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IC Photo）

云也退/文

“耶塔，好想和你说说在我心里积攒下来琢磨了好几个星期的话，这些话在我脑海中翻来滚去，就是不知道怎么说出来。面对你我张不开口，耶塔，全是因为没把握，胆小。真的，我承认我是个胆小鬼。我们大家在内心里其实都是胆小鬼，但是承认了，胆小也就不算什么事了。”

开头和结尾总是最要紧的，最吸引人的，中间的一切再完美也是其次。在大作家索尔·贝娄逝世若干年后，一部厚厚的《索尔·贝娄书信集》被编定出版，其中收录的第一封，就是1932年5月28日，年方17岁的贝娄写给他初恋女友耶塔的信。他要跟耶塔分手。上述这几句，就出自信的第一节，一股浓重的文学气息，夹杂着思辨和推敲的强烈倾向扑面而来，再接下去又是一段完美的景物描写，写到“寂寞的风吹得树叶沙沙响”，写到“夜色中不知何处，一只鸟迎风啼叫”，写到“密歇根湖里的波浪愤怒地朝房子涌来，却无法接近墙角，只能怒吼着退去”。读到这里，我不禁怀疑，要么这是编者有意的安排，实际上可能还有比这更早的信，只是文字没这么漂亮；要么，就是17岁的贝娄在写信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未来出版它的准备。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可以断言的是，那时的贝娄做好了当一个大作家的准备。他在写密歇根湖的浪涛“怒吼着退去”的时候，作家的自觉就昭然若揭了：他随时在让内心的感受勾引外界的风吹草动，令其呼应或者对立，交叉或者并行，就像他臭名昭著的勾引女人的手段。在这封信里，他对语言的运用就已渗漏出一种征服欲，它无所不在，哪怕是在承认自己的缺点，贝娄也要掌握话语上的绝对主动。

耶塔是谁？她是贝娄在芝加哥读中学时的同班同学，比贝娄大几个月，也生于1915年。耶塔倾心共产主义运动，在美国，她加入了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到1932年6月中学毕业时，擅长演说的耶塔代表全班致辞，致辞题目叫“未来属于青年”。

给野心勃勃的贝娄当初恋，耶塔也很有胆量。她家和贝娄家住得很近。两家人串门，贝娄记住了太多的细节，如耶塔家里有一辆车（那时美国人家里买得起车的人还较少），他发现车的后座上堆满了木屑刨花，就推测耶塔父亲是个木匠。耶塔的爷爷是个犹太教徒，一把大胡子，在教堂里遇到时，贝娄完全看不清他的脸；又如耶塔母亲是怎样一个俊秀的黑发女子，她为耶塔加入了青共联盟而高兴。

他们两家也都是犹太人。耶塔家是从俄罗斯移民北美的，所以很自然，耶塔对共产主义抱有同情，因为旧的沙皇政权压迫百姓的时候，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们正在积极地给沙皇找麻烦。然而，当耶塔登上讲台演讲时，共产党人建立的苏联政权，已经经历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斯大林掌握了权力，托洛茨基被迫流亡欧洲，成为一颗移动的革命火种。耶塔和贝娄在一起时，政治是两人的一大主题，耶塔带给贝娄一些托洛茨基论德国问题的小册子，她支持托洛茨基，相信革命的正道已不在苏联。

贝娄后来说，他在立着两头铜牛的玫瑰公园，或者在洪堡公园的船坞台阶上坐着，听耶塔大谈列宁主义、集体化、民主集中制，谈斯大林的罪恶，谈斯大林为何比托洛茨基低一个档次。当她情绪昂扬地站上毕业典礼的讲台时，赤诚热烈的表情，令台下的父母们都眼前一亮，激动不已。贝娄记得，耶塔的演讲中用了几个生僻词，如“赤贫”，如“慰藉”：“在座的各位，我们将带给你们慰藉。”她说。

虽然贝娄也同情托洛茨基，可是他对耶塔加入的青共同盟很反感，对耶塔致辞的主题“未来属于青年”也不屑一顾。这和他的文笔、言辞水平一样，都成为他有着超乎年龄的成熟的写照。他后来有一个朋友，艾伯特·格罗策，曾为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当过警卫和秘书，从格罗策那里了解到的情况，确证了贝娄早已有之的怀疑：打着“青年”旗号的团体，都是一些权力欲膨胀的人用来收拢年轻人、给自己当枪用的工具，他把青共同盟视为与希特勒青年团和墨索里尼的黑衫军一个性质；英国的巴登·鲍威尔男爵在1907年创建的童子军运动，后来活跃在英美社会，影响深远，却遭到了贝娄的无情奚落，他说：童子军是最坏的东西，它唯一的好处就是没有害及未来。

