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群/文 9月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瞭望智库联合发布，尔湾科技全面支持的《国民财商教育白皮书（2022年）》（以下简称《白皮书》）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布。《白皮书》显示，当前我国国民金融基础知识相对欠缺，财商水平结构不均、总体不足，总体来看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广大投资者对金融知识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与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的供给不足之间形成矛盾。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彭兴韵表示，研究国人金融素养的现状和提升路径，是推动社会大众更好享受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便利性，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目标的客观要求，也是促使金融机构产品和服务创新，强化全社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意识的重要保障。

金融素养亟待提升

何谓财商？即“金融智商”。

财商是人们在学习和掌握财经和金融知识 的基础上，正确、理性和有效地进行金融投资理财和财富管理规划能力，旨在资源禀赋约束条件下实现个人(家庭)乃至社会福祉最优化。财商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居民(家庭)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和能力。现代社会中，财商已和智商、情商被并称为现代人生存与发展必备的“三商”。

“金融素养是国民财商教育的基础和核心内容。 ”《白皮书》显示，居民 (家庭)将金融知识和金融素养运用于家庭和社会经济活动中，从而促进个人、家庭 和社会福利增进，需要树立正确的金融和财富观，为此，正确财富和金融观的教育也是国民财商教育的重要内容。

9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告（2021）》显示，2021 年全国消费者金融素养指数为66.81，与 2019年相比，提高2.04。其中，我国消费者在金融态度上的表现较好，在金融行为和技能的不同方面体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基础金融知识水平。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者的金融素养水平在全球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从重点群体看，我国消费者金融素养在年龄上的分布呈现倒“U”型，老年人和青少年的金融素养水平相对较低，“一老一少”是金融教育持续关注的重点对象。其中，老年人在适应金融数字化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足，依赖传统渠道和方式满足自身的金融需求，要关注老年人的数字金融转型风险，保持足够耐心，避免老年人在转向数字渠道时遭到非法金融活动的侵害，加大对老年人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由于国民金融素养整体不高，财商教育不足直接和间接导致我国投资者蒙受大量损失。在财富管理市场，如今备受关注的恒大财富兑付困难事件。据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状况蓝皮书(2021)》统计，2020 年证监会做出110件处罚决定，包括48起内幕交易类案件、23起信息披露违法类案件、9起操纵市场类案件、6起从业人员违法违规案件、5起私募机构违规经营案件、4起超比例持股未披露案件、2起中介机 构违法类案件和13起其他案件。

《白皮书》认为，当前不同领域已经频频发生风险事件，大型金融机构品牌背书已经被打破，投资者更加需要了解具体金融产品或服务以更好做出投资决策。

财商教育有效供给不足

财商教育在我国还是新事物，发展时间并不长，这也与我国居民家庭的财产性收入长期以来处于较低水平有关。改革开放40多年来，尤其加入WTO后，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物质财富快速增长让国民的生活质量有了极大 提升，但社会中非法集资、理财陷阱、股市投机等金融财务领域诈骗和危机事件频发，这也折射出国民财商提升远落后于财富增长的事实，我国国民财商普遍不高已经成为妨害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消费信贷健康发展问题研究》显示，2007年，中国家庭部门贷款总额仅为5.07万亿 元，占GDP比重仅为18.9%，低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家庭部门债务水平快速增长。到2020年底，中国家庭部门贷款总额已达63.18万亿，占GDP比重已达62.7%。增速上，2007年到2020 年底，家庭部门贷款总额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21.4%，其占GDP比重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9.5%。按此增速推算，2023年底，中国家庭部门债务占GDP 的比重就可超过美国、发达经济体和欧盟。

短短的15年间，从宏观层面上，中国已经从一个低负债国家迅速转变为高负债国家。上述报告指出，中国整体债务和家庭部门的债务水平在近十年来的增速过快，势头猛烈。平衡信贷需求的快速增长的需求和家庭部门负债规模扩张较快，需要通过构建合适的经济模型模拟家 庭的宏观环境和微观需求，给出合理的家庭消费信贷规模，并精确定位结构性风险人群，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我国财商教育行业已经形成国民普通教育为基础(国民教育系统提供)，以公益性投资者教育为辅助(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提供)，以商业化和市场化财商教育机构为主体的市场化运作体系，行业前中后端生态已日渐清晰。

来源：《国民财商教育白皮书（2022年）》

从当前财商教育机构总量规模看，截至2021年7月底，财商教育相关企业共9998 家，但头部机构仍多以北京、上海、深圳、杭州为主要注册地，并利用一线城市的技术、人才、渠道资源，更有效地形成了规模效应，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目前，代表性的头部平台和企业包括启牛学堂、长投学堂、尚德教育等。

“国民风险意识不高，财商教育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白皮书》指出，我国投资者在财商教育方面获得的供给总量在不断增加，但供给匹配性却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主要源于长效体系规划不足和关切内容匹配偏差，此外还有触达渠道较为单一等问题。

2021 年 6 月，西南财大发布的《2020年度投资者教育现状调查报告》显示，金融机构长期开展投资者教育的比例一直保持较高水平，2018、2019、2020年分别为69.08%、70.73%、65.01%，但是投资者长期接受投资者教育的比例却呈逐年下降趋势，2018、2019、2020年分别为40.27%、36.39%、20.39%。

监管主体缺位

“财富管理发展与演进是财商教育原动力”。《白皮书》称，财商教育的推广使居民 认识到更多的可选金融工具。更多专业财富管理机构的出现以及金融市场复杂程度的提升，也让居民可以从个人进行投资管理转变为要求专业机构提供咨询服务或直接委 托其进行财富管理。

随着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我国将会迎来财富管理市场的大幅增长，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到来，居民对于养老保障、医疗健康、遗产规划等需求不断增加，为财富管理市场的深入发展创造了条件。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当前我国财商教育行业监管并不明朗。

“我国财商教育行业监管当前还处于多部门协同监管状态，没有明确的监管协调框架，监管主体也处于缺位状态，致使行业监管多头，功能监管不全，监管重叠和监管 真空并存。这也造成当前行业发展存在某些失序和不规范现象。”《白皮书》显示，目前，我国财商教育行业监管涉及主要部门包括网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教育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鉴于财商教育的行业性质和特点，在可预见的将来，监管形式仍然可能是多部门分工协同，按业务和事项实施功能监管。同时，政府进一步加强行业政策和制度建设， 鼓励支持建立和完善行业自律组织，强化行业自律，净化行业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