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伟/文 9月26日，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在浙江乌镇开幕。在开幕式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宣读了习近平主席贺信并发表了致辞。在致辞当中，刘鹤指出，“世界各国要共同维护基础设施的安全可靠，坚持科技伦理，打击网络不法行为，真正保护公平竞争和推动创新，合理界定数字产权，克服‘鲍莫尔病’和‘数字鸿沟’，实现包容性增长”。

对于很多人来讲，刘鹤讲话中的“鲍莫尔病”是一个新名词。“鲍莫尔病”究竟是一个什么“病”？它有什么影响？其作用机理如何？我们又应该如何治愈它？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谈谈这些问题。

“鲍莫尔病”及其影响

所谓的“鲍莫尔病”，是著名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n Baumol）提出的一个经济现象。1967年，鲍莫尔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非平衡增长的宏观经济学：城市危机剖析》（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鲍莫尔指出：一个经济中，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通常是不一致的。当存在这种差异化时，生产率增长较快的“进步部门”的工资上涨会同时带动那些生产率增长较慢的“停滞部门”的工资上升，而这种效应会导致“停滞部门”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形成更大的产出。久而久之，“停滞部门”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将会越来越高，而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增长则会因此而降低。在后来的经济学文献当中，鲍莫尔所描述的以上现象就被称为“鲍莫尔病”。

由于在现实当中，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率要远高于服务业，因此在后续的文献中，通常把制造业视为“进步部门”，而把服务业视为“停滞部门”。在这种预设下，所谓的“鲍莫尔病”也经常被重新表述为因服务业比重提升而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显然，作为一种“病”，“鲍莫尔病”会给经济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首先，它可能严重影响生产率的进步，让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比如，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美国的服务业从1970年代初开始就一直在上升，到1980年代末时其在经济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60%以上，但与此同时，美国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却出现了持续的下降。尽管索洛本人并没有将这个发现和“鲍莫尔病”联系起来，但很多人认为，这一现象其实就是“鲍莫尔病”的一个典型“症状”。

其次，它会导致商品和服务成本的大幅上升，让消费者的福利受到很大损害。2013年，鲍莫尔本人曾在《人民日报》的“国际论坛”版发表过一篇介绍“鲍莫尔病”的文章。在文章的一开始，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美国本科生每年需花费3500美元，到2008年，每名大学生每年需支付的费用已达20500美元，年增长率超过6%，远高于美国的通胀水平。按照这种趋势，至2035年美国顶尖私立大学学生每年的费用将接近20万美元。虽然鲍莫尔的文章说的是美国的事情，但面临教育日益“内卷”的中国家长想必也会有似曾相识的感受。需要指出的是，教育并不是唯一价格飞涨的行业。事实上，对于大多数服务业而言，劳动力服务和价格的迅速上涨都是一种常态。很显然，对于广大的消费者群体来讲，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再次，它会导致公共服务的价格大幅上涨，给政府的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我们知道，服务业包括很多具体的子行业，而其中的不少子行业都是人们在生活中必不可缺的。因此在现实中，这些服务多由政府支出提供支持。比如，我们熟悉的市政服务、公立教育、公立医疗、公共交通等，吃的都是“财政饭”。作为服务业的子行业，它们也会受到“鲍莫尔病”的影响，其成本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迅速上升。由于这些行业事关国计民生，因此作为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政府并不会像企业一样，直接根据成本的上升来对它们提价。以教育为例，近些年，私立教育的学费已经经历了数十倍的上涨，但公立教育的学费却保持了相对稳定。为了支持它们的存在，政府必须不断追加公共支出，而这就会给财政带来很大的负担。

由于“鲍莫尔病”具有以上这些负面影响，因此它已经成为了每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鲍莫尔病”的作用机制

既然“鲍莫尔病”会产生如此多的负面影响，那么我们又应该用什么方法去“治愈”它呢？所谓“对症下药”，如果我们不了解“鲍莫尔病”的形成机制，就很难开出好的药方。因此，在讨论“鲍莫尔病”的应对之道前，我们可能还要花一些时间来对其机理进行一些讨论。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都仿照鲍莫尔在其论文中给出的设定，假设经济当中只存在两个部门：“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其中前者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较为迅速，而后者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则较为缓慢。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在不同的产业当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会有差异，是因为在不同的产业中，劳动的作用各不相同。

在一些产业中，劳动力是作为投入品存在的，消费者只会关心最终的产出。比如，消费者购买电脑，他们只会关心电脑本身的质量好不好、性价比高不高，而不会去关心生产一台电脑究竟会用多少劳动力、需要多少工时。对于提供类似产品的产业来讲，企业会尽可能根据需要去调整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比例，从而尽可能地降低成本。如果劳动力的价格上升了，企业就会选择使用机器或者其他的方法来替代劳动。这样的结果是，提供相同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减少了，反过来看，劳动力的生产率也就随之提高了。