贝娄显然认为，拥有他这样的天赋，自然应该保持头脑的独立；而头脑，也是犹太人的文化里最为看重的东西，因为认识、思考、感受、判断、想象，这些能力是外人无论如何都不能剥夺的。他在书信中，炫耀般地展示他的思考和感受力，他的做形象比喻的能力，一会儿欲扬先抑，一会儿欲抑先扬：“我的所有的思绪都是围绕着你的，”他说，但这些思绪并不全是温情，“这里有针刺，有鞭笞。”但这几句还不够，贝娄还要打消耶塔的抵抗：

“你心里可能会说：‘真会玩弄辞藻啊。’因为你有一副青共同盟的头脑。要不就是：‘这个杠头笨牛贝娄又听到什么话了？’”

“玩弄辞藻”一语的原文，直译过来就是“短语贩子”。这一手太厉害，他为对方设计了责难自己的台词，设计得准确而生动。如此，真不知道收信的耶塔是否有勇气读完整封信了，如果读完的话，她能不能一笑置之。贝娄不仅全面嘲讽她，而且完事后，还把自己的弱处交给对方——“你就称呼我短语贩子好啦！我受之无愧！”日后，贝娄的小说《赫索格》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仿佛是对此的“图解”：赫索格在街头被一个黑人逼到了墙角，他惊见黑人拉开裤链，亮出了他的阳具。他顿觉被大大羞辱了，比起对方用刀枪胁迫他交钱的羞辱更甚。

贝娄如此的嘲讽，似乎只是由于耶塔移情别恋了，她爱上了内森·戈尔茨坦，之后也将和他结婚。显然，贝娄不愿接受他被人甩了的事实，于是他才如此高调地写信，假装是他自己要结束这段恋情。可他下手太重了，几乎是当着一群他未来的、想象中的读者的面拿耶塔试刀了。这把文辞之刀的厉害，或许都不受贝娄自己的控制：

“你也许会觉得我疯了？我就是疯了。可我手中有笔；我如鱼得水，我藐视你。（此处有一段长长的静默，然后狂风突起般发出一声叹息；不屈不挠的贝娄豪情满怀，全力以赴继续前进。）”

应该感谢耶塔，他刺激了贝娄释放自己的能量。这则No.1书信一下子就把整部书信集抬高了，抬到了和贝娄光彩照人的长篇小说同样的水平上。尽管《晃来晃去的人》和《受害者》这两本贝娄最早的长篇，比起后来的作品显得粗糙一点，但仅看这封给女友的绝交信，就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索尔·贝娄是“出道即巅峰”，他在与他同龄的少男少女投向激情满怀的乌托邦构想时，积聚成了自己凶猛的书卷气。他狂妄，他挑逗，他炫耀，他那时的气焰一举突破了“年少轻狂”之类现成的评语所设下的薄弱的防御工事，甚至足以慑服日后每一个阶段回看当初的自己。

每个年轻人都得在与前辈的对话中成长，但青少年贝娄，看其书信的话，是一个无论对什么样的人讲话，都能自如地对时局时事发表看法的人，他能尖锐地指出对方的错误，用论战的口气说出自己所知所想，哪怕明明有求于人，他都不懈地抖露自己带机锋的见识。1944年后，贝娄为申请一笔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金，必须与詹姆斯·T.法雷尔以及埃德蒙·威尔逊这样的文坛大家打交道，他给法雷尔去信，先说“如蒙支持，不胜感激”，随即表示“芝加哥越来越像西伯利亚，”他被判流放此地，沙皇还拒绝赦免他。跟威尔逊写信，他也是感谢在先，随即开始“炫学”：

“只能像伊克西翁（希腊神话里被宙斯处罚的神，捆在一个火轮上无法动弹）一样求之不得，为之受苦，哪怕是一片飘忽不定的云也抓住不放。”

他告诉法雷尔，他不指望《晃来晃去的人》能讨到他的喜欢，但要是他“认为我水平太低，应该去用手指头画画而不是写作，我会十分不安的。”这里有一种胁迫的语气，他好像完全不管收信者是谁，就展开了自己话术。在常规的情况下，人都是随着名声的扩大而有底气讲话的，可是贝娄却在自己尚未充分拥有名气的时候就相信自己的名气，很难说这里有几分是策略，几分是秉性使然，只能说，这种非同一般的自信产生了有利于他的效果。

