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咏/文 在11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十四五”推进国家政务信息化规划。会议指出，“十四五”时期，要面向更好满足企业需求和群众期盼，抓住推动政务信息共享、提升在线政务服务效率等关键环节，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近十余年来，政务信息化一直是对传统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它依托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应用，已逐渐深入公共服务提供与获取的日常肌理之中，切实提高了企业与民众办事的便利度。

例如，在信息化基础较好，率先探索“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浙江，“浙里办”APP或小程序上，民众迁移户口、办理生育证这样的事都可以掌上操作，几分钟就能完成申请。如果填错了，相关工作人员还会通过电话或微信“手把手”地教你改过来。构建统一的电子证照库也是近年推广的便民举措，比如电子驾照和电子医保卡，有了电子驾照，司机不用随身携带驾驶证；患者忘记带医保卡的话，掏出手机也能看病。

数字时代技术的进步为政务信息化提供了技术基础，让诸多应用场景成为现实可能。但是，如果简单地把政务信息化理解成“政务上网”，那就只看到了表面。归根结底，还应当是行政理念的转变。只有在行政理念上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才能让技术真正用于为人服务，否则，再前沿的技术也不必然导向便利的结果。

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以“证明我妈是我妈”的故事，痛斥行政部门为民众办事时的奇葩障碍，也表达了简政放权，优化政府服务的决心。6年过去了，类似的奇葩证明被取消了很多，但依然时有发生。比如2018年郑州一位义务献血9年的女士，自己的母亲需要用血时，却因为不能证明“我妈是我妈”，而不能按政策享受费用减免。2020年，惠州一位市民为了继承已故父亲7万余元存款，在公证处、派出所、居委会之间来回跑了数次，历时数月依然没能证明“我爸是我爸”。这样的极端案例背后，其实是政务流程的设计上，未能彻底转变为服务思维导向，没有以便利民众为首要出发点。

另外，政务信息系统中依然存在各自为政的问题。此次“十四五”推进国家政务信息化规划提出，要推动地方、部门各类政务专网向统一电子政务网络整合，打破信息孤岛，实现应联尽联、信息共享。这对于优化政府公共服务非常重要。

一个显见的例子是，在防疫常态化阶段，健康码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必备通行证。但是，现在全国至少有几十种健康码，各地均有不同版本。这种割据的状态是人为制造了信息障碍，给人们跨区域流动造成了极大不便，尽快推出全国统一码的呼吁一直很高。“门诊异地报销”也是一个痛点，今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回答“门诊异地报销”问题时说，很多老人是来帮子女带孩子的，“他们在异地为报销医疗费奔波而烦恼，这个问题要下决心解决”。

在数字时代，大数据的收集和利用能助力政府更好更精准地提供政务服务，但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对数据的收集、处理与应用要依法依规，不能擅自扩大手中的权力。“十四五”推进国家政务信息化规划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要求健全制度，严格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前不久黑龙江黑河市因新冠疫情扩散而将全市户籍居民的龙江健康码统一变更为“黄码”，包含长期在外居住的户籍人员，此举措引发舆论极大的争议。另外，疫情期间流调信息的外泄，也属于对个人隐私保护不当而导致的民众利益受损。

信息化只是新时代政务的表层技术手段，底层逻辑是为民众服务的行政理念。厘清了这一点，就不难明晓其底色应是以人为本。这也意味着，在政务信息化的同时，我们还应当为不适应数字时代的人群留有余地，比如老年人，我们需要为其留有传统公共服务的渠道。毕竟，那些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云平台的政务应用，不是为技术而技术，其宗旨都是要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