在另一些产业中，劳动力的意义则不仅是投入品。相反，它本身就是产品的一部分。举例来说，鲍莫尔曾在一篇论文中打趣说：“乐队五重奏半个小时的表演要求2.5个小时的人工费用，任何试图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意图都会受到在场观众的批评。”在现实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一个老师讲完一门课需要一个学期，这一点十年前和现在并没有什么区别。尽管和乐队五重奏相比，老师在生产率的决定方面要多那么一点点的选择权——他们可以选择多讲一些或者少讲一些东西，但从总体上看，教育行业的生产率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一个产业的工资状况是由这个产业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根据这个原理，我们似乎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当“进步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后，该产业的工资当然也会随之提升；而“停滞部门”的工资则应该保持不变。不过，以上这个结论只能在施加了很多的前提假设之后才能成立，比如，我们需要假设，劳动力在产业之间是不能流动的，并且各产业之间的劳动力成本的涨落不会具有相互关联性。然而，在现实中，这些假设通常都不会成立。

一方面，当“进步部门”的劳动力成本因技术进步而提升后，这些部门的企业为了控制成本，通常会选择用更多的其他要素来对劳动力进行替代。这样的结果是，这些产业将会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他们将会流向“停滞部门”。由于工资刚性的存在，这些劳动力在进入“停滞部门”之后，将会要求更高的工资水平。于是，“停滞部门”的工资就会面临上升的压力。

另一方面，“进步部门”的成本上升还会通过生活费用成本的渠道影响“停滞部门”的工资。当“进步部门”的成本上升后，这些产业的产品价格将可能出现相应的提升，这就抬升了包括“停滞部门”劳动力在内的全社会人员的生活成本。既然生活成本提升了，“停滞部门”的劳动人员当然也会要求更高的工资来作为补偿，而这就成为了推动“停滞部门”工资上升的另一个机制。

正是因为有了以上两个机制，所以“进步部门”的生产率提升通常不仅会带动本行业的工资上涨，也会随之抬升“停滞部门”的工资。在市场均衡的条件下，这两个产业的工资上涨幅度应该是一致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停滞部门”的工资是和“进步部门”一起上升的，但是它们的产出能力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提高，因此从宏观上看，这些产业的生产率就是停滞，甚至下降的。

我们知道，一个经济的生产率进步可以表示为不同产业生产率进步的加权平均。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会从“进步部门”转向“停滞部门”，因此“停滞部门”在经济当中所占的比例将会越来越大。这时，来自“进步部门”的生产率进步就会被不断稀释，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就会出现停滞不前，“鲍莫尔病”也就随之产生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仔细推敲，就会发现鲍莫尔关于“鲍莫尔病”的论证其实是存在一定瑕疵的。其中的一个要害就是，他认为“进步部门”的工资上升会带动“停滞部门”的工资上升似乎并不符合通常的经济逻辑。按照通常的逻辑，如果一个产业的工资出现了上升，那么在通常情况下，它将会变得更加有吸引力，越来越多的人将会希望进入这个行业。此时，这个产业的劳动力市场将会出现供过于求，这种压力应该会对该行业的工资上涨造成约束。换言之，在鲍莫尔所讨论的两部门模型中，更可能是“停滞部门”的工资停滞拖住“进步部门”的工资上涨，而非“进步部门”的工资上涨拉动“停滞部门”的工资同步上涨；而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也应该是“停滞部门”流向“进步部门”，而不是相反。

那么，是不是说，“鲍莫尔病”其实从理论上看，已经是错了呢？这倒未必。尽管“进步部门”的工资上涨确实会对“停滞部门”的劳动力产生吸引，但一般来说，“进步部门”的技术要求通常要高于“停滞部门”，因此劳动力要从“停滞部门”转向“进步部门”是比较困难的，这个门槛就在一定程度上对“进步部门”的工资水平形成了保证，让它不太容易降下来。与此同时，由于“进步部门”的企业通常会用其他要素替代劳动力，其对劳动力的需求总体上会下降，由此造成的巨大劳动力就必然会流向对技能要求更低的“停滞部门”。这种劳动力跨部门转移的难度不对等，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鲍莫尔理论的正确性。

当然，即使在理论上，“鲍莫尔病”是有可能存在的，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对其质疑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究竟存不存在“鲍莫尔病”这个东西，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经验，而非理论的问题。目前，经济学中已有大量的文献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鲍莫尔病”是可能存在的。

