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洲/文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83年出品的动画电影《天书奇谭》4K纪念版，正在各大影院重映，自开播至今，豆瓣评分高开稳定在9.2分。

这部改编自明代罗贯中《北宋三遂平妖传》的动画电影，耗时三年、动用了上美影1/3的员工，与《大闹天宫》、《哪吒脑海》一起，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地构筑了国产动画电影的巅峰。融合了戏曲脸谱、剪纸、明代吴门山水等精致考究的美工设计，体现正义在奸邪中艰难前行的暗黑现实的故事情节，成为八零后、九零后意难平的集体童年回忆。

《北宋三遂平妖传》是中国第一部神魔小说，加上晚明冯梦龙编订，一共四十回，从春秋周敬王时期吴越会稽山交战跨至北宋仁宗1048年，有越王勾践、吴王夫差这些帝王，也有包拯、文彦博等当朝臣宰，还有一干贩夫走卒、道观寺院的僧道至红尘饮食男女，众生脸谱活似一幅《清明上河图》。

而《天书奇谭》的故事场景和要角，除了人间的庙堂江湖，还有上至天宫、下至地仙的神仙妖怪。影片中蛋生的师傅、白衣飘飘的袁公，便是楚国共王时期一只多年修道的通臂白猿，后拜九天玄女为师，尚未修得正果，在天宫作执事，负责看管云梦山白云洞的天书。

片中让人又恨又忘不掉的反派——黑、粉、青三只狐妖，则是中国神仙志怪小说中的常客，其文化骨血来自遍布、渗透于中国古典艺术和民间风俗中的幽冥文化。青年学者、作家徐颂赞认为，“幽冥文化”属于“神话文化”的一条支流，反映的是人间以外生死两端、肉眼看不见的幽暗世界和鬼神体系。

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唐代的传奇、明清神魔小说、民间社会的祭祀风俗、鬼神崇拜、以及有关妖魔鬼怪和死后世界的传说故事，都属于这个范畴，《搜神记》、《聊斋志异》、《子不语》……共同构成一种连续、整体、弥散的“幽冥文化”，存在于中国的历史脉络里，在不同时代，有显有隐，起伏不定。

源起

费孝通曾言，“能在有鬼的世界中生活是幸福的。”

“什么是鬼？鬼是如何诞生的？鬼的世界有什么样的运作机制？只有回应这些基本问题，我们才不至于面对鬼而‘疑神疑鬼’，也不怕别人‘装神弄鬼’……方能更整全地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和文化系统。”徐颂赞在其书《神明考古学》附录“鬼与启蒙”中写道。这本从思想史、文化比较的角度去写作的作品，是“比较宗教学”（Comparative Religious Studies）范畴的作品，探讨了人类的行为、文化心理和传统的演变。

就像“神明”一样，“鬼”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地域或社会都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只是表现方式和理解方式有所差异而已。“在我看来，‘鬼’既是一种文化传统，也是一种人类心理深处的幽暗意识。”徐颂赞认为，奉祀鬼神的观念和实践活动，是构成中华文化的核心命脉之一。其他文明比如古希伯来、古希腊、古印度、古埃及也都如此，并不稀奇。

《礼记》说“人死曰鬼”，《周礼》也把人的祖先称为“人鬼”。尧舜这类级别的先人，会被当成“祖先神”来举办国家祀典。对平民百姓的祖先而言，因为后人祭祀而成为“家鬼”，而那些没有得到祭祀的，则成了“孤魂野鬼”甚至“厉鬼”、“饿鬼”，就有佛道教的中元节和普渡仪式来安顿。

中华文明维系四五千年的核心是礼教体系，重中之重又是祭祀体系，包括祭天、祭地、祭祖，以及外围的吉、凶、军、宾、嘉等仪制，也包括延伸出去的分封、世袭、井田、宗法等政治经济制度。而最早主持这些祭祀礼仪活动的人群就是儒家，儒家也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主角之一。

