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冯庆艳 北京报道    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张送根，自称赶上了好时代，是国家好政策的受益者。“我是国家公派留学的，由中科院电子所公派到苏联科学院无线电技术与电子学研究所，我在那里拿了博士学位，回来又在中科院电子所做了几年的航天工程，”张送根近日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专访时说。

如今张送根是一家骨科机器人公司的创始人兼董事长，这家公司名称是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智航”），位列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第二批）之中。这家公司脱胎于一项骨科机器人国家863项目。“那是2005年左右，作为中科院出身的人，我觉得这个技术非常有临床价值，就成立了一个公司来做科技成果的产业转化。这一晃就16年了，可以说我们从科研到商业化再到科创板上市之后的现在，原始创新的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张送根说。

张送根说，天智航的16年发展历程当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有几个关键节点，都与国家对创新型企业的扶持和鼓励政策脱不开关系。同时，企业的成长也离不开整个团队的努力。“这跟我个人没多大关系，”他深切感受到这一点。

孤独十年

去年7月，天智航登陆上交所科创板，成为国内首家上市的医疗机器人企业。“一个资本市场的变化是，我们公司上市前的一年时间里，医疗机器人行业总计融资规模不到两个亿，而我们上市之后的一年时间里，融资规模超过了一百亿元。”张送根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

天智航董秘黄军辉对此分析称，投资机构之前都不敢进入医疗机器人这个行业，因为他们担心资金进来后难退出的问题，所以行业融资特别难。天智航上市之后，让资本看到了资金退出的通道，因此，短短一年时间里，出现了融资规模的大爆发。

“由于没有先例，从2005年至2015年之间，公司孤独的走了十年。”张送根回忆称。

早年搞科研的张送根，如今算是一个连续创业者。在做天智航之前，张送根还创办过一家公司，“那是2001年，我在中科院做航天工程的事情，正好有一个机会进行创业，那时国家也鼓励创业，所以我就做了第一家公司。”张送根说，那是一家做数字超声的公司，利用我国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机会，加上进口取代性非常强，公司2001年成立，第二年就拿到了许可证，2006年时就做到了一个亿的销售额，3000万的利润。

2005年，张送根开启了天智航的创业，与上一个创业公司相比，天智航的创业充满了艰辛与波折。

张送根回忆到，尤其是2005至2010之间的五年间，“我们是非常艰难的趴在地上，把中国的第一个医疗机器人注册许可证拿到手，期间没有赚到一分钱。”

2010年之前，是天智航一个比较艰苦的技术突破的过程。“我们做这个不是因为热闹才做，而是觉得真有意义。”张送根说，“我们用了五年实现国产医疗机器人的产品突破，我们早期的技术团队是非常艰苦的，纯粹是热爱，所以才能坚守下来。”

天智航首席工程师张维军，是公司第一号员工。据他回忆，公司成立初期只有一间办公室，简单用办公柜隔出了一个实验室，在那个环境下，他们一待就是五年。“当时由于在学校就参与做这个项目，之后也是一直想把这个技术给突破了，就没考虑那么多，也并不觉得艰苦。”

张送根看到，现有的医疗机器人的公司，基本都是近五年成立的，尤其是近两三年成立的比较多。

关键时刻

拿到中国的第一个医疗机器人注册许可证，这是天智航从艰苦的技术突破的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的关键节点。

“我们制定了中国首个医疗机器人的产品标准，这是非常难的事情，”张送根说，“以前绝大部分的医疗器械都是仿制的，他们的标准规范都是翻译过来的，而我们是原始创新，都是我们自己实践并得到国家认可制定出来的。”

张送根告诉记者，做产品标准，必须要得到国家级医疗器械检验所的认可，之后一起制定检验标准，检验的方法，还要共同研制检验的设备。这些都是非常艰难的。需要检测机构有牺牲精神，“因为做我们这种创新设备的检测跟做普通设备的检测收费标准是一样的，但普通的一两个月就检测完了，做我们创新的可能需要一两年，还要添置很多的检测设备，增加很多的检测人员。实际上对检测机构来说，做这个经济效益是很差的，并且还承担了非常大的责任。”

在张送根看来，北京医疗器械检验所和那些引进设备开展临床试验的医院都是英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付出了很多。

