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本雅明    网络图片）

杨小宇/文

“有一个海因勒，他是个好小伙：‘痛饮，暴食，制造诗歌’”。1913年，当时只有21岁的本雅明在信件中第一次提到海因勒这个名字，“永远如梦一般、永远的德国人。衣冠不整，”他接着写道。

本雅明不会想到，这个好小伙和梦幻般的诗人海因勒将激荡他的灵魂，又将在短短一年后永远离他而去；他更不会想到，海因勒的死会使自己写下人生中绝无仅有的诗歌，并用这些诗歌为他献祭。后世的读者们常看见一团迷雾般的本雅明：语言晦涩，批判深刻，在文学、美学、哲学、社会学各个领域穿梭自如、又信手拈来，无人可以定义他；然而本雅明的成就和声望背后，却鲜有人将目光投向海因勒——本雅明的挚友，他唯一的诗歌作品《十四行诗》的主角。

本雅明是20世纪欧洲思想史的一颗明星，他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当中援引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代艺术进行的批判如今听来仍振聋发聩。他也是遣词造句的大师，文学艺术和哲学思想的价值同时在他的作品中闪耀。在他的青年时期，德国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风头正劲、扩张迅猛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正处在一场世界大战的前夕；这场战争将把一整代年轻人卷入一架毁灭这繁荣图景的暴力机器。

海因勒成了这场剧变的祭品：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时年20岁的海因勒和女友打开煤气双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是燃烧着的头颅围着摇篮祈祷/他怎就这样离我而去/手里牵着，青春的夭亡”（本雅明《悼亡十四行诗》之三）

“你沉睡，却是清醒的光……你成救世主，为我们救赎”（本雅明《悼亡十四行诗》之二十九）

如此激情洋溢的文字，在本雅明后期的作品中是难以想象的。但青年的本雅明却毫不吝啬将这些诗句奉献出来，献给一位他仅仅结识一年的年轻人。而这位英年早逝的诗人却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有关海因勒生平和文学创作的文献几乎无处可寻。我们不禁要问：海因勒是谁？他与本雅明有过什么样的关系？历史的境遇又如何改变了这两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的命运？

海因勒

克里斯托弗·弗雷德里希·海因勒于1894年生于德国西部的艾菲尔地区的一个公务员家庭，朋友们喜欢叫他弗里兹（Fritz）。如同当时德国的很多家庭一样，他的父亲从小对他严加管教，很少允许海因勒外出玩耍。海因勒因此十分抵触父亲的观念和教育方法，父子间矛盾日渐激化。

1906年前后，海因勒来到位于亚琛（德国最西端的城市，与比利时、荷兰接壤）的KaiserWilhelms Gymnasium中学就读，在这里，他邂逅了一群年轻的诗人，在他们的圈子里“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海因勒的文学生涯就在这里开始。

在亚琛，海因勒最好的朋友是菲利普·开勒（Phillip Keller）和路德维希·斯特劳斯（LudwigStrauss），他们在学校热烈地讨论文学，阅读歌德、荷尔德林、惠特曼的诗歌。开勒和斯特劳斯两人都在创作诗歌和小说。海因勒非常欣赏中学挚友们的诗，这些好友们也激发了海因勒的创作热情。海因勒诗歌作品最早的读者正是开勒和斯特劳斯二人，他的才情和浪漫也迅速被这些年轻诗人所接纳了。“一位纯粹的抒情诗人”，斯特劳斯这样评价道。

在海因勒短短20年的人生里，留存下来的诗歌作品寥寥无几，这些作品中的大部分都来自开勒、斯特劳斯等人以及日后的本雅明保留下来的手稿和通信。在海因勒的诗歌里，他打开自己、拥抱自然，敏锐地捕捉光影、树林和海浪呈现出来的诗意与生命力。

“黑夜变得无色，影子变得无声

安静的心，不要告诉任何人，清晨升起的时候

四周闪闪发光，仿佛那里有湖水涌动

柔和的香味流淌着温柔的哀伤

我想隐藏起来，以便没有人能猜到我

只有风在我的寂静中吹动

只有雨水在我的窗前流淌

这其中，所有叹息都是我的姐妹”

（海因勒《满怀的憧憬》）

...

