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宋馥李/文 6点50分，赵军的电话准时响起。

按前一天约好的，赵军来接我上班，时间掐得分秒不差，他绕行一个直角弯儿，把我带到工厂。7点35分，包钢轨梁厂的生产调度会、紧接着是包钢集团的生产调度会，我被获准在这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一个角落，旁听一下……

盛夏，包头的清晨是清凉的、惬意的。我带上红色工帽，跨上赵军的摩托车，驶上钢铁大街，一路向西，就进入了烟囱和管线林立的包钢厂区。

那一周，我和赵军上班、下班，体会这位包钢首席技能大师两点一线的工作：从轨梁厂的轧钢生产线到家；再从家，到轨梁厂轧钢生产线。而赵军有个小小的特权，他的车牌号自动识别，直接通过厂区门岗，开到车间门外。

我说，不开小车上下班，有点浪费这待遇啊？

赵军说，我可受不了堵车那个苦，开摩托车10分钟准时准点儿，以前开车的时候，怎么也得20分钟，遇到堵车能把人急出心梗来。

昆都仑桥的桥面上，凉爽的季风从侧面吹来，我和赵军吼喊着，才能听得清楚话。我扭头瞥了一眼昆都仑河，那河水向着黄河汩汩而去，与车流十字交错，带出了一个画面。

20年前，小汽车还没普及，包钢职工上下班时，自行车会覆盖整个钢铁大街，晚高峰时段，从包钢厂区到河对岸的昆都仑区，双向车道是失效的，自行车洪流只有自西向东一个方向：包钢职工要从厂区回到市区，安排晚饭，享受下班快乐。

早高峰呢？双向车道再次失效，自东向西的自行车大军沐浴着朝阳蜂拥进厂，钢铁大街十字路口的交警，一般会让南北通行的车先等等。这个城市，还有什么比包钢职工考勤更急的事儿。

昆都仑区的一天、或者说包头市的一天，就是这么开始的，从包钢1958年建成，这座城市潮汐式的车流和人流就这么设定了，在苏联专家的城市规划思路下，整个包头有一种整齐划一的秩序感和韵律感。

20年前，我站在钢铁大街上，曾被这浩荡的自行车洪流吞没，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工厂好像吞吐着一座城。

一、轧机

2001年，我还是包头钢铁学院的一个大学三年级学生，随着老师到包钢轨梁厂实习，沿着长长的热轧生产线，学习“钢材是怎样轧出来的？”。

那是我对中国钢铁工业的第一次巡礼：苏联引进的950/800横列式轧机，震耳欲聋、热气腾腾，将滚烫的“火龙”吞进来、吐出去，塑造钢材的棱角和体型。

热轧过后的钢材闪着红光、冒着热气，灼得人脸颊发烫，一个穿着厚衣服的工人，蹲在产线旁，靠近那火红的钢材，用卡尺量它的尺寸，那景象令人震骇。

苏式800老式轧机

此后，每每想到钢铁工业，想到包钢，这幅画面便会闪回……那些与“火龙”亲密对话的人，是一群怎样的人？直到2021年7月14日，我终于回到这条线上。

那天下午狂风大作，几声巨雷过后，大雨倾盆而下，在轨梁厂二号轧机产线的门口，一幕水帘封住了入口，车间里却依旧热气腾腾。

赵军安顿好中控室的事儿，戴上安全帽，带着我参观产线，刷新这段沉睡的记忆：全长1.5公里的热轧二号生产线，将钢坯轧制为钢材，再经过矫直、打码、质检并装车，大工业的伟力全然呈现在你面前。

我问赵军，现在还需要工人挨得钢材那么近去量尺寸吗？

赵军说，那道测量的工序还在！只不过，测量钢材的卡尺换成了样板。

哦！那亲密的对话还在继续……现在，从高温加热炉吐出来的钢坯，加热到了1150摄氏度，轰隆隆地奔向轧机，高铁轨道用的百米余热淬火钢轨，正在轧制中。

热轧的过程，通俗的打个比方，就好比火红的“面团”，被各种“擀面杖”擀成细细的“面条”。

赵军嘱咐我，你写的时候，可别把钢材说成“面条”，那可太土了。

可我搜刮了许久，实在找不到比“面条”更形象的比喻。况且，当年的工人老师傅给我们讲解产线时，也是用“面条”说事儿。前有因，后有果，“面条”还得用！

从加热炉出来的钢坯长7.72米，是一条方方正正的“面团”，在细密排列的滚轮的传输下，火红的“面团”飞速向前移动，进入BD1轧机。

纵横排列着的轧辊，已经等待着它。BD1轧机不是“擀面杖”和“案板”，而是一组“擀面杖”，上下平行一组，左右平行一组，当面团从前后方向进入“擀面杖”之间的间隙，就被迅速碾压变形。

