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向阳｜整理 温情与敬意地看待国家的进步，是马勇一贯的主张。

作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的“晚清四书”（《觉醒》《维新》《国变》《革命》），按时间顺序叙述了1894—1911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甲午中日战争、马关条约签订、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以及辛亥革命，记录了清王朝由觉醒而自救，自救失败直至倾覆的全过程，这些描述涉及对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解读，如慈禧、光绪、奕?、李鸿章、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等。

马勇认为，晚清的中国近代史，并不是原来的革命叙事讲得那么凄凄惨惨，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的奋斗，使中国的面貌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有的中国人，共同完成了将中国这个庞然大物，从农业社会推向工业文明。

那么，温情地看待晚清这段历史，会是什么样的体验？

晚清四书
作者: 马勇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9-11

贯通历史，建构“理想社会”

马向阳：“晚清四书”的历史跨度包括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将近20年时间，您为什么选择了甲午战争作为这一段研究的起点？

马勇：多年前，我在写《抗战史》时就在思考：如何定义中国历史的“近代”概念。老一辈历史学家刘大年定义了所谓的封建社会，那么从封建社会走出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如何定义？我后来把中国的近代史归结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消失的过程，这也是“晚清四书”的一条最重要的叙事主线。

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签订，中国和国际市场的通道得以被打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自由办厂，包括外国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形成了中国最初的资本主义。那么同时，中国的资本也可以活跃其间，中国的资本家随之迅速产生。

在《马关条约》之前，清政府严禁外国资本进入到重要产业领域。1860年清政府开始搞洋务运动，外国列强一开始很高兴，以为中国市场终于开放了，结果到了1868年前后，中国开始搞独立创新，外国人发现不仅资本进不来，商品也进不来了。纺织、面粉、造船等领域，中国很快有了自己的产业，外国列强们很懊恼，去清政府总理衙门去争取权利，也没有什么结果。

相比较而言，之前的洋务运动还是前资本主义阶段，政府包揽了一切，不仅仅是兴办了江南造船厂这样的大型企业。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也担心《马关条约》会搞垮国家的经济。事实上却是，1895年的市场开放释放了活力，铁路原先禁止外国人投资，《马关条约》之后，国内资本和外国资本一样可以投资铁路，到1903年，短短8年间，中国的铁路网就基本建成，矿产资源开发也同样如此。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正好赶上了一战，西方列强忙着打仗，中国的资本主义走上了快车道。资本的一个特点，是它一定会寻找法律保障它的安全性。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1896年中国的资产阶级就开始讨论如何借鉴日本宪法、以及在中国的可行性，紧接着就是1897年的变法运动，1900年东南部的资本家就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这才有了后来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时期的自由资本主义，国民党发现自由资本主义缺乏力量，开始以党国资本主义取而代之，一直到1956年，这就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整个过程。

从晚清到北洋，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发展导致了若干后果，诸如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社会救助方面法律和政府都跟不上，基本上是一种“弱政府”模式，国民党上台后搞统制经济、管制经济，开始创办在一些重要企业，成立“资源委员会”，并形成了“四大家族”的垄断，最后也未能成为有力量的政府。

马向阳：“晚清四书”的时间跨度不大，但贯穿了晚清社会最激荡的若干重大事件，对这些重大事件的还原，成为近年来众多学者纷纷重写近代史的诱因，几乎成了一门“显学”，您的这份重写有着怎样不同的一种努力和意图？

马勇：“晚清四书”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早期发展，到清帝国结束这一段时期。原先我的规划是按照近代史的关键年份，写成一个系列。实际上我的近代史研究的起点，往前推到了乾隆时期的马戛尔尼来华，下一步我计划写一部200万字的《晚清史》。

要完成这样一部“信史”，我首先要去除掉晚清史讲述中的八卦部分。有人喜欢用野史笔记来做晚清史，这样会背离价值观。笔记小说中的某些细节很生动，但不能用来做大的框架，像笔记小说里描写甲午战争之后的慈禧太后，就有很多的污名化。“晚清四书”的写作也会受到很多历史传言的干扰，但我必须从这些传言中走出来，从甲午到戊戌，我就主动剔除了康梁强势话语主导的这一主题，而代之以清政府的变革作为一条主线。

康梁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就代表了一种强势的话语，而且作为流亡者，它们还享有额外的道德优势。像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基本不可信，康有为的叙述也差不多，康把他和光绪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描述似乎得非常铁，事实上，他们两个人的见面过程就一小时，还没有我们之间的访谈时间长。

相比较于康梁的话语霸权，当年的清政府不可能像流亡者那样去不停发声，在话语权力方面，政府反倒成了弱势角色。我们要从历史的主导者下手去重构历史，必须从云山雾罩的历史八卦和话语遮蔽中走出来，重新发现叙事主体。在“晚清四书”中，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如两宫的死亡、1898年之后帝后的关系，1911年的清帝退位，包括袁世凯在辛亥前后年间的作为，我的历史叙述都是不一样的视角和叙事主体，首要的一点就是要从各种批判性和妖魔化的话语中走出来。