灵魂从事物中解脱出来

所有的沉重都沉入谷底

歌曲带来和平

梦将苦痛淹没

睡眠将带我走过漫漫之旅

眺望遥远的土地

树木在梦中变得有智慧

契约落叶，风消云散

成为生物和数字

梦想和地面上的生活

诗人在心爱的唇上

绘制时光

（海因勒《山顶上的诗人》）

1913年，海因勒来到弗莱堡就读大学。虽然海因勒是追随好友开勒来到了弗莱堡，但他却在学校里遇见了人生中另一个重要的朋友：本雅明。

本雅明

21岁的哲学系学生本雅明虽奔波在柏林和弗莱堡的两个校区，但他已经是“青年文化运动”的追随者，在学校担任“自由学生联盟”的领导角色。在20世纪初的德国大学校园，“青年文化运动”风头正劲，但内部也已出现了裂痕：这场由年轻人发起、由年轻人引领的社会运动正在走向民族主义化和军事化的边缘。

“青年文化运动”的起源是18世纪末的“候鸟运动”。1900年代，统一不久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正处在高速发展和扩张时期，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迅速的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制造了一个纪律严明，崇尚工作和军人精神的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追求一种不同的精神生活，他们对父辈的处世之道感到厌倦，并迅速接纳了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崇尚自由、探寻个人内心并融入自然世界的思潮在年轻人当中备受推崇。“候鸟运动”以及其后继者“青年文化运动”就是这种思潮的产物：一群年轻人带领的徒步漫游活动开启了这一代人对现行教育和社会制度的抵抗。年轻人们抛弃正统教育，在自然世界中自由交流，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消除教育体系对青年人精神的钳制，更好地达成青年人之间的理解，并启发彼此的创造力和灵性体验；徒步和探索自然则是他们重要的方法论。这也是一种对浪漫派精神的呼应。很显然，这样一场青年运动对年轻气盛的海因勒和他的朋友们是极具吸引力的。

《十四行诗》译者、学者王凡柯指出，“青年文化运动”在发起之初是去政治化的；它尝试与“街头酒馆式的狂热爱国主义（Hurrapatriotismus）”保持距离，通过强调“青年文化精神”而改造青年个体。但在中后期，也就是一战前夕，“青年文化运动”逐渐被政治化，这是由于一部分学生领袖被战争描绘的“个人英雄主义”幻想所吸引，对德国文艺思想、尤其是浪漫派的亲近，逐渐被收编成了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另一部分参与者则对战争的前景极度悲观。他们认为青年运动的政治乃至军事化倾向背离了运动的内核；在外部政治环境影响和内部组织不稳定的双重作用下，青年人被蒙蔽了。而宣扬“参战是实现青年价值的最好途径”这一说法，是对青年运动的讽刺和毁灭性的打击。

本雅明属于后一批人。他在运动中极力反对参战派的论调，为此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和演讲。初来乍到的海因勒虽然还未深度参与运动，但本雅明却在人群中一眼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有如电光火石一般，两人擦出了火花。

关于本雅明如何邂逅海因勒，没有详细的文献记载，一个相对可靠的推论是他们可能在海因里希·李凯尔特教授（Heinrich Rickert）的一堂逻辑课上相识。据本雅明和朋友卡拉·塞利格森（Carla Seligson）的通信，“一夜之间”，他就交上了海因勒这个朋友。

热烈不羁而崇尚自由的海因勒与深沉却敏锐的本雅明走到了一起。他们彻夜长谈，结伴到林中徒步，一同读书；在一次又一次漫长的谈话中，两人的精神世界向对方打开，也在对方身上找到回声。渐渐地，海因勒成了本雅明在学生群体中“唯一亲自交际的人”。海因勒热爱兰波，认为这位法国诗人“在任何角度都天赋异禀”；而本雅明则高度欣赏波德莱尔，这也在他后期《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得到证明。

从思想角度看，海因勒的理念在青年文化运动中也可称独到。学者Johannes Steizinger认为，海因勒对“威权主义教育”的不满首先来自于这种教育体系对“语言”和“灵性（spirit）”的压制，而语言和认知的破坏导致了童年和青少年的消亡。“对他（海因勒）而言，青年运动首先意味着为一种新的语言而斗争，这种语言应当成为青年的语言，”Steizinger在其编辑的海因勒作品集序言中写道。

