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馥李/文 数字时代正咚咚踏来。

11月3日，一项表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数——数字化转型指数——显示，2021年一季度达到了307.26，同比增长207.4%。同时，全国用云量（云计算指数）和赋智量（AI指数）持续增长，年增长量分别达57%和93%。

这组数据是腾讯的《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2021》（以下简称《报告》）所披露的，这样的增长幅度颇令人惊讶，中国的数字化转型两年内实现了跃迁式增长。

这些数据可以归纳为：极速。如果与经济数据相比较的话，显然超过了指标体系里的任何一项。我们或许应该这样理解：在数实融合已成为国家中长期重大战略的前提下，我们正在跑步进入数字化时代。而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正在数字化加持之下，快速演变为另外一番模样。

这种变化俯拾即是：在今年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普查这项社会活动本身已经发生了沧桑巨变——相信大多数人对“六普”仍有记忆——没有普查员敲门入户了，人们也不需要再填表了，面对面的普查已经相当程度上被小程序代替了。

第七次人口普查高效组织了700万普查员通过“低打扰”、“少接触”的方式，实现高效沟通及数据采集工作：特别是在疫情还在困扰我们的同时，人们通过“自主填报+微信”，实现了与普查员的互动，被高频使用的人口普查小程序，高峰时达到了每秒11万的并发请求量，每秒数据库查询量最高达123万……

数字之光普照当下，更辉耀未来。2021年3月，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未来中国的路线图。

纲要提到：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

2020全年数字化转型指数热力图分布

超前引领：数字前三甲激烈角逐

腾讯的《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2021——寻找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度》，今年已经是第七次发布了，而这七年，也是中国数字化转型急速突进的七年。

据了解，数字化转型指数由基础设施层、平台层和应用层三个层次的指数加权平均而得。报告通过对全国351个城市的数字化转型进行评估，描绘了正在快速嬗变中的数字化版图。《报告》显示，2020年，以省级行政单位来看，广东、上海、北京是全国数字化转型指数的前三甲，他们是数字化转型的第一梯队。

这和三省市多年来对数字化的重视和投入密切相关，这从基础设施指数可以直观看到：三地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不仅投入高，而且持续增加。其中上海市2020年提出了3年总投资2700亿元的计划，广东则提出3年6600亿元的计划。

甚至，我们从上述三省市的主官的讲话中，也可一窥他们对数字化转型的高度重视。

今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强调，要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全力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更大范围优化城市空间格局，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积极探索超大城市治理新路子。

而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也在今年指出，北京要加强基础研究，超前布局前沿底层技术，抢占数字技术制高点。他还特别强调云计算是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首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希也在2020年指出，要广东省充分发挥信息化的驱动引领作用，发展壮大数字经济，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深化“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切实加快数字乡村建设。而广东省也正在聚焦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用数字化手段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抢抓发展先机。

可见，在上述三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数字化转型不仅被视作经济动能，也被视作超大城市治理和政府改革的重要抓手。可以说，在中国最发达的一线城市，都充分意识到了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的巨大推动力。

而整个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中国经济跌宕起伏的大变局中，我们也充分体会到了数字化带来的助力、动力、甚至是回天之力。

数字高地：城市群引领数字时代

《报告》以全局视野指出，全国的数字化发展的一个重大特征便是城市群引领：11大城市群虽数量仅占全国城市一半，但数字化指数占比近80%，其中，南部珠三角、北部京津冀、东部长三角和西部成渝四大城市群，仍然是发力数字化的头部引擎。

四大城市群分别是东南西北4个主引擎：南部珠三角、北部京津冀、东部长三角和西部成渝，所辖城市的数字化均值明显领先。

这样的数字化地图，与中国当前城市群引领的区域经济格局密切相关。而不同城市群重点产业的数字化也呈现显著的不同，如珠三角排名前三的行业分别为金融、广电和文创；京津冀前三行业为文创、生活互联和行业工具；长三角则是电商、金融和行业工具位列前三。

在京津冀城市群，北京不仅数字经济发展的是核心，也是全国的先导区和示范区，数字经济重点面向5G、工业互联网、北斗导航与位置服务、集成电路、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与信息安全等领域，目标是打造国际一流的产业集群。

天津相比之下差距不小，但正在奋力追赶。天津规划到2023年，制造业重点领域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超过80%，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超过55%。而在北京的带动下，河北省也在加速越过数字断崖，《报告》显示，沧州、保定的数字化转型增速均超过400%。

在长三角城市群，上海的数字化水平最高，杭州、南京、苏州均为第二梯队，其他城市发展则较为均衡；合肥虽然排第五却进步明显，其近年来积极推进的“万家企业上云”等促进政策收效明显。

在互联网时代，上海曾经慢了半拍，相比临近的杭州稍显尴尬。但近5年，上海已经强势赶超并显现出引领者的姿态，其规划到2025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GDP）比重预期将超过60%。

为此，上海加快建设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以数据流动牵引资金、人才、技术、知识等要素的全球化配置，加快生产制造、科技研发、金融服务、商贸流通、航运物流、专业服务、农业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

值得一提的还有浙江省，他们同样规划到2025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60%左右，一决高下的意味十分显著。而现在，浙江正在加快推进数字化改革，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2.0 版，推动公共基础数据、生产要素数据、科技创新数据、消费服务数据、贸易流通数据、供应链数据的融合应用。