“鲍莫尔病”的几种治疗方案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到，“鲍莫尔病”要存在，就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进步部门”的生产率进步要高于“停滞部门”；二是“停滞部门”的工资会随着“进步部门”提升；三是“停滞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是不断增加的。因此，如果要治疗“鲍莫尔病”，就需要从这三个条件入手，对症下药。

（1）提升“进步部门”比例

第一种思路是，对产业的结构进行管控，调整“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这个思路的理论依据很简单：既然“停滞部门”在经济中比例的不断上升会导致整个经济平均生产率的停止或下降，由此引发很多负面的后果，那么只要我们能设法保证“进步部门”的比重不变或者上升，就可以让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实现上升。而只要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是始终上升的，那么即使“停滞部门”出现了成本上升的压力，我们也可以通过增加政府开支等方法来对此进行对冲，整个社会不会出现太大的压力。

至于如何保持“进步部门”的比重不变或者上升，又有两种不同的实行方案。

一种方案是限制“停滞部门”的发展。在现实中，这种思路其实是很有市场的。如果我们平时多浏览一下各种自媒体，就不难发现看到很多呼吁限制服务业，将资源集中到制造业的文章。从本质上讲，这些文章主张的，就是限制“停滞部门”发展的方案。

另一种方案则是，加大对于“进步部门”的鼓励和支持，引导其迅速发展。在我看来，相比于前一种方案，这一种方案可能是更适合经济发展的规律的。

根据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需求将会趋于多样化，很多原本“奢侈”的需求都将转变为必需的需求，从而产生很多新产业。这些新产业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服务业的，而按照鲍莫尔的分类，它们则属于所谓的“停滞部门”。

举例来说，在过去，家政服务并不属于人们必需的，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它越来越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种需求——至少对于相当一部分的城市人口来说，情况就是这样。类似的这些行业，一旦产生，就只可能继续壮大。因此，随着人们需求的不断多样化，服务业的不断壮大就成了一个必然。事实上，在发展经济学中，后工业化国家的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会不断增加已经被视为了一种规律。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要对服务业进行限制，是逆规律而动，很难成功。

相比于这种限制的方案，通过产业政策或者其他方式去鼓励制造业的发展，或许是更为有效的。在现实中，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发展通常需要很多基础设施的支持，如果政府可以在这些方面进行一些支持，那么就有可能同时推动制造业的生产率增进并提升制造业在整个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而通过这些努力，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鲍莫尔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2）提高“停滞部门”的生产率

第二种思路是，设法提升“停滞部门”的生产率。虽然在理论模型当中，“停滞部门”的生产率被设定为是增长缓慢的，但这种设定更多是出于一种理论简化的目的。在现实当中，所谓的“停滞部门”其实也可以实现生产率的大幅增长。

比如，鲍莫尔在其1967年的论文当中就举了一个例子：一般来说，从事咨询行业的人的劳动生产率是很难提高的，因为他们的工作成果是严重依赖于劳动的，要实现效率上的突破非常困难。但是，喷气式飞机的发明和普及，大幅度缩短他们出差考察的交通成本，从而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用于有效工作。这样一来，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也就随之上升了。

除了类似直观的例子，很多经济学家也用更为严格的实证研究向我们证明了在现实当中，所谓的“停滞部门”是完全可以实现生产率的增进的。比如，特里普利特（Jack E. Triplett）和波茨沃斯（Barry P. Bosworth）就曾经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的美国服务业生产率的增长状况进行过考察。结果发现，在这个时期内，一直被人们视为是“停滞部门”的服务业的年均生产率增幅为2.3%，要高于被视为“进步部门”的制造业（其年均增幅为1.8%）。根据这个发现，他们宣称“鲍莫尔病”已经在美国得到了“治愈”。而在论及“治愈”的原因时，他们认为，同时期ICT产业的发展和在服务业中的利用应当被视为一个主要的原因。与此同时，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变化，生产性服务业在服务业大类中比重的提升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想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通过某些必要的改造，让传统上作为“停滞部门”的服务业实现生产率的大幅增进是完全可能的。而从具体的操作上看，以下几个工作可能是值得重视的：

一是要积极应用数字技术，帮助“停滞部门”生产率的提升。数字技术可以从两个方面让“停滞部门”的生产率实现提升：

一方面，它可以减少工作中很多不必要的内耗，让更多的劳动时间成为有效劳动时间。如前所述，在半个世纪前，鲍莫尔观察到喷气式飞机可以大幅压缩差旅时间，从而在保证总工作时间不变的前提下大幅提升有效劳动时间；而在今天，依靠视频会议，我们甚至能把很多差旅整个都取消。很显然，这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将会远远大于喷气式飞机。