本雅明十分信任海因勒，欣赏他的观点和才能，海因勒也逐渐认同本雅明对“青年文化运动”的担忧。“在这里，我只有一个忠诚且能干的助手，”本雅明如此评价过海因勒。但事情开始变得有些棘手：海因勒中学的好友开勒在运动中站在了本雅明的反面。

卡桑德拉

本雅明和开勒等人的争执变得胶着起来，并升级成了对学校运动领袖位置的争夺：两人都希望自己的思想和路线能把运动带向更光明的前方。公共议题的大是大非和私人情感的羁绊在海因勒的世界中纠缠起来。

海因勒最终和少年的好友决裂，站在了本雅明一边。随着越来越多青年被激昂的情绪，抑或是青春的荷尔蒙裹挟进运动的政治化进程中，海因勒与本雅明二人愈发孤独。

令人沮丧的是，海因勒本人在文学事业上也处处碰壁。海因勒本希望在大学中寻求更多的发表机会，但由于各种原因，文学期刊的编辑却并不认可他的诗歌创作，他仅在期刊“Anfang”上发表了一篇散文。唯一激赏海因勒，并费尽口舌推荐他作品的人是本雅明。

很难判断海因勒和本雅明这段时间的交往中发生了什么改变，然而就像一再发生的俗套剧情，在1913年的某个时间点，这两位至交之间也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是本质的，又因他们浓烈的感情变得更加复杂。“一开始，我们一遍又一遍去回顾发生了什么，试图解释等等。但很快我们感受到了那是什么，也就这么说了：我们两人很难与对方分离，”本雅明在信中说，“我发现这个讨论中有一个方面很重要，也就是他完全知道他做了什么，或者说，对他而言已经不是‘知道’的问题。他如此确定我们之间的对立，并认为这是必须的，就像我意料之中的一样。他以‘爱’之名，将他自己置于我之上、与我相对，我则用‘符号’来对抗。你理解，我们的友谊既单纯、又丰富；对我们来说，这两者兼有。我们承认我们是在对抗命运的那个时刻终究到来了：我们对彼此说，我们其实可以站在对方的立场上。”

“大地上不再有他的脚步/空气中不再有他的声音/朋友的口中，也不再响起他的姓名/再没有人以爱之名唤醒那沉睡者/他穿着紫罗兰色的长袍/曾与我们同在，在正午复活”（本雅明《悼亡十四行诗》之三十一）

如同希腊神话中的女祭司卡桑德拉，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下，也许一些人能预知悲剧的发生，却无力阻止。1913年秋季，海因勒跟随本雅明来到了柏林，在那里他们遇见了另一群参与青年运动的年轻人，也遭遇了更多的冲突。11月，本雅明计划在一个“作家行动之夜”的文化活动上发表演讲，而海因勒对演讲的内容细节存有异议，二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最后的结果是，两版内容极其相似的演讲出现在了活动现场。“当我回想起这两场演讲，我愿意将它们比作阿耳戈传说中险峭的岛屿：辛普雷加德，它们之间没有一艘船能完整地通过。彼时，爱恨交织的海洋正在翻涌浪花，”本雅明回忆道。

海因勒在柏林的文艺圈子中愈发难以立足，理念的冲突很快升级成了与其他作者、编辑的个人恩怨。海因勒孤军奋战，身边的盟友屈指可数，而他与本雅明原本牢不可破的连结如今也渐渐被更多的争执所遮蔽。海因勒的名字成为了“幼稚”的代名词，他的面前是千夫所指。战火将至，而他则会成为是被众人、被历史所抛弃的那一个。

在这之前，海因勒做出了选择：他要抛弃众人。

1914年8月1日，德国向沙俄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8月8日，海因勒和女友在柏林青年会堂开煤气自杀，终年20岁。8月10日，本地报纸的报道中对海因勒之死这样描述：“根据一名学生朋友的信件，‘殉情’是二人的死因。”

