缺”。特别有趣的是，他们有时会采用类似于抽签的签掣制度，通过“神的意志”的体现，来保证录用兵甲的公平。这种“官员协同办公”机制在录取贡生的过程中更为典型。额氏曾经记载，作为户部侍郎的他曾赴学院衙门，与其他官员一起“会点”新“取增贡名”。

与兵甲和贡生直接由清代地方官员选拔不同，清代官员的选拔制度则相对复杂一些。概括而言，高级官员由皇帝选任，低级官员由吏部选任。但外省高级官员对其管辖范围内的部分官员员缺，有推荐人选给吏部或皇帝的权力，其中推荐给吏部的称为调补，推荐给皇帝的称为题补。与对兵甲和贡生选拔类似的是，对于官员调补和题补的推荐，不仅依然需要相关官员的“会同”，而且加入会同推荐的同级别官员更多。例如，额氏日记多次有会同将军、都统和其他三部（工、兵和刑）等官员选补推荐仓外郎、金银库副关防等原本属于户部业务管辖范围的官员的记载。而对一些更高级别或职位更加重要的官员的选拔，则需要报请皇帝协调吏部“调补”。例如，额氏曾会同恩竹樵拜发奏补海城县知县折，很快收到皇帝“吏部议奏，钦此”的答复。

清代官员的这种协同办公、互相制衡监督的机制增加了当事人徇私舞弊的成本，使得包括官员、士兵和贡生在内的选拔推荐过程相对公正公平。

迫于包括军事行动和台站维护的庞大财政开支，为了弥补日益捉襟见肘的财政收入，始于康熙年间的允许商户和文人通过向政府赠送财物获得官员头衔的所谓“捐输”制度在晚晴愈演愈烈。这使得很多无德无才但有财的人员，混迹于晚晴政府的官员队伍中。

出身于正统科举进士的额氏在日记中尽管没有对清政府的上述政策表现出腹诽，但对于通过捐输获得功名的候补官员表现出的“不屑”溢于言表，这种观念甚至直接影响了他对下级官员选拔推荐的政策上。在出任察哈尔都统期间，他通过比试射箭来决定下级官员升迁的推荐顺序，以此抵制那些通过捐输获得“递补”优先权的人士。额氏奉行的上述选拔推荐标准一度引发了这些人士向他的递“呈”抗议，但这些抗议并没有改变他既定的政策，而是对于这些捐输人士予以驳斥。

晚晴政府核心官僚梯队的组成，一方面需要由皇帝在吏部选派考察后进行直接任命，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会同制度由中高级官员深度参与这些官员的推荐选拔。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清代末期日益恶化的近亲繁殖和裙带关系渗透严重的态势。虽然在日记中，额氏并无明目张胆“揽权纳贿”的记录，但在他的日记中不时出现，裕竹孙，系竹樵之婿；集竹坡，系海岚之叔的字样。而恩竹樵和恩海岚都是和额氏交往密切的同级别官员，可见即使在号称清廉的额氏心目中，对于裙带关系的关照似乎在所难免。

一件看起来有点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是，额氏在被任命为察哈尔都统一事上，他本人似乎提前并不知情。这体现在他原先担任的盛京户部侍郎一职，“接到吏部飞咨，奉上谕着其他人调补”后，由于通讯的迟滞，并没有立即接到他将被调派到何处的旨意。以至于他在接到该飞咨当天的日记中，无不愤愤不平地写道，“咨文系六月初三日行，而余升调何处，并未行知，诚奇闻也”。如果额氏的上述记录真实可信，这一定程度表明，至少在额氏官职升迁问题上，额氏并没有像我们在影视作品中所熟悉的那样进行“跑官要官”的官场提前运作。

事实上，在额氏的日记中不乏“进西华门，赴内预备请安，（但）未蒙召见”的记录。而额氏屡次试图去拜会当时权倾一时的醇亲王，但数次拜见都是“未会”。而对醇亲王的拜会仅仅是他已被任命为察哈尔都统后，出于礼节性谢恩的目的开展的拜会了。

而在日记中记录的与皇帝直接的对话也仅仅出现在他即将赴任察哈尔都统，成为驾驭一方的大员之前。对话仅寥寥数语，蒙主隆恩的额氏在日记中对此有详细记载。日记记录到，“谕问，‘几时起身？走几日？兵丁若干？’”。双方的对话看上去并不是皇帝对大臣的训示，而是像向即将远行的朋友道路途珍重。其中唯一与皇帝身份相配的一句话是，“台站、蒙古及兵丁均皆苦累，到任后须好好办理”。接下来在谕问“年岁若干”后，额氏不无遗憾地记录到，“即谕令跪安”了。