“创新绝对不是一个企业的创新，它是一个相关集体的创新，是整个环境的创新。”张送根感叹到。

度过了“没有任何掌声，没有任何鼓励”的第一阶段，天智航迎来了第二阶段——商业化落地。

“第二阶段我们比较幸运，”张送根回忆称，“2010年我们拿到证后，又赶上了北京市重视科技成果产业转化的好政策，外面的投资者不投，政府亲自下场来投，我们获得了实质性的资金支持。”

张送根把这看作是典型的国家经济转型的一个代表。“这说明那时候，国家就认为自主创新很重要了。如果没有国家当时的这种转型，那就没有现在的天智航了，因为我们根本拿不到钱。”

2010年，北京市搞了个重大科技成果产业转化的政府股权投资政策，天智航是第一批的北京市政府股权投资的项目。于是，同年，天智航做了一次股份制改造。

“中关村管委会和中关村发展集团来给我们做投资，那时我们只有两间办公室，连一个会议室都没有，”张送根回忆说，“那时中关村发展集团也刚起步，集团总经理亲自到我们公司来调研，然后决定给我们做政府股权投资，2000万的政府资金加上集团500万的自有资金，一共是2500万的投资，当时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也是我觉得在公司成长过程中，非常具有里程碑价值的事情。”

张送根记得，2014年左右，国家药监局开始做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程序，也让包括天智航在内的一大批企业受益了。

“以前的绝大部分产品都是仿制的，如果是创新的产品，审评员不敢批的，因为审评员是终身追溯制，就是他审评的产品，如果未来出事故，他是要担责的。”张送根对记者说。

张送根表示，创新的东西注定是不确定性很大的，这种不确定性意味着风险。如果创新完了后，总是审评过不去，那就没有人愿意创新。所以国家在转型当中，国家药监局搞了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程序。“就是先用专家评审，如果一旦确定创新产品，就提前介入，组织专家组进行认证，用专家集体的决策，来代替个人的判断风险。”

2015年之后的五六年间，天智航进入第三个阶段，这期间公司的主力产品铺向了临床，同时公司又赶上了科创板的一个好机会。

领跑背后

“刚开始，我们以为这个蛰伏期也就三五年，没想到一熬就是十年，可以说，我们没有放弃，一直熬到了春天来了，”张送根对记者感叹。

2015年，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发生了，北京积水潭医院田伟院长及其团队用天智航自主研制的骨科机器人，成功挑战了世界脊柱外科手术领域的“禁区”——被喻为“生命中枢”的上颈椎畸形手术。标志着公司第三代产品“天玑”的产品性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天智航的第三个阶段，获得了国家领导人以及国家各个部门的强力支持。“第一个阶段更多的是初心，想把科技成果产业转化；第二阶段是得到北京市的支持；第三个阶段是得到国家的支持。我们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张送根总结说。

这次国家甄选出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让张送根更加坚定了自主创新的信心，他深切感受到，国家在资金包括上市等各方面都给出了实质性的支持。

张送根认为，创新不是一个单纯技术的事，创新是一个产业体系的事，比如产品的创新，技术的创新，临床的创新，它都离不开政策的创新，就是必须让创新者得到应得的创新回报，创新者才会越来越多。“国家正在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2017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两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组织创建骨科手术机器人应用中心的通知》，要依托国家权威医疗机构建立骨科手术机器人应用中心。“这个说明国家是非常有远见的，没有国家的这种强烈支持，我们不可能这么高起点走下去的。”张送根对记者称。

在两部委的力推下，全国有21家医院牵头开展骨科机器人辅助医生手术的应用示范。“因为我们是新的东西，既没有收费也没有医保，对于医院去采购是有非常大压力的，因为这时候政策是滞后的，那么有国家的鼓励行为，就使得这些医院觉得这是一个国家鼓励的方向，他愿意去尝试这种新的东西。”张送根回忆到。

正是由于国家的鼓励行为，造就了两个结果，一个是原来的国产医疗设备都是由农村包围城市，一开始都是从小医院开始，比如乡镇卫生院、县医院，一直做到市医院，到现在也还很少有进省级医院的，国家级医院连想都不太敢想。而天智航的产品大部分都在大医院，比如北京积水潭医院、301医院、上海六院、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天津医院、西安红会医院等，“某种意义上，我们首先得到了大医院的认可。”张送根说。另一个结果则是，天智航在国际同行的竞争中保持了领先，市场占有率接近80%。

张送根对公司的设想是，希望将公司打造成一个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医疗器械的创新公司。“因为只有到全球去，才会形成全球的一个资源整合能力和影响能力。”张送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