厄洛斯

德国的“青年文化运动”最终在内讧中走向了混乱、被收编、解体，最终在纳粹掌权后烟消云散。由于少年心气而走到一起的年轻人们最终因少年心气而分道扬镳，崇高的理想因琐碎的情仇而被埋葬。

这是本雅明在《十四行诗》中所歌颂的青春的反面：那值得歌颂的青春是人性之光，是尚未被世俗侵蚀、仍然同邪恶搏斗的勇气。然而青春的残酷也正是因为这反面，因为手握真善美的少年们同时也手握毁灭的力量。

译者王凡柯在译后记《青春与死亡》中写道：“在本雅明看来，海因勒在青年运动已经开始发酵着政治收编危险和战争意志升华的时候，有悖于当时高扬青春生命的时代氛围而将年轻的生命抛却的做法，才是象征着不与浊世同流合污的真正青春精神的不朽与超越。”

只有死亡——而非生命——能完成这纯粹的青春的使命。对本雅明来说，青春与死亡看似水火不容，实则互相成就。在这里，海因勒是殉道者，理应被置于神坛之上；而本雅明是他的祭司、歌颂者和崇拜者。

本雅明和海因勒的关系很难用友谊来描述。在《十四行诗》里，我们捕捉到一种强烈的，关乎灵魂交融而极度接近爱欲的激情，这种激情在西班牙神秘主义诗人十字若望（San Juandela Cruz）的诗歌中也可见一斑。不同的是，若望的诗歌抒写的是对上帝的深沉爱慕，而在严格意义上，本雅明的诗歌主角却是世俗的。“你问我，是否爱那个朋友？/多年来的滞塞因此疏解/在我信赖的，你的声音里/它的气息融化了欲望的晶体......他握住这双手，更坚决地指其方向/这颗秘密爱着的心，如今在在诗中/要让全世界知晓”（本雅明《悼亡十四行诗》之三十五）

“贪婪的厄言将图像撕毁/亘古的星群闪烁，滑过头顶/厄洛斯葡萄般的嘴唇，在我们的话音之间”（本雅明《悼亡十四行诗》之二十四）

如果说本雅明赞颂海因勒的诗句仍然带着少年的稚气，那么他此后的思想历程和美学批判则是对他和海因勒视若珍宝的“青年精神”的捍卫和延续。在写作博士论文《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时，他继续向大学教育里对语言本身的忽视开炮，提出了“纯粹语言”的概念：一种纯粹不及物的语言，一种不作为媒介和工具的语言。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他着重讨论艺术作品的“光韵（aura）”和“原初性（authenticity）”，并极力批判法西斯对“政治的审美化”。终其一生，本雅明都携带着青年运动的遗产。这遗产是深入骨血的对真理和美的追求，以及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海因勒的遗作手稿和自己为他献祭的十四行诗。

本雅明看上去是这样一个人：他喜怒不形于色，内心却波涛汹涌，也正因他不轻易流露自我，他拥有一种持久的力量。终其一生，他保持着愤怒，用尽所有天真的正义感慷慨陈词，并用理性和哲学为它套上了铠甲。从某种层面上说，海因勒有如本雅明精神世界的双生子，却因过早的离去而成为了他创作的驱动力和灵感源泉。

在西班牙边境的酒店里吞下吗啡的那一晚，不知48岁的本雅明会不会想起年轻的海因勒——20岁的诗人在绝望之海中清醒地拧开煤气阀门，在黑暗之中化为星辰那个时刻。回望20世纪，青春的概念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被重新演绎，青春的能量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爆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高潮，激荡起的回声如今犹在耳畔。青年人的火焰烧过后，有时留下的是一地鸡毛，但其他时候，它所携带的开创性与破坏性几乎并驾齐驱，为这个世界打开了此前难以打开的思想空间，创造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当我们缅怀全球五六十年代的青春激情时，我们也许应该看到在那之前的德国，曾有一个时代，一个现代性刚刚被发明，而年轻人驾驭着无限可能和灵感的时代。在那时，正如即将来临的时代一样，青年人的命运与历史纵横交错，他们的创造力同时被历史塑造着也被历史限制着；在那时，青春是激烈而危险的。然而曾有一位年轻诗人不惧与死亡握手，有一位年轻的哲学家充当了他的信使，首度告诉人们有一种超越死亡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