神明考古学
作者: 徐颂赞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徐颂赞认为，中国“幽冥文化”的形成是多源头混合而成的，既有本土的，也有外来传入的。在本土源头里，《尚书》《楚辞》《山海经》都写过幽冥世界，特别是《山海经》，它是上古神话传说的集大成者。“不过它对天界和地下世界的描绘都还比较朴素，比如《山海经》里说的‘尸山’、‘幽都之山’和‘昆仑山’，除了场景感比较幽暗肃杀以外，其中构造并不复杂。”

先秦时期的古人，除了朴素地认知到幽冥世界里有冥王和守门人以外，关于里面的冥王如何统治，众鬼如何生活，以及种种故事细节，都是模糊不清的。直到汉代以后佛教传入，才让幽冥世界的建构更加立体。现在人们常说的“地狱”、“阎罗王”甚至 “十八层地狱”，乃至每层地狱不同的分工，都是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形成的文化。

从这些角度来看，只要层层剥开，不难看出有关‘鬼’的观念和实践，是中华文化最底层的文化观念之一。徐颂赞认为，正是因为太底层、太幽微，很多人一时看不出来，才需要长尺度的历史考察，以及深入民间的田野调查。

即便在科技发达的当代社会，在海南、广西、云南等地，还能看到一些少数民族仍在祭祀“祖先鬼”，比如海南的黎族。在汉人为主的民间，特别是闽南地区，祭祀仍然是很多家族的重头戏。徐颂赞称，这是人类文化的深层现象之一，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和深层的文化传统。

显隐

根据徐颂赞的梳理，秦汉以后，本土道教黄老学说流行，佛教也在东汉传入，就连儒家也流行谶纬之学，那样的社会氛围孕育了志怪小说的兴起和发展。那时很多志怪小说的作者，是很有名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比如写过《博物志》的张华，写过《搜神记》的干宝，就连魏文帝曹丕也写过《列异传》。

到了隋唐，传奇小说盛行，结合民间的“说法”艺术和佛教的“俗讲”、“变文”等，文辞也比魏晋时更华美。

两宋时期，幽冥文化在集中体现在两部志怪小说《夷坚志》、《太平广记》上。不过这两部书反映出宋代幽冥文化的“知识化”、“类书化”、“理论化”，里面对各路妖魔鬼怪进行分门别类。

宋代以前，志怪小说还属于“史部”杂传类，到了宋代按照严格的史学标准，被换到“子部”小说类。这跟两宋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理学的流行是息息相关的。徐颂赞举例道，张载、朱熹、陆九渊都对鬼神进行理论解释，用理性和知识建构的方式重新诠释，消解了幽冥文化中的“不可知”的空间。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儒释道三教融合向民间弥散传播，涌现出大量新型的民间信仰团体，神魔小说成了另一个高峰，人们所熟悉的《西游记》、《封神演义》、《平妖传》都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当然，这也跟出版印刷业的商业发展有关，出版和传播更加容易，书商通过广泛发行这类民间小说得以盈利。”徐颂赞说。

而幽冥文化在上层意志和民间风俗的体现，在不同时代，或趋向一致，或出现分野。

“比如汉代流行谶纬神学，从皇帝到读书人都喜欢黄老之说、神仙之说。在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很多作者就是知识分子和官员，比如张华、干宝甚至曹丕。”徐颂赞说，“宋代就很不一样了，主流的意识形态是理学，最具代表性的读书人比如张载、朱熹、陆九渊，都从理性的角度去谈鬼神，与民间风俗差异很大。”而明清时期，除了神魔小说在民间相对流行以外，并没见到像汉代、魏晋那样的风潮。

即便同一个物种，在不同朝代、不同阶层之间，也会出现认知和诠释的巨大差异。以《天书奇谭》中的重要角色“狐”为例。《神明考古学》中开辑便写了狐仙，认为早在大禹时期，因有大禹偶遇九尾狐娶涂山氏的传说，九尾狐成为象征喜结良缘的婚姻大使。

