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北宸/文 河图洛书一直是传说。

相传伏羲氏时期，洛阳东北孟津县境内的黄河里浮出一匹龙马，它身上的旋毛变成“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的图形。人们省略了龙马而专注于它背上的毛图，图出于黄河，就称之为“河图”。比至大禹治水，洛阳西洛宁县境内的洛水里又浮出了一只神龟，其背上长着纹、圈、点，且自列成组，人们照例命名为“洛书”。

这两种传说都有后续加工，伏羲氏依照“河图”画出八卦，经“文王拘演”而成《周易》一书；大禹对“洛书”进行阐释，成了《尚书》中的《洪范》篇。所有的上古传说都出自古籍，这两种传说也一样，《周易·系辞上》里面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就是指的这两件事。

所有的传说都缺失细节和具体逻辑，这样留下来的想象空间太大，而偏偏由于时间幽远考据缺失，这就必然会引发各种推演附会，中国上古史之所以总是以神话形式存在，原因就在这里。有据的传说尽管极简，但还是形成了相对确定的共识：这个“河图洛书”中的“河”就是黄河，洛就是洛水（又称洛河、伊洛河）——河南洛阳中的“洛” 和曹植《洛神赋》中的“洛”都是指的这条河。

河洛古国
作者: 齐岸青
出版社: 大象出版社
副标题: 原初中国的文明图景
出版年: 2021-3

河图洛书的传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既超然又至关重要，因为它属于原文化，直接关系到华夏文明的顶层设计，而并不需要很复杂的观察和梳理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所有有史可稽的基础文明架构和逻辑，都是从这里开始的。2014年11月11日，国务院把“河图洛书传说”正式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项目编号Ⅰ-135）。

河图洛书的具体内容已不可寻，它已经构成了中国的文明血脉。我们反复端详，最终不免都会把目光集中在一个地方，这就是黄河。她是华夏民族的母亲河，以其孕育了华夏文明，换言之，在黄河中游流域即现在的中原地区产生了华夏最早的文明并生生不息直到现在。西汉以前的史籍没有纪年的习惯，纪年开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记载最早的是公元前841年，再往上溯就是“有王无年”。

问题来了——我们讲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有五千年，究竟是不是五千年？

时间是无限的，理论上可以向前无穷追溯，而事实上这种努力异常艰辛，正如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所说“原来讲五千年文明都是我们的号称，我们需要有实证。”司马迁的纪年记录形成了一块素地，一千多年也没被打破。实证除了古籍记载之外，现在唯一的可能就寄托于考古。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五千年溯源的重头戏也必然集中在这条河上，考古在几代人的整理筛选中，集中把焦点放在了河图洛书传说发生的地方，就是黄河和洛河区域。巧得是，这两条河的交汇处发现了黄帝时代的一个都邑遗址，按照属地和苏秉琦的古国、方国、帝国的时代理论，这个遗址被命名为“河洛古国”——李伯谦（北京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认为“这不仅是对双槐树遗址的称谓，也是对原初中国的定位。”

一

水是生命的源泉，远古时代生产力和生产水平都很低下，必须选择自然条件好的区域生活，自然条件如果只能选一点，那一定是“逐水而居”，即所谓的“靠水吃饭”，因此远古时代的考古工作有一个基本的推演共识：有汭就有遗址，如果没有那只是还没有发现。汭就是干支流河交汇处的内侧地带。古代的河流命名，只有黄河称河，其他的绝大多数类河只能避其讳而称为水，如姜太公垂钓的渭水、洛神宓妃的洛水和娥皇女英的湘水等，可见黄河在古文化中的地位。

“河洛古国”的考古术语称之为双槐树遗址，距今约5300年，位于河南巩义市河洛镇双槐树村，黄河南岸伊洛河东岸的河湾台塬上。这个河湾台塬，正位于古人所说的神异地点“洛汭”。

在中国，远古时代发现的遗址，即使是迄今也是满天繁星的存在，但这个双槐树遗址却与众不同，既有气势又有气象，高度近似黄帝居所。

河南省郑州市，无人机航拍的巩义双槐树遗址

首先是它的位置。《史记•封禅书》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夏商周三代都在河洛之间的地域建都，而位于河洛交汇处俯身可见的洛汭双槐树遗址，自然是核心中的核心。更重要的，它无限贴合“河出图洛出书”的地理位置。