第四，并未成为官场主流的对于问题官员的巡查和弹劾。

对于额氏个人官宦生涯具有较大影响的是在他出任察哈尔都统不久，奉旨查办乌里雅苏台将军常顺和参赞大臣文奎互相参劾一案。常顺奏参文奎任意妄为，擅自“出传单”，让一个许姓药商“传坐架杆车”从乌城回京。这事在今天充其量是公车私用。但在当时由于涉及财政艰难维系的十分敏感的台站，冒犯者被扣以“骚扰台站”的重项罪名。而文奎在对常顺对其参奏有所耳闻后，罗列了常顺十大罪状，反过来参奏常顺。这十大罪状中包括“将蒙民远逐，拆抢蒙古毡房，致令冻毙无数”，“凡遇公事，不与满蒙参赞大臣商办，惟XX之言是听，倚为心腹，姑息养奸，袒护劣员”，以及“重用官亲，袒护同乡”等。

面对作为军事重镇和西北门户的乌里雅苏台主要官员将军与参赞大臣之间的互参这一危难之际，额氏奉旨赴乌里雅苏台调查。难能可贵的是，额氏是在农历腊月二十九的年关，中国传统节日“春节”前夕从张家口出发。而此时正值北方隆冬，冰天雪地，额氏一路向北行进的艰难可想而知。也许正是额氏这些官员在执行王命的坚决和忠诚，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大清王朝腐朽不堪的大厦的倾倒和坍塌。额氏到乌城调查互参一案不久，即被皇帝任命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成为权倾一时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

除了同级别官员之间的互参，在清代，对存在渎职和失职行为的下级官员的参奏成为上级官员履行职责的重要方面。在额氏担任盛京户部侍郎期间，在有限的向皇帝拜发的参奏中，一些是针对渎职、失职，甚至犯法的已经离职，甚至已故官员。例如在他的日记中，曾记录奏参一些已故官员“亏短库款”、“霉变米石”，明确向皇帝提出“请着追”。如果“霉变米石”是渎职，则“亏短库款”显然是失职，甚至是犯法了。在出任察哈尔都统后，参劾那些“蒙混办稿”的司员、“才力不及”和“患病”官员的奏折开始多了起来。

清政府根据不同罪责的性质将官员罪责区分为“贪污腐败、故意渎职”的“私罪”和“无意之失”的“公罪”，对于公罪，允许“例准抵消”。额氏在出任盛京户部侍郎监管奉天府府尹事务期间，由于事先预筹防范不严，导致“监犯反狱”。额氏主动上折承担责任，请求处分。在经过吏部议处，提出“降一级留任上加等降二级留任”的处罚方案后，皇帝最后裁决，“系公罪，例准抵消”。之所以可以抵消，这要归功于额氏在任内有“寻常加一级记录十九次”。在销去其“加一级记录四次”后，额氏可以“免降其级”。清朝政府在官员奖惩制度的精细严明由此可见一斑。

第五，对于历朝历代政府官员与富商巨贾藕断丝连十分棘手的政商纠葛，至少在额氏手中，借助今天看起来都十分现代先进的理念成功化解。

在额氏日记上，偶尔会出现某某商户“执事人”拜会的记录。从额氏身上，我们看到，他对于涉及商户的事务尤为谨慎，小心从事。在额氏出任察哈尔都统后不久，当时营务处官员向他请示如何挑选运送军粮的商户名单。额氏的建议是，首先需要让这些有意向的商户寻找殷实商铺作为担保；其次是将各商户对运费脚价的报价收集后严密封存。等收齐后，选择一个日子将所有投标的商户集中起来，“会同拆封”，“择其价少者，即派其领运”。额氏在日记中解释道，这样做则“浮言自无从而生”。我们知道，现代拍卖理论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兴起而逐渐发展的，但额氏这里采用的是如今在政府公共采购事务中惯用的“一级密封拍卖”无疑是较早的拍卖实践之一。

额氏在几天后的日记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进一步的跟踪报道。在营运处官员将各商户运粮脚价报价收齐后的这一天，额氏会同时任察哈尔副都统景玉堂，同时传齐各商户，将各商户报价当堂拆封阅看。商户的报价有出四两或四两多的，只有德义木店出价三两七钱。在检查该店确实有实力商铺愿为其担保后，额氏最终把运送军粮的差事交给了该店。

这个故事的一个小的插曲是，有一家意图揽脚的商户后悔当初出价太高，通过相关官员向额氏表示“情愿落价”。额氏则义正言辞地请该官员转告他，“既已拆封，不能更改”，纵有（有商户愿意）只要价一两，“亦不能办”。这一插曲从侧面表明，当时很多商户并不是很了解拍卖的原理，对于很多商户，甚至很多官员而言这都是新鲜事物。

我们知道，被称为“前营”的乌里雅苏台是清代旅蒙晋商的兴起之地。乌里雅苏台曾经是号称营业额用五十两一锭的元宝从库伦可以排到北京的大盛魁的总部所在地。即使在总部前往库伦后，乌城依然是大盛魁十分重要的业务中心。能与这些富可敌国的商户始终保持致清如水的关系，额氏不可谓清代官员中“另类中的另类”。