轧辊碾压“面团”的同时，高速冲刷的冷却水，要同步为轧辊和轧机降温。“面团”一道过去、一道回来、再一道过去——好比擀了三下，面团就被擀薄了一些、擀长了一些，变成了25米长的“面条”。

冷却水裹夹着氧化铁，黑色液态水珠在红色的“面条”上流动。这“面条”离开BD1轧机，经过50米左右的传输，又进入了BD2轧机，同样的过程，又经过三道轧制后，“面条”又变成了45米长、有了修长身形的……“宽面”。

热轧还在继续，BD1和BD2轧机只是两道粗轧。从BD2轧机出来，标准的立方体“面团”，不断变长、变瘦、变长、变瘦……接着奔向CCS万能轧机，它要在这里被精确轧制，完成蜕变，基本成材。

10多米高的CCS万能轧机，是二号生产线的核心装备，连同不远处平行交叉设置的一号线，均是从德国西马克梅尔公司（SMS Meer）引进。

在CCS万能轧机，“宽面”要经过来回五道轧制，塑形为“细面”，这台轧机上的轧辊，已经不是圆柱体的“擀面杖”，而是有着特殊形状（孔型）的“擀面杖”，在反复五次碾压下，立方体的面条，被轧制成了有棱有角、有弧度、有曲线的重轨，它的截面呈工字型，轨头、轨腰和轨底各自成型。

工字型重轨的轨头上有优良的圆弧过渡，可以与火车车轮斜面贴合。为了承受火车巨大的压力，铁轨的顶面须有一定的宽度和厚度来承压；为了确保铁轨在路面上的稳定性，底面也要有一定的宽度。同时，火车车轮外圈部分突出，铁轨还要有一定高度：工字型的铁轨断面正好符合所有要求。

从铁路问世以来，铁轨的形状曾不断演化，出现过铁角型、T字型……1839年，用于连接英国伦敦和克罗伊登铁路的铁轨，经过改进首次运用了工字形铁轨，从此，这种形状的轨道风靡全球，虽然局部参数林林总总，但基本形状从此定鼎。

从材料科学的角度看，它的断面质量比例固定，底部占37%、顶部占42%、腰部是21%，轨身的高度等于底部的宽度，这样塑形的钢轨不但坚固，还能充分利用钢材。

CCS万能轧机共有6个水平辊、4个立辊，共10个轧辊，对应着来回五次轧制，分别奔着“宽面”的不同部位着力，经过分别五次强力碾压，逐渐将长方形截面塑出腰身、轧出轨头，擀薄轨底……完成最后的瘦身塑形，成就工字型的婀娜腰身，变身为105米长的“细面”。

万能轧机旁约十米远，一个中控室设置在上方。四个电脑屏幕，七个画面，覆盖着整个热轧产线，赵军总是坐在中控台最左边的位置。隔着玻璃能俯瞰整个热轧段，每当火红的“面条”从左至右经过中控室，一阵灼人脸庞的热浪便会划过，中控室便浸透在一片绯红的光晕之中。

中控室放置了两台大功率空调，空调温度调得很低，从空调机前经过，会被一股寒气洗刷通透。如果站在风口，会有一种极致体验，当那“面条”从中控室前通过时，一面是灼人脸庞的炽热，一面是刺骨的冷气。

轧钢班的福利不错，一台大冰柜放在墙角——雪糕和冰棍儿供应充足。年轻的工人们从轧线进入中控室，总是迫不及待地推开冰柜门，取出一支雪糕塞进嘴里。

赵军对我啧啧两声，你说现在这条件，和我刚进厂比简直天上地下，他们空调吹着、雪糕吃着，还有啥道理不想进工厂？

我和赵军聊着天，背景音乐是轧机轧辊高速旋转的轰鸣声、高压水流的冲刷声，还有钢材进入轧机时那一声——铛！

轧机是赵军的老伙计，它是热轧生产线的核心设备；而两条热轧生产线，则是包钢轨梁厂的核心装备，能生产大中型H型钢和高铁用的重型钢轨。其中，高铁钢轨因其高纯净度、高精度和高平直度的要求，是中国钢材市场的尖端产品，也是中国的战略物资。

包钢的重型钢轨，曾铺在了京沪高铁、京广高铁和青藏铁路，在高铁时代，包钢轨梁厂迎来了高速钢轨生产的巅峰，2010年曾以136万吨的年产量跃居世界第一。而追根溯源，包钢一直是钢轨的摇篮，中国第一支每米60公斤钢轨、第一支每米75公斤的钢轨，均在这里生产下线。

2021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提到了“齐心协力建包钢”的历史佳话，唤起了人们对那段旧时光的记忆……

1949年12月16日，开国大典后仅75天，中国召开了全国性的钢铁会议，中国要从农业国快速成为工业国，必须先从钢铁——“工业的粮食”开始，建设包钢的动议便在那次会议上形成。