李伯谦认为，双槐树遗址不排除是黄帝时代的都邑，并且是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无论是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其所处的时代，无不凸显了双槐树遗址在中华文明中的中心地位，它至少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黄河流域政治文明的核心。

核心的意义最明白不过。这里面有意思的是“所处的时代”。双槐树遗址处于什么时代呢？此间考古有两处重大发现：

一个在遗址的环壕里。双槐树遗址有处于同一时期的三重环壕，这是少见的王者之居结构。考古专家在对环壕的内壕和中壕做解剖面时，发现了多处裂缝，“呈东西条状，交叉错乱，缝内有淤积的黄土，还有明显的地层错位现象。”，经北京大学地质专家现场确认，判定这是6.0级以上地震引发的裂缝。

《今本竹书纪年》中关于黄帝有“一百年，地裂，帝王之崩皆曰陟”的记载，唐代天文学著作《开元占经》引《尚书说》也记载“黄帝将亡则地裂。”考古测年结果显示，河洛古国在双槐树地区繁荣了300年。综合上述的结果表明两点：一、这里可能曾经是黄帝的居所；二、黄帝部落的迁徙可能因为这次地震。

另一个发现是在遗址的大型中心居址的一间大房子里，这是一间编号为F12的202平米的房址，里面发现有9个陶罐摆放而成的图案遗迹。

远古考古不同于一般考古，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前所未有，可凭据的资料典籍极为有限，所能依靠的只是摸索和年代相近的发掘经验。比如这9个陶罐图案遗址，就结合之前的青台遗址发掘所见，得出这是“北极九星图”的结论，其用于斗柄授时和祭祀。

关于北斗星，有两个到今天还管用的常识，一是北斗斗沿两颗星（即天璇和天枢）连线，天枢方向延长线上方的不动亮星即是北极星，北极星永远不动，所在的方向就是正北方；二是北斗的斗柄指向直接和一年四季相对应，所以斗柄方向就作为夜里判断所在季节的依据“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至天下皆秋，斗柄北至天下皆冬。”

我们现在所见的北斗是7颗星，而远古时代或曰黄帝时代的北斗能见到9颗。先秦文献曾称“北斗九星，七见二隐”这两颗现在流于编外的星，古占星家命名其为“洞明”和“隐元”，古代是信仰天人合一的，天上所有地下必有所现。在解释北斗的第8、9颗星时，宋人就很好的呈现了这一点，《宋史•天文志》说：“第八曰弼星……第九曰辅星”古占星学把辅星看作是丞相的象征并在人间加以对应，占星学著作《荆州占》和《春秋纬》等都对此做过描述，辅星近开阳星且亮，说明丞相贤良，否则就该换人。

现在，这两颗星即使用天文仪器都观测不到，赵永恒（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和武家璧（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成员）都认为图案遗址中第9个陶罐可能是记录了一次超新星爆发，爆发自然就能看到。武家璧进一步推算出爆发时间是在5400年前，结合《开元占经》引《河图》中“黄帝治，景星见于北斗”的记载，说明超新星的爆发是在黄帝时代的某一任王在位的时候。

不仅如此。F12房址中的北斗九星图案的北边，处于象征北极星位置上，还发现一副麋鹿的骨架。麋鹿在古代历来被视为瑞兽，它虽是鹿类但自己单站一排，在脱角上和其他绝然不同——其他在夏至，麋鹿自己在冬至。麋鹿既代表冬至（冬至大过年，在古代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气），又象征北方（对应天上众星皆拱北），脱角又蕴含阴极阳生否极泰来的隐喻，更重要的是它和九星图的组合摆放：它的位置代表北极星，而北极星在古代则是帝王专属象征，有着至高无上的含义。

中国的天文体系和西方不同，后者是以黄道坐标为中心，而中国是以赤道坐标为中心，北极星在该体系中处于天球正北，且天体中包括日月星辰都是运动的，唯一不动的星就是北极星，所谓“天上众星皆拱北”，古人因此称之为“天极”，按照天人合一的原则，它就代表皇帝和皇权，而黄帝即是“北斗之神”。

