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琳/文

一个月内，两大政策信号浮现，互联网医疗可能面临一场强监管风暴。

前几日，央视专题报道引述了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发布的《2021中国互联网医院发展报告》：近三年来，公立互联网医院就实现了从个位数到千位数的增长，但受医生大工作量、医疗服务定价、医保支付标准等制约较大；以海南为例，超过90%互联网医院处于建而不用的状态。

10月26日，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发布《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征求意见稿）》，这是继2018年互联网医疗领域三大管理办法试行之后，官方出台的首个细则文件。虽然姗姗来迟，但文件封堵了互联网医疗冒名顶替、过度诊疗、支付医生回扣等漏洞。

公立医院兴办的互联网医院、互联网公司“借壳”公立医院运营的互联网医院，是互联网医疗的两大支柱。如今，前者“建而不用”被央视点名，后者“以药养医”“低成本运营”的商业模式将被监管层叫停。一时间，业界风声鹤唳。

走过了“网络挂号”“移动医疗”“城市级平台/企业级服务”三个阶段，互联网医疗难道就此穷途末路了吗？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面对封城、封社区严峻形势，互联网医疗技术、业态打破时空限制，调度医生/药品/医疗设备等资源，快速恢复在线诊疗、送药上门/周边店取药服务，满足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轻症患者的复诊需求，国家医保局也破例将医保报销待遇从线下医院延伸到互联网医院、定点零售药店。当时，业界预判，借力疫情后的公共卫生应急信息化建设，互联网医疗的春天将到来。

行业的蠢动掩盖了基因上的缺陷。当崇尚去中心化、快迭代、高不确定性的互联网行业，遭遇到中心化、重流程、求稳定的医疗行业，猜疑、竞争甚至冲突的种子早已埋下。互联网产品要求低起点、快迭代、容错试错文化，而人命关天的医疗服务容不得半点闪失；互联网产业要求资本驱动下的高回报，而医疗卫生事业要求行政强监管下的公益性；互联网人要求多元参与、平等沟通，医疗人要求临床主导、师道尊严。

更不要说，产业资本、风投资本在前期重金押注，后期则寄望于IPO（首次公开募股）和资本套现，默许、怂恿甚至施压互联网医疗创业者利用监管漏洞，实施一系列的制度套利的违法违规行为，这些均在国家卫健委的《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征求意见稿）》中，找得到对应的制约或处罚条款。

需要明确的是，互联网医疗从来就不应该被界定一个行业，只是疾病管理/健康管理的一种介质、载体、手段，20年前是电话，10年前是互联网，后来是移动互联网，未来可能是数字疗法（电子药）、居家智能硬件，等等。对互联网医疗的捧杀和棒杀都不利于其持续健康发展。

短期来看，由于互联网公司运营的互联网医院承担了绝大部分网络服务量，监管层应严防政策突然收紧，导致资本逃离、产业衰败，导致患者上网找不到医生，特别是损害聚集性疫情地区被隔离患者、边远地区就医不便患者的健康权。

中长期而言，尽快制定《数据安全法》在医疗行业的相关行政规章、实施细则，推动医疗数据开放共享、合规使用与变现，鼓励互联网公司由资源驱动、人力密集的平台运营商、药品销售商，转型为产业链更高端的数据服务商、技术开发商。与此同时，为避免“工程半吊子”“数据晒太阳”，监管层应更注重对后续互联网医院、智慧医院的绩效评估，决不能造成财政资金巨大浪费。

（作者为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