马向阳：重新审视晚清这20年的激荡变革，是在一段被高度压缩的时间空间中，一个古老的帝国及其制度要适应从近代到现代的剧烈社会变化，这使我们想起法国哲学家德勒兹著名的“褶皱”，这些有待无穷展开的“褶皱”里，充斥了太多的矛盾、冲突、可能性和隐秘不彰的历史现场。

马勇：是的。像中国的工业化基础始于洋务运动，走的是一条后发展的捷径，所谓的“弯道超车”。洋务运动从1860年开始，比1760年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整整耽搁了一百年。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紧接着就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运动，后面发生的这两件事情，使清政府感到非常害怕，开始主动屏蔽这些东西，因此对于当时的英国工业革命不敢回应。

马戛尔尼来华遭遇乾隆皇帝的拒绝，并非是一开始就这样，是在谈判结束之后，法国国王被砍头，中国皇帝一听到这些就免谈了。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普遍愚昧，并不了解国外发生的变化，但是广州一口通商的贸易却是每天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国当时拥有很大的贸易顺差，乾隆皇帝在了解到法国大革命之后，不再和英国谈贸易问题，刻意和西方保持距离。

法国大革命直接导致了欧洲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动荡。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之后的第23年，阿美士德使团来华。这一次访华的1816年正值欧洲动荡，清政府依旧不愿意谈贸易失衡问题。直到1842年鸦片战争爆发，五口通商缓解了贸易危机，但清政府对于欧洲的动荡仍旧心有余悸。一直等到1849年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发生，欧洲才开始平静下来，而此时的中国，已经深陷金田起义的社会危机中。

谁耽搁，谁知道。30年的洋务运动就是八个字：“坚船利炮、声光电化”，到1868年，像《万国公法》这样的国际法被引进到了中国，但只是用来解决一些问题，并没有整体性地引进来。外国的法律制度、外国的社会管理制度、特别是新教育，在那个时代都没有被引进来。在工业化方面，洋务运动从国家主导重工业开始，造船、航运和海军很快有了大发展，包括城市化进程加速，但社会发展得很畸形，并没有得到改造和整合，政治也没有得到调整，国内统一市场远未形成。

日本明治维新的废藩置县就是解决国内统一市场的问题，而太平天国的厘金制度恰恰割裂了统一化的国内市场。洋务运动没有发展出一个新阶级，地方自治没有发生，市场尚未整合，新教育没有发生，所有这些，严复最早看到了问题的根源，但是在甲午战争之前，他的声音也是被折叠的，他不能发声，直到甲午战争爆发。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是“有报纸，没新闻；有国家，没社会”。甲午战争之后，社会活力开始得到释放，《时务报》、《国闻报》出现，梁启超、严复这样的启蒙者靠着一支笔就可以成名成家，严复盛赞的自由，蔚然成为时尚。历史无法假设，如果中国自大航海之后就走上真正的开放道路，那么，世界都是你的，当然，中国也是世界的。可是大航海之后，明清禁止船只下南洋，17世纪整个社会未能整体性地走向开放，自由个体性的人们选择下南洋，成了风尚。从大历史来看，从一个开放主体走向一个封闭主体，明清时期500年的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大多时候是逆全球化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

历史学的想象力

马向阳：您一直主张历史还原要避免神圣化和妖魔化的的两个极端，把历史人物拉回到日常生活的“人间状态”，并对社会两个字给予了一种特别的关注？

马勇：在研究近代史上的人物时，我就有一个体验，就是不能单做某一个人物，要做这个人物的对立面，要做他的朋友圈。如果算上我的论文系列，我专门研究过的人物就有上百个之多，比如我在写近代最有紧张和冲突关系的这几组人物：孙中山、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他们生活的时代，彼此之间顶牛顶得非常厉害，在写他们的传记作品时，我可以居高临下观察他们，不会偏向于某一个人。

他们中间每个人的性质也不一样，像章太炎、梁启超是学术人物，袁世凯和孙中山就不会涉及到学术问题，在我的知识结构中，并不存在什么思想史、外交史、经济史、政治史的分野。有些人写到康梁之争时，今古文经学就弄不清楚，写出来自己也会觉得难堪。我的阅读和学术训练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学术史、思想史和其他种种历史方法，都应该理解成为一个整体，而不是把它们肢解分裂开来，这也和我过去整整40年来从事历史研究的时间长度有关。

马向阳：您当过兵、做过下井煤矿工人，这样的社会底层生活经历，对您后来从事历史研究施加了怎样的一种影响？

马勇：我读大学时值新三届的第三届，在同学里算是“大龄青年”。和从校门到校门不同，我当过农民、工人、士兵，三年当兵，两年半当农民工挖煤，带着职工助学金上了大学，这些经历使我后来读史料时，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我当兵时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兵”，除了仅有的几次打靶，其他时间都用来学习。1973年“批林批孔”时，每天组织读报学习，因为我是连队里为数不多的高中生，就让我当领读员，读是读了，可《人民日报》的很多文章我搞不懂，等到考大学报专业时，就报了历史，我是带着“问题”去读大学的。大学里借读的第一套书就是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五卷六册，我前后读了三遍，才化解了心中的一些疑惑，有些主题甚至一直延伸到我现在的研究。