与此同时，江苏省作为传统的数字经济大省，也在积极参与这场数字化竞争。目前，江苏省的数字经济规模已占GDP比重逾40%，重点培育发展工业设计、共享制造、供应链管理、节能环保、检验检测认证、定制化服务等新模式，加快供应链金融、智能仓储、快递物流、社交网络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从省级排名来看，江苏、浙江、四川、山东、河南、湖南和河北分列3-10名，是数字化转型的第二梯队。2021年一季度，一度落后的湖北也跻身全国前十，展现了数字化抗疫的突出成绩。

再来看珠三角，由深圳和广州双核带动下，该区域的数字化水平领先全国，两地指数占比达到76%。从两市的数字化规划来看，传统的优势制造业纷纷开展数字化转型行动，广州重点开展纺织服装、美妆日化、箱包皮具、珠宝首饰、食品饮料五大特色产业集群数字化；深圳则重点发展高端软件、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金融科技、电子商务、数字创意等产业。

此外，东莞、佛山作为制造业强市，也分别是第二梯队城市，其他各城市的数字化转型发展基础也较好，珠三角区域的整体格局也较为稳定。

从南到北，中国的区域经济三大引擎再加上成渝城市群，分别构筑起了引领数字经济发展的蓝色版图。

梯度扩散：由东向西、中部崛起

在城市群主导的数字化转型版图上，转型的梯度也顺势而成。

从城市看，数字化转型毫无疑问集中于一二线城市，其中一线城市的指数均值明显高于其他各线城市，是数字化的主力；上海、北京稳居第一梯队，两者排名从2020年到2021年一季度有交替，第二梯队深圳、广州格局较为稳定。

而在第三梯队，各城市的指数差距并不大，且后位城市位次变动较明显。2021年一季度，武汉、南京、天津位列全国10强城市，展现数字新一线城市的发展潜力，这一方面是疫情倒逼而成，另一方面也反映数字化政策正在发挥实效。

一线城市的指数均值明显高于其他各线城市

其中，中部地区的城市增速领先。中原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尤为突出，中原城市群350%为最高、长江中游315%居第二；而在2021年第一季度，长江中游和中原城市群数字化转型指数也分别位列第5和第6，较2020排名有所上升，显示出了较大的增长潜力。

伴随着成渝城市群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成渝城市群的数字化转型也成为中西部的发展典型，成都、重庆两市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占比达到了70%，是成渝城市群发展的核心，其余14个城市则有较大差距。其中，绵阳、南充、德阳、泸州、眉山等城市排名和增速均位列前十，同比增速均高达300%左右，凸显了增长的势头强劲。

从整个中国的数字化转型视野来看，数字化以城市群聚集为主要特征，并从东部向中西部梯度扩散。中部的中原、长江中游一带则呈现明显的扩大成片趋势，特别是中原城市群的同比增速最高，达到近350%。

这样的数字化梯度，为数字化版图的均衡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过渡。

后发优势：数字鸿沟迅速弥合

《报告》还给出了另一个镜像：伴随新型基础设施加速普及，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也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在过去一年增速排名前十的行业中，广电、医疗、制造、教育、零售和能源等传统行业占据6席，其中广电行业受互联网冲击影响，数字化转型诉求强烈，规模同比增长近300%，位居各行业之首。

而这些行业深度转型之时，林林总总的移动互联网应用也同步进入我们生活：支付、电商、零售、出行、酒店、餐饮、电影……这些平台在嵌入我们生活的同时，也为后发地区提供了数字化转型的强大动能。

那么，当这些平台进入到欠发达地区，以秒速填平数字鸿沟，消弭原有的山川阻隔和经济差距。当山区的果农在直播平台上售卖自家的产品时，你便知道数字化正在改变传统的供应链格局。

可见，数字应用在这些地区的推广，避免了早期的巨大投入和探索风险，能够快速把先发地区的成熟经验照搬过来，后发优势十分明显。

数字经济的后发优势，让后进地区也实现了迅速增长

从《报告》来看，平台带动对数字化转型的贡献最为显著：分三大类指标看，2021年一季度平台指数同比增幅最大，达400%。这表明平台有效支持了大量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普惠的方式带动了相关生态的快速恢复和生长。

《报告》显示，在以规模和先进领先的前三甲之外，数字化增速的前三甲分别被山东、重庆和河南摘取，而且增速前10位的省份均保持了快速增长，地区增速差异较小，这一方面表明加快数字化已经成为各省共识，另一方面也说明，数字经济的后发优势，会让后进地区亦步亦趋、永不掉队。

尤其令人欣喜得到是：从增速来看，位于西部的青海省有多个地区表现亮眼，果洛州和海北州增速位列全国前两名，着实代表了西部数字化增长的潜力。另一方面，应用指数同比增速TOP5的城市，分别是西藏阿里地区、海南定安县、贵州毕节地区、青海的果洛州和海北州，这些地区，无一例外均位于西部欠发达地区，且是最不发达地区；海南的定安县也属于海南省的欠发达的直辖县。

在各级城市中，数字三、四线城市的增速领先，同比增长314%和344%，位列第2和第1，共占总指数的25%，表明数字化正下沉向后线城市快速转化，影响范围迅速扩大，覆盖范围日益拓展。

从东部到西部、从城市到乡村，中国的数字化转型正以秒速传檄千里，为传统经济注入澎湃动力，那些有待拓展的西部城市和广大乡村，也势必在数字化的红利之下，实现经济社会的巨大跃迁，这无疑是一幅让人激动、并充满期待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