另一方面，它可以帮助产品和服务触达更多的用户。在讨论“鲍莫尔病”时，很多人都乐于引用他所举的那个乐队五重奏的例子。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例子在数字经济时代依然是成立的，因为即使有了各种数字技术的加持，我们也不能把五重奏的人数从五个减少到四个，把一首原本需要演奏两个半小时的乐曲压缩到两个小时演奏完。但是，依托于数字技术，我们却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场演奏。过去，这样的音乐表演至多也只能在几百人的音乐厅演奏。而假如把这场表演录下来放到网上，那么它的观众人数从理论上讲就可能是无限的。如果在录制和观看过程中应用了VR技术，那么观众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可以如身临其境一样地欣赏表演。这样一来，虽然演奏者还是那些演奏者，演奏的音乐还是那个音乐，但观众的人数却增加了无数倍，其可能产生的收入也将会大幅提升。如果依照这场音乐会产生的价值计算，演奏者们的生产率就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之下实现了巨大的提升。

二是要用好各种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新商业模式，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更有效配置。依托于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很多传统经济条件下不存在的商业模式都被陆续发展出来。在现实中，它们都有助于帮助“停滞产业”实现生产率的提升。而在这些新的商业模式中，平台经济毫无疑问是最为重要的。过去，一些行业的生产率难以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同生产阶段之间、生产与销售之间、销售者和用户之间很难实现有效的协调和匹配，这就导致了严重的“资源错配”问题，阻碍了生产率的提升。而平台作为一个中介，则可以很好地解决类似的协调和匹配问题。通过平台，买家和卖家之间、乘客与司机之间、需要共同完成某项任务的不同人之间，都可以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实现匹配和协作。这样一来，这些活动所对应行业的生产率就会实现很大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台和平台经济毫无疑问是破解“鲍莫尔病”的一剂良方，我们应该尽可能地用好它。

（3）控制某些额外的成本上升因素

尽管鲍莫尔一直声称，服务业等“停滞部门”的工资上涨是由制造业等“进步部门”的工资上涨拉动的，并且也有不少研究确实发现了两部门的工资之间有共同变动的趋势，但在我看来，造成服务业成本上升，生产率停滞的原因似乎并不完全来自上述机制。换言之，导致“鲍莫尔病”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机制。

几年前，我曾经做过广东地区几个市的营商环境调查，中间问卷访谈过几千个不同性质的企业。从回收的问卷看，对广东而言，导致各行业（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一个最重要趋势其实是飞涨的房价。由于房价会同时影响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资，因此如果我们仅对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工资关系进行考察，就可能得到一个看似因果的关系，而对它们背后的共同推动因素却忽视了。在我看来，在考虑“鲍莫尔病”时，这些因素可能是要尤其注意的。尤其是像房价，造成其高企的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什么实体因素，而是泡沫，因此为了实体经济的健康，它必须得到相应的控制。

注意治疗“鲍莫尔病”的副作用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些可能治愈“鲍莫尔病”的方案。但是，所谓“是药三分毒”，这个医学上的道理在治疗“经济病”的时候依然是成立的。在很多时候，我们设法处理一种经济问题的时候，很可能会产生另外的一种经济问题，同时产生相应的成本。因此，在选择处理问题的方法时，我们就必须格外慎重，以便让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最小化。

具体到“鲍莫尔病”，其实从其机理看，它对于经济的影响是十分微妙的。我们知道，“鲍莫尔病”的一个最重要后果是会导致生产率的停滞。这固然会带来很多问题，但如果我们反过来想，如果我们治愈了“鲍莫尔病”，解放了生产率，那就可能说明，原本需要由很多人完成的工作，现在可能只需要一个人就能完成了。而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就有可能成为失业者。换言之，如果我们试图治愈“鲍莫尔病”，那么一个潜在的后果可能是导致经济中失业率的高企。尤其是当我们试图通过用数字技术改造服务业，帮助其实现数字化转型时，就不得不面对类似的问题。

或许正是由于以上生产率停滞与失业高企之间的替代关系存在，所以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鲍莫尔病”是不可治愈的。或者说，根据我的理解，他们所讲的“不可治愈”，其实是说治愈的成本可能大于治愈的收益，因此不值得治愈。

与这些主张“鲍莫尔病”不能或没必要治愈的学者相比，我并没有那么消极。在我看来，试图用压低生产率去容纳更多就业的努力，就好像古罗马皇帝韦帕芗（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试图通过雪藏可能提升效率的发明来让保证奴隶有活可干一样不明智。用先进技术改造行业，让行业有更高的效率是大势，这个大势我们都不应该违逆。我想强调的是，在进行这些工作时，我们有必要考虑到可能的后果，做好相应的预案。比如，在处理“鲍莫尔病”时，我们应该同时做好再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以便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失业。唯有如此，我们才不至于陷入刚治好一个“病”，又得上另一个“病”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