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谢楚楚 “几年前我们的投放比例是影视剧和电影并驾齐驱的，这些年明显广告主在电影内容的投放比例大幅度下降，不及影视剧的十分之一。”9月25日，世纪鯤鹏创始人CEO杨宗灵在中国电影营销高峰论坛——新消费时代下的电影营销发展上谈到。

杨宗灵表示，电影项目之间起伏比较大，很难作出判断与决策。电影内容容量有120分钟，但给予商业化的空间比较小，“但我们还是很认可电影的人群和品质，想着怎么给客户做商业化。例如《我和我的祖国》植入不了，客户非常想合作，最后没有办法，我们自己给电影拍了个宣传片，拍了当时电影的另一个结尾（以植入）。”

受新冠疫情影响，剧组停工、影院关门、行业政策运转被迫中断。根据国家电影局数据，2020年，中国电影票房为204.17亿元，同比下降68.23%。其中国产电影票房170.93亿元，同比下降58.5%。

杨宗灵表示，当年做《匆匆那年》、《美人鱼》等影片时的商业化和收入效果都非常好，“还是希望内容投资方和营销人能给我们出一些产品，开始注重B端的资源。其实我们还是非常喜欢电影的品质、大屏以及精准的消费者。”

在疫情影响短时间内无法完全消除的前提下，如何增强企业信心、加强通力合作、创造更多的商业化价值？

从电影宣发本身看，禾光影业创始人CEO黄紫燕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以用户的深度营销为出发点，“无论传播的渠道、技术如何变，数据多厉害，最终还是要触达用户。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所有方法的创新都有了根本。”

而从品牌和电影的联动看，黄紫燕认为应保持“双赢”意识和长期主义思维。“原来我做过一个电影植入案例，我告诉对方所有的植入不要钱，而我要的是背后能够触达的用户。同时，植入的那部分钱可以变成我电影的投资，这样他也有收益，即营销这个电影产品的过程本身还有收益。你的植入可以变成我的投资，大家共同分享利益。”

杨宗灵也补充道，其实在好莱坞的电影里联合营销规则很清楚，即内容广告资源不卖钱，但要3000万起的户外资源，“他们想得非常清楚，电影票房回归进来对资本、公司和号召力都有好处。”

从产业链后端的增值看，光合映画创始人CEO陈旧认为：“营销已变成一个底层思维，而如果它变成底层思维的话，用它来做IP、投资、衍生产品。或者异业合作、IP运营，可能这是我们想再往前多走半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