东汉时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狐有褒有贬。褒则赞美狐狸的德行，说狐的毛色中和，尾巴大，“小前大后”，死时还会朝向巢穴所在的土丘。这些行为象征着中庸之道、不忘根本、邦国繁盛、家庭观念强等品德。贬则曰狐是“妖兽也，鬼所乘之”。

从汉代始，狐狸的美誉度开始下降，诸多学者把狐狸说成是淫妇的象征。宋代的朱熹更是贬斥狐狸，说它是“妖媚之兽”，这种观念在文人圈子里根深蒂固。

但学者们的观念并不能妨碍老百姓的追狐潮流，唐代以后，人们竞相追捧狐神，在家中祭祀，将其奉为家庭守护神，一时成为潮流。老百姓中也流传着“无狐魅，不成村”的说法。

对狐的正反评价，一直在知识分子与老百姓、历史和现实里交织并存。

幽冥文化一直在我们的历史传统中或隐或显

消解

幽冥文化的命运之路上，一个重要转折点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包括“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文化的转折点，主流社会都对原先的幽冥文化逐渐疏离，甚至排斥。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宋教仁就发起社会改良会，主张用科学知识去除迷信。那时，他们把过年、婚丧、迎神、设醮、拜经、供奉牌位、风水、阴阳五行，统统纳入“迷信”的范畴里，比今天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五千年以来，原来的“鬼”依附于礼教祭祀体系，依附于国家祭祀和家族祭祖，依托于民间宗教。随着现代化的加速， “鬼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系统，一步一步被消解了。

徐颂赞认为，在亚非拉其他地区，情况也很相似，世界性宗教逐渐取代原先的地方宗教，依附其上的幽冥文化自然也随之消解，但它尚未消失，以动漫、游戏、文学等方式继续存在。

“鬼”是人类文明的深层现象，不会轻易消失，只是改变了文化形态。日本的“妖怪学”便是他山之石。宫崎骏的电影，芥川龙之介的小说、鸟山石燕的浮世绘、柳田国男的学术专著、太安万侣的史书《古事记》、佛教故事集《日本国现报善恶灵异记》里，妖怪是不可或缺的咖。

徐颂赞认为，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山海经》，对其妖怪文化的影响非常大。日本妖怪漫画大师水木茂甚至认为，日本70%的妖怪原型都来自中国，20%来自印度，属于本土的只有10%。而其中，来自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就源自《山海经》，比如“九尾狐”就是典型代表。

此外，日本自身的泛神论、民间风俗、本土神话传说也都是重要因素，特别是浮世绘的艺术形式，直接促进了日本妖怪文化的艺术化和传播广度。

近世日本学人在习得西方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后，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整理、研究有关鬼魅的文献材料和民俗现象，终成一门特殊的学问——妖怪学，井上圆了、江马务、柳田国男、小松和彦都是这个领域的代表人物，他们从民俗学、宗教学、人类学的角度，系统研究日本妖怪文化，让这些妖魔鬼怪进入大学的正统学术领域，“登堂入室”、“师出有名”。

当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北大校长蔡元培翻译了日本妖怪学之父井上圆了的《妖怪学讲义录》之后，从中得到启发，抛开了科学与迷信、理智与情感的二元对立，开始觉得“心境之圆妙活泼，触发自然，不复作人世役役之想。”

在蔡元培看来，无稽之谈的妖怪，在宗教学和人类学的显微镜下，竟然迸发出独特的文化魅力。

徐颂赞也希望以反思、启蒙、批判的姿态欢迎“鬼”回到当代文化世界。“在大都市里，现在难以看到鬼的印记，只剩下极少的民间传说，但是爱看鬼电影，爱听鬼故事的心理，依旧没变，这就是人类难以变动的底层心理。如果人们可以直面鬼提出来的疑难和诘问，或许可以从这个人类永远的‘反对派’身上，比从人间事务里学到的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