不过也不是绝对如此。光是看他上述的表现，你可能认为他的家境上好，所以也有资本恃才傲物。其实不然。纵观贝娄一生，他是在1964年出版《赫索格》——那时他已年过五旬——之后才真正成为有钱人的，此前的他即便有几部成功的小说，但入手的版税和在大学任教的工资，根本就不够他反复结婚离婚折腾的，更不用说还要抚养孩子，还是因为父亲去世，留给他一笔遗产，他才扛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在一些书信中，他说起自己的窘迫，虽然仍然保持着一贯的强势作风，但也确实流露出心事重重的样子。他写书速度不快，四五年才能完成一个作品——这都是大实话，只是他的长篇小说才气太过耀眼，使人忽略了他在纷乱的生活细琐之间尽力写作的事实。

跟自己的经纪人讲话，贝娄还是得谨慎一些的，他的成名成家之路，毕竟要大大仰仗人家的出力。1947年，他的第二本小说《受害者》出版后销量不佳，一些书店里甚至没有铺货，这让贝娄十分难过。他写信给当时的经纪人亨勒，跟他抱怨此事，尽管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敏锐，抢先为自己说出了辩护词：“我知道你会再次指责我脱掉了贤者的外衣，说我太没有耐性了，而且你又会说，我要出了五六本书之后才能指望靠写作谋生。但我写得很慢，第五本书还没写完我就要四十岁了，我认为希望我已经完成的东西能发挥最大作用，这没有什么不合理的。看到自己已经不太可能集中一两年的时间不受干扰地连续工作，我就忍不住面临的不公了。今年我病了一场，教书也让我没有精力写作。我本来希望能请一年假，可那样我就会失去生活来源……”

当时的贝娄是明尼苏达大学明尼阿波利斯分校的英语助理教授。工作切割了他用于写作的时间，他一直试图隐藏的焦急，这一下因为《受害者》的缘故而爆发了出来。“我看出，明年、后年、大后年都会在大学里消磨殆尽……”他接着说，之前的四年，他从未跟沃尔肯宁讨论过钱的问题，“甚至在签合同的时候也没有。”

这封信并没有寄出，然而，就像他当初跟耶塔断交一样，他也依然想要掌握跟经纪人断交的主动权。沃尔肯宁显然希望他更迎合市场一些，别那么任性地只写自己想要写的风格和题材，然而贝娄拒绝如此，哪怕为此损失了大笔潜在的收益。亨勒告诫贝娄，必须出了五六本书之后才能靠写作谋生，这话并不错；贝娄说：“我不想成为商业作家，也不想为钱所羁绊”，这话在经纪人眼里恐怕是自相矛盾的，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可是贝娄并不这么认为，他被经济窘迫激起的，与其说是沮丧和屈辱感，不如说是愤怒。

他愤怒地捍卫自己灵感的自由、不受别人指手画脚的创作自由，以及——这一点很重要——不受穷的自由。他跟亨勒解了约；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是狂妄到认为自己怀才不遇、世人有眼无珠的。关于《受害者》，他在1948年年初致戴维·贝兹伦的信里说，这确实是一部不成熟的作品，他正在经历一段艰难和痛苦的“学徒期”。不过，一旦别人批评这部作品，贝娄都会辩解，而他的辩解看起来总是有理的，经过深思熟虑，而不仅仅是“振振有词”。

他写出了新作，每一部都在进步，当他看起来不容易再有明显进步的时候，下一部作品则像是在完成他的一整幅拼图。读他的书信，就可知道这个人对自己强大的信心源于哪里——源于他对文字的认真（当然这也许是编者的功劳），他一直在追求高度，哪怕一封信里只有两三行字，他也要操练文笔，给出一个漂亮而准确的表述；他即便在写“非常感谢”、“我很喜欢”这样的词句时都像是蓄势，在为接下来完成某个惊艳全场的动作而做必要的过场。

把这部书信集看作一件文学作品，也是毫无问题的，因为在读到后边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去回顾那封给瑞塔的信，就仿佛我在积极地论证这本书是有着作者整体的考虑的。当看到贝娄进入晚期，他喜欢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离世，给他带来无从回避的伤心时，回顾他当年给瑞塔的“临别赠言”，我不由再次赞叹他那滴水不漏的骄傲，和那种让人五体投地的成熟，或者说“早熟”：

“我们仍然可以做泛泛之交的朋友。不过到了我已老迈昏聩你也臃肿不堪的那个时候，或许我们可以和解。中间这段时间，就快快乐乐地过吧。”

1996年瑞塔逝世，贝娄为她写了一份诔词，其中就说到了瑞塔那份题为“未来属于青年”的毕业致辞，并且不依不饶而又有理有据地讽刺了这个题目。他还说到，自己如何在瑞塔的推荐下，激动地读完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几十年后重读，“我发现它不过是一堆废话”。写作中的贝娄，始终——至少从17岁起算——就没有改变他的样子，他的犀利，他的强势，他令人胆寒的机智，他只是在最后提到了瑞塔身上的“一种重要的犹太之美”，当然，这也是只有他，索尔·贝娄，才能发现的秘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