综上，双槐树遗址大概率就是黄帝曾经的居所。

《周礼》载“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以为民极”，早期古国在人间建立与“天极”对应的“民极”，就是“大地之中”。双槐树和青台遗址中都发现的“北斗九星”应该就是参照天极建立民极留下的遗迹，进而可以推断，黄帝时代，双槐树人在洛汭“以山为郭，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建立了5000多年前最大的古国。但是否如此呢？考古的区域再广泛，对完整史也都不免失于以管窥豹，永远都寄希望于更新的发现以补缀，而完整历史是没有的。

王巍一直告诫他学生的“千万不能说没有什么，一定说迄今为止尚未发现。”考古人有个约定俗成的原则：“不确切、不妄语、有实证、由人评”，这个只出实证，不做定评的习性加之工作本身高度的专业性，让这个原本就缓慢求证的过程变得漫长而孤独。

二

双槐树遗址的另一大发现，就是发现了一枚牙雕蚕。用白润如玉的野猪獠牙雕成家蚕的模样，过了五千多年仍完璧如初。

春蚕吐丝，蚕丝纺绸。丝绸起源于中国，在我们以往的概念中，这似乎是世界上不争的事实。齐岸青在《河洛古国：原初中国的文明图景》书中概略说：“……日本在公元前300年的弥生时代传入养蚕术。公元522年，拜占庭帝国获得了桑蚕卵，开始了桑蚕养殖，与此同时阿拉伯人也开始了丝绸生产，后来十字军东征把丝绸带入欧洲。西汉开拓丝绸之路之前，中国一直垄断着丝绸的生产，丝绸的使用也局限在东亚地区……”

“不争的事实”的说法是最不具说服力的，因为绝大多数事情并非不言自明，如果是事实就要拿出实证。例如，有些外国学者曾一度固执地认为，所谓夏朝是商朝人的臆想，商朝本身也是历史传说。如果没有殷墟的发现，商代就只能眼睁睁地活在传说里。

2014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三国联合向世界遗产大会申报一个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名字叫“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报会上一些国家的官员提出异议，认为他们的丝绸比中国早2000 年，中国的丝绸缺乏实物举证。这近乎开国际玩笑的异议，偏偏还切中肯綮。会后第十天，国家文物局在西安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加强丝绸起源的研究，一句话，先把丝绸起源于中国的实证拿出来。

在考古中，国内发现丝绸的实证并不少，但都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出示说明。

1926年10月15日，中国考古之父李济对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发掘（中国人进行的第一次独立考古发掘），《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记载这次“最有趣的的一个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这个当时发现的最古老的蚕茧的孤证标本，在国内外考古界引起轰动。”

据考证，它距今6000-5600年，它是丝绸史最重要的实证，现在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在中国大陆，1958年的湖州钱山漾遗址，1983年的荥阳青台遗址都发现了绢片、丝带、丝线或者丝绸等实物和痕迹，但蚕丝属于生物高分子材料，很容易降解碳化，所以没有保存下来真正的标本实物，只剩下了信息。信息当然不是实证。

2017年夏，一个暴热的下午，周旸（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和同事郑海玲在郑州清理一个编号为W12的瓮棺（荥阳汪沟遗址出土）时，丝绸被发现了：6块一碰就碎的儿童头盖骨附近的类土，在电子显微镜下只有10微米，里面的碳化物质是平纹织物和绞经织物，经酶联免疫（纺织纤维材质鉴定技术）检验，确定绞经织物的纤维材质是桑蚕丝，即绞经织物为罗织物，其年代为距今5000多年。这是目前世界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丝绸实物，且明确了5000多年前的两点：一是存在丝织品，二是丝织品在当时有一定的广泛性。既然如此，那还可不可以再往前推一下呢？

答案很快就有了，就是双槐树遗址的牙雕蚕，它的年代在距今5300年的黄帝时代。黄帝的元妃就是嫘祖，而嫘祖是传说中蚕神——中国最早发明并教授蚕桑的人。唐代韬略家、李白的老师赵蕤所题唐《嫘祖圣地》碑文称：“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是以尊为先蚕。”

这里存在的问题是，野蚕不能持续生产，要驯养成家蚕才有批量规模的可能，印度曾把野蚕驯养了一千多年都没成功，而双槐树的洛汭黄帝时代，家蚕都做成了牙雕艺术品——这固然不能凭臆想创作，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是：彼时的家蚕已经吐了多少年的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