第六，为增强地方军事实力、履行守土护疆职责和顺应世界军事发展潮流，晚晴在一些地方陆续推出类似神机营的火器军队，成为从中央到地方财政支出和保障的重点，优先发展。

在成为察哈尔都统后，额氏倾全力贯彻落实的一项工作是在京师西北门户的张家口布防一只当时现代化程度颇高的火器部队。在日记中额氏对其与户部、神机营沟通，“添设洋枪队”的过程进行了详细记录。

从额氏的记录来看，被称为“精锐营”的洋枪队在察哈尔的设立是几方共同努力推动的结果。其一，该事的起因源于额氏上任察哈尔都统后与副都统云亭会同拜发的“奏请添设洋枪炮队折”；其二是由户部“主稿”提出的预算方案获得皇帝的批准；其三是由北京神机营直接为该洋枪队委派了一位正令官和两位副令官，以及二十三位教习官，完成了精锐营基本的组织构架；其四是额氏作为察哈尔都统经过多次“勘察地势”，最终将原来的三翼公所改组为精锐营的公所；其五，额氏为精锐营调补十旗队兵，最终一只由五百名枪炮队兵组成的精锐营组建完毕。

在1874年腊月十一日的日记中，额氏记下了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精锐营终于夜间子时（选择吉时）“拈香”（成立仪式），随后于当日午时“开操”的日记。这也许比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早了几十年。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赴精锐营看操”成为他每天的例行公事，在日记中都有提及。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是，额氏很快奉旨赴乌里雅苏台查办将军与参赞大臣互参一案，精锐营组建后是否在守土卫国中建立彪炳战绩，从额氏的日记中就再也无从知晓了。

从额氏组建精锐营的实践，我们看到，即使在额氏的时代，并非所有清朝官员都没有认识到船坚炮利对维护一国的权益尊严的重要性，也并非所有清朝官员都拒绝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一味保守，闭关锁国，不思进取。但这些有限的积极引进和吸收先进技术的举措，依然无法改变清代很长时期基本军事队伍依然依靠从旗人中经过额氏等官员挑选的“马甲”、“步甲”、“养育兵”、“抬枪兵”等作为士兵的补充主流，在提拔下级官员时依然采用射箭的准确率作为标准。

当然，作为时代中的额氏显然并不能超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会像所有的清朝官员那样严守官员的等级界限，可谓泾渭分明。在额氏的日记中，他对于下级官员对上级的禀见和同级官员之间的拜会有严格的区分；清代官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官员的迎来送往，额氏自然无法免俗，在其日记中记录了大量的候送候接事件。

清代官场迎来送往候接候送的地点往往选择在寺庙。这使得寺庙这一用于实践宗教信仰的场所一定程度上演变为公共，特别是官场活动中心。而在哪里候送和候接则与官员的级别以及旅程的方向有关。在盛京，额氏等往往在善缘寺候送从北京方向来的高级官员，而在小西边门外关帝庙接候官员。前往抚顺“恭谒永陵”的官员则选择在小东关外一家叫做“老龙口”的烧锅酒店前候送。

当上下级官员离任，额氏要向该官员赠送“程仪”，从二十金到百四十金不等；在亲友和同事去世后，额氏要向其亲属赠送“分金”；亲友同事女儿出嫁，额氏需要向该亲友同事赠送 “奁敬”。在额氏日记中，更有今天看来不明所以的各种“奠仪”“程敬”、“渚敬”等的记录；除了拜寿婚丧嫁娶的礼节性宴请和各种年节前后的“宴请”部下同僚外，额氏日记中大量记载了欢迎或欢送同级别或高级官员的“公请”和大量没有任何由头仅写“赴XX之约，XX在座”的聚会。额氏在盛京履职户部侍郎的后期，为了打发盛京冬日漫长的时光和迎接春天的来临，包括额氏在内的这些盛京清政府的高级官员们发起了被额氏在日记中称为“消寒会”和“吃春酒”的官员之间轮流坐庄的宴请。在额氏的日记中曾有“赴嘉禾堂消寒五集”的记录，乃至于他们聚会用餐的饭店嘉禾堂在额氏日记中频繁出现。

我们看到，正是这种制度惯性和人性惰性使得清政府内部即使有额氏这样廉洁自守、锐意进取的官员，在当时制度允许的框架内，竭尽所能，付出各种努力，进行可能的内部修复，但始终无法阻止清政府加速驶向覆灭的步伐。不要忘记，这些来自清政府内部的修复行为，发生在对出现日食后“率同阖署官员行礼”“救护”和官员一年之中很多时间用在焚香拜祭关公等各路神仙的时代。包括额氏在内的清代很多廉洁自律官员用拳拳之力，孜孜以求在极力挽救危亡之际的清政府，在辛亥革命110年后的今天，当我读到额氏日记的相关记载，又怎能不扼腕叹息，感慨良多呢？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