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沈怡然 11月7日，一位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师对记者表示，学校曾在疫情期间大规模引入人脸识别门禁设备，安装在校门和教学楼门口，并要求高校教师进行人脸数据录入、出入刷脸。近期，该校在教学楼设备旁边另外放置了一个本子，规定不愿意刷脸的人可以纸笔登记进入。

这一改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下称《个人信息保护法》）首次对人脸识别作出的规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新宝对记者表示，法律要求，企事业单位收集和处理人脸信息必须要有合法依据，目的必须是服务公共安全，同时，还要提供替代措施，比如工作单位考勤，不能强制性要求员工进行人脸图像采集和比对，要对拒绝者提供身份证核对等一些替代措施。张新宝全程参与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工作。

同时，记者从商汤科技、旷世科技处获悉，作为人脸和图像识别技术的新锐企业，两家公司正加紧对人脸识别产品进行安全升级和改造，包括待售的和过往售出的设备。

更多细小的改变表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酝酿和施行，正在改变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些行为，如刷脸打卡、刷脸支付、刷脸考勤，这也影响着人脸识别背后的产业。该法首次将人脸归为敏感个人信息，将人脸识别纳入监管范畴，为保护用户权益，对技术的提供方、使用方提出了一系列规范。

拒绝刷脸将有法可依

《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国内首次将个人信息分类成敏感和非敏感个人信息，并将人脸归为敏感信息。张新宝表示，法律生效后，原则上数据处理者不能收集这些信息。如需处理需要经本人单独同意，而且只能用于特定目的，用完后不可用到别处或出现泄漏，否则就属于违法行为。

张新宝表示，法律规定，若侵权情况严重，可以提起公益诉讼。针对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受害人人数众多，可向三大类机构进行起诉，包括人民检察院、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这些机构再针对性地提起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

上述商汤科技和旷世科技两家公司属于技术提供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及更多采用刷脸设备的高校、银行、机场，都属于技术的使用方，两者均为《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责任主体，如果被个人起诉，将共同面对监管和惩罚。

一位商汤科技人员对记者表示，团队自今年上半年开始做安全合规工作，任务量非常大，团队高度重视，因为如果客户因隐私安全不合规而被起诉，公司也要共同面临相关索赔或者法律程序。

牵动人脸识别产业

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所长何宝宏对记者表示，该法将对人脸识别产业带来全面影响。第一，《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处理敏感个人信息需取得个人单独同意，在公共场合下出于商用目的人脸识别应用需落实“单独同意”制度，但由于条件非受控，用户的“单独同意”将成难题。所以对人脸识别的技术使用方来说，部分应用场景落地会受限，包括智慧园区、智慧零售、智慧校园等，部分人脸识别企业的业务会收缩。

第二，《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要求，处理人脸信息的企业要开展事前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定期开展审计，这就需要企业配备必要的法务、审计人员，或委托第三方提供服务。可以说，法律将直接增加人脸识别技术使用方、技术提供方的合规成本，尤其对人脸识别的技术提供方，将直接影响部分产品的功能形态。

但另一方面，何宝宏表示，法律也为人脸识别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具体实践路径，针对人脸信息处理提出有效的治理体系，有助于人脸识别产业长期健康发展。

何宝宏表示，总之，《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颁布实施，给企业带来更加明确、严格的法律要求，产业界将可能经历“阵痛期”。但长远来看，在合规、可信的“双驱动”下，产业界将持续提升个人信息保护及数据安全的治理能力，逐步实现用户权益保障和产业健康发展的平衡。

治理与发展并重

人脸是所有生物信息中，社交属性较强、较容易采集的一种个人信息，人脸识别作为人工智能应用中的一种，过去几年，率先被安防、金融、安防等行业大规模采用。 

在企业和资本的推进下，人脸识别技术正在大面积地、深入地进入社会生活，对维护社会治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对人脸识别有意识的“滥用”和“无意识的”误用行为，已经引起社会的担忧。

何宝宏表示，业界当前重点讨论的是，在数据层面，训练数据的来源是否可靠、可追溯，训练数据本身是否全面、准确，以及人脸信息的脱敏和去标识化处理如何做到规范统一且可落地；在算法层面也存在识别安全性的问题，一些面具仿冒、对抗样本攻击等，有可能造成识别失效；从应用上看，人脸识别作为一种身份认证技术，同密码、指纹等传统身份认证技术一样，都存在一定被攻破的概率，现阶段尚不存在百分之百安全的技术。

何宝宏表示，长远来看，人脸识别行业的安全合规，需要政府主管部门、科研机构、法律机构、技术提供方、技术使用方以及用户方构共建一个良性的生态环境，中国信通院云大所发起的“护脸计划”，就是针对人脸识别的安全合规问题、联合社会各界共同组建的一个开放平台，也欢迎各方积极参与，共同提升全行业的安全合规能力，促进产业的健康发展。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科技哲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段伟文表示，在新冠疫情到来之前，一些公共场所部署人脸识别的闸机和门禁，就引发了一些争议，随着疫情出现，这些技术在特殊条件下被大规模采用，过程中也受到法律界的质疑。

段伟文表示，整个社会都对科技活动有一种许可，而这种许可没有具体形式，比如化工厂、垃圾焚烧厂、核电站的建设过程需要许可。而从政府治理的角度，要把技术的风险扼杀在摇篮里，不能等出现恶性事件、公众负面舆论多了之后再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