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琳/文 近日，中俄边境线上规模最大的中方城市——黑龙江省黑河市出现由境外输入新冠病例引发的本土社区传播，该市疫情领导小组指挥部通知，全市户籍居民的龙江健康码将统一变更为“黄码”，待本轮疫情形势稳定后统一重新赋码。官方也承认，可能对长期在外居住、工作已离开本地的黑河市户籍人员造成不便。这些人员可拨打便民服务热线或搜索相关公众号申请“变码”。

无独有偶，云南是全国边境线最长的省份之一，而21万人口的县级市瑞丽有着长达169.8公里的国境线，从瑞丽入境的境外回流人员的新冠病毒阳性检出率持续在20%以上。据媒体报道，瑞丽至今已四次封城，连续两任市委书记被免职。当前，瑞丽公安干警、民兵组织、农村群众倾尽全力，户户有哨卡，人人是哨兵。这个“中国旅游百强县市”的支柱产业完全熄火，不少景区、旅馆、餐馆倒闭，有市民上网反映全年没有任何收入，随着东南亚疫情态势再度恶化，瑞丽复工、复学日期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进入全球化时代，边陲小城不再是“省尾国脚”，升格为自由贸易区、区域情报枢纽、疫情防控最前线。它们地处国境边界，承受了较大的境外病例输入压力，这些行政级别不高、资源不如省会甚至不如地级市，却要以一县、一市之力承担“健康把关人”的重任。

相信瑞丽、黑河本地的管理者，也希望像其他地方一样实现经济社会恢复、严格疫情防控“两手硬”，但面对突如其来或挥之不去的疫情，往往力有不逮。封城固然可以防止病毒从边陲向腹地扩散，但难以解决小城内部的问题，尤其是长时间隔离引起的民生问题。

对此，笔者建议，在封城期间，应为边境城市民众提供多方位支持。

一方面，由国家卫健委派驻不同地区的医务人员、心理服务人员，强化本地常见的急性病、慢性病的诊治能力。鉴于当地服务需求量较小，可采取小团队、分批次、轮休制的对口支援模式；另一方面，当地旅游业短期内可能无法放开，省级政府、公益组织可为当地的特色周边产品（如土特产、手工艺品）组织乡村电商、公益拍卖项目，临时性解决当地居民生计；同时，在完成新冠肺炎筛查、居家健康监测之后，分批次放开当地居民前往内陆地区务工。

瑞丽、黑河不是深度贫困地区而无法享受更高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比例，处于扶持政策两不靠的“夹心层”。因此笔者强烈建议，考虑到全球疫情态势的持久化、病毒株变异的高传染性，中央可以为这类承担特别防疫职责的边陲地区设立专项资金，根据本地政府的财权事权匹配度决定公共资源配置。

与此同时，尽管无法完全照搬“外松内紧”“绣花针式”的国际大都市上海的治理模式，但边陲小城的本地政府也要找到适合自身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疫情模式。前不久，国家卫健委在上海召开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验研讨会，要求各地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学习借鉴上海等地经验，把疫情防控短板补齐。

短期而言，应当由军队承担边境城市的入境人员隔离管理工作，给当地平民、政府文职防疫人员以喘息之机。在通过新冠疫苗建立免疫屏障之前，建议在边境地区设立宽度超过2公里的特别管理区，管理区内居民暂时内迁至市区/县城，由省政府统一设置临时安置点予以安置；部分行动不便的老人、幼儿，在不存在人口流动造成疫情扩散风险的情况下，可以原址居住，并由行政人员、防疫人员一对一建档照护。特别管理区作为境外输入与边境城市核心区之间的缓冲区，设立与核心区完全物理隔绝的监测设施、治疗设施，将有效遏制非法入境、交叉感染现象。

中长期而言，补齐硬件短板并不难，无非是上级政府的技术、资金到位，在关键场所多安装监控摄像头，多采购先进的病毒检测设备，多建造隔离酒店、方舱医院。当下最难的是补齐软件短板，也就是人才队伍建设，让让“精准防控”不至于成为空话。

笔者建议采纳学术界有关“公共卫生应急能力指数”等研究成果，面向短板突出地区，由中央政府设立人才培养专项基金，强化当地临床医学与公共卫生能力，特别是疾控流调、定点救治能力，提升每千人临床医师数、公共卫生医师数，确保当地“一边开飞机一边修飞机”，兼顾短期守国门防输入、长期保健康护边民的需求。

（作者为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