比如“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个说法，当兵时我就不懂，我给中学语文老师写信，问他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比“封建社会”究竟是进步了呢、还是落后了？老师回信也语焉不详。后来我研究近代史，才发现当时中国社会从一个传统中国向一个现代中国转型，是因为外来因素注入到中国社会内部，形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社会——今天来看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有外力加入，中国社会必然会发生裂变，这种变化远非进步、落后这样的字眼所能形容，是一种质的变化。后来，带着问题去做研究，也成了我个人最重要的一个研究传统。

马向阳：您曾经说过，历史学者要做到“历史事实、历史逻辑和日常情理”三者关系之间的一致性。社会学家米尔斯呼吁社会学需要想象力，您是否同样认为历史学也需要想象力？

马勇：我以前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作为艺术的历史学》。历史学如果没有想象力，恐怕就进行不下去。年轻时我们这些历史学者资历尚浅，还不敢这样说。当时我的老师说，历史学家就是将史料中的某个点和另一个点勾连起来，表面上看它们之间似乎没有逻辑上的联系，但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要找到这种勾连中的“缺环”，把历史逻辑给填补进去。

历史的创造者从来不会为后来的历史研究者准备资料，相反而是想法毁掉或者虚构资料。历史过程中实际发生的一切，一定比我们今天史学所描述的更丰富、更多彩，这时就需要历史学家从历史的关联度中，用零星的史料去填补这其中的缺环和空白，这需要想象力，需要判断这些史料之间的逻辑关联是否真正符合历史的大脉络，是否合乎日常情理，这是衡量的重要标准。一个人，无论社会地位大小，都为日常情理所决定，被生活所决定。

历史学是最不像科学的一门学问，它无法进行重复性试验。今天当下发生的重要历史场景，人们也无法把它们完全复制下来，像人的感觉、气场、心情等等，都是很难摹拟的。“横看成岭侧成峰”，每个学者的历史书写必然带有个人见解，摸到的只是“大象”的某个侧面，历史学者只能永远在逼近真相，而无数的逼近，构成了一幅幅多样的拼图。其实你一直在跟古人较劲，我们无法起古人于九泉之下，但是我们是他的后世，能看到他当年看不到的对立面。

比如我在研究康有为时，发现当事人信誓旦旦、各种自信满满，但是他并不知道他同时代的政治对手对他的看法。康当时一直视杨锐为维新同志，却不知毁他的恰恰也正是杨锐。有一次光绪皇帝问杨锐如何处理京城的乱局，杨锐一开始不敢说，光绪就给他写了一个“免死诏书”，杨锐说：“康不得去，祸不得息”。康直到死的那一刻，也不知道出卖他的是杨锐，一直以为荣禄是他的死敌。百年之后，我们才能从杨锐和荣禄的这些不同的史料里面，发掘更多的信息，进行多面向的还原。

历史学不是陈陈相因的宣讲，而是一个无限逼近的过程，历史学需要每一代学人层层推动，才能无限逼近，这是作为每一代历史学人的责任。

京师大学堂曾是戊戌变法仅存的成果，后来成为北京大学

马向阳：我觉得您的历史写作特别擅长塑造历史事件的“场面感”，而且有着鲜明的“讲史传统”，古文言、网络语言、口语都是信手拈来，您如何看待历史的“严肃书写”和“通俗写作”之间的差别？对于唐德刚、孔飞力、许倬云这些学者的“故事化”历史书写，您有何评价？

马勇：其实，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叙事方式，海外的一些学者像孔飞力、黄仁宇、史景迁也是遵循了这一传统，司马迁的叙事、孔子的叙事、司马光的叙事，其实就是这种传统的史学叙事方式，而非我们今天一些学者喜欢的掉书袋或者教条式的写作方式。

司马迁的《史记》，就是把先秦那些古奥的句子，译成汉代人最容易理解的方式，他没有大段的引文，短句的引用只是一种情调。这一传统注重平白的叙事，在叙事中讲究故事内在的紧张和起伏，找到一条叙事的逻辑线索。《鸿门宴》是不是很好看？里面有没有引文？而且描摹了很多合理的对话。你说这些对话里要不要档案、文献和注释？注释本身就是学问，你看不懂可以自己去注释嘛。《三国志》有注，《史记》也有十家注。

“晚清四书”出版后，有人批评里面的注释和引文很少，我在再版后记里就作了说明，这本书是面向大众读者，读者信任你是历史学者，这和学术论文不一样，后者需要你更加谨慎地处理资料等。

在叙事风格上，我会特别注意文章的节奏和转折，以及某个故事如何起笔？如何收尾？古人的文章要求能被诵读，要有“气”和“韵”，如果用摘抄卡片式的方式写作，文气就断掉了，反之，如果你能在头脑中形成一种整体性的故事结构安排，那就叫做调遣资料，而不是被资料牵着鼻子走，叙事的连贯性和整体性就不会打折扣了。

（马向阳为南京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