早在20年前的1927年，地质学家丁道衡在包头以北的白云鄂博，发现了富饶的铁矿，但那时的中国，还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混战年代，没有能力、也没有财力去开发它。

1953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当时的重工业部抽调全国的技术力量筹备组建包钢，这是新中国打造工业强国梦的第一记重锤，包钢选址在黄河北岸、昆都仑河西侧的一片荒原，距离包头老城区（如今的包头市东河区）19公里。

1955年11月，《包头城市建设规划》被党中央批准并实施，可谓同级别城市规划中唯一由最高层决策的城市。包头距离白云鄂博矿150公里，不远处的石拐沟产煤，供水可以依靠黄河，粮食有河套地区做保障，再加上京包铁路的通达性，包头具有建设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完美配置。

一声令下，8万多人的建设大军在这里会师，到1958年，一座钢铁城市便拔地而起……同时，包钢一号高炉投产进入倒计时，包钢面临设备和建材供应不足的难题。1959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保证重点，支援包钢》的社论，提出了一句响彻全国的口号：包钢为全国，全国为包钢。

著名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出了“包钢为全国，全国为包钢”的号召

全国上下掀起支援包钢的热潮，22个省（区市）、55个城市、727个单位提供支援，沈阳、唐山、合肥、大连等地的企业日夜赶制设备，北京军区、空军和民航派出汽车和飞机，以平均每天10多个车皮的运量，将来自全国各地的设备和材料运抵包钢。

其中，鞍钢作为中国钢铁工业的长子，在包钢建设初期先后支援包钢1495人，包括厂矿长、工程技术人员和各种干部，同时输送了200多个工种的生产骨干2600人。

当然，包钢也离不开前苏联的专家们，他们在包钢选址、设备供应和城市建设上深度参与决策，让包钢和包头市打上了深深的苏式烙印。

1959年9月26日5时55分，包钢一号高炉出铁口被炉前工人用电钻打开，在一团火光和烟雾中，金色的铁流汹涌而出……在不久后举行的庆祝提前出铁的盛典上，周恩来总理难掩激动的心情，登上十多米高的高炉炉台，向包钢工人招手致意。

周恩来说道：在这样一个北方过去是荒漠的地方，我们可以加快建设，提前使一号高炉投入生产。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要求的——打下一个工业化的基础，在包头，可以说已经打下了。

涌动的铁水，照亮了中国的工业强国梦。7个月后，1960年5月1日，包钢一号巨型平炉流出了第一炉钢水。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钢铁年代，中国几大钢铁基地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齐心协力、艰苦奋斗，迅速完成了空间布局，一举垫定了钢铁工业的生产格局，并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的工业化的进程。

铁有了，钢有了。包钢的第一根钢材，却产出的磕磕绊绊。苏联横列式950/800轧机成套设备的引进协议，在1953年、也就是一五计划的启动之年就签署了，随着钢水炼出，中苏又在1960年签署了补充协议。

但此后，随着中苏关系、以及国内一系列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包钢的轧钢生产线命运多舛，直到1964年，协议约定的全部设备才到位、且存在严重缺陷。设备到厂时，轧钢生产线又一度下马，设备放在车间闲置了几年。

直到1968年，轧钢生产线重新上马，引进的设备经过两次大修，才正式安装调试并试轧。第一支钢材，终于在1969年1月23日轧出。不过，在那个以政治挂帅为主的岁月，包钢的生产非常不稳定，没有建立起正常的生产制度。

不过，老一辈工人们还是凭着不怕苦、不服输的韧劲儿，率先轧出了每米60公斤钢轨，铁路钢轨从此成为了包钢的拳头产品。

此后，苏联的950/800横列式轧机在修修补补中不断改进，以这套设备为核心的热轧生产线，一共服役了43年，对于中国不断延伸的铁路网，这台设备可谓功不可没。

2001年，当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横列式轧机时，是它服役的第32个年头，那“老伙计”占据着核心位置，裹挟着巨大的动静儿，让所有的工人都围着它、伺候着它。

二、脾气

7月14日12时，轨梁厂二号热轧生产线正在更换产品，450乘300的H型钢，要换成60淬火重轨、也就是高铁用的钢轨，CCS万能轧机的轧辊要全部更换，在轧机旁边的轨道上，新的轧辊组合已经在前一天装配完毕。

紧张的轧钢调整开始了。

呼啸而来的“面团”暂时停了下来，两组轧辊组合新老交替，顺着轨道一进一出。在轧钢调整中，每生产一个型号的产品，均要更换轧辊，也就是换一组“擀面杖”。相对于自动化的轧制过程，10支轧辊的装配和调整，前一天由人工装配完成。

新轧辊组合插入到了CCS万能轧机中。一切就绪，一根钢材从BD2轧机呼啸而来……这时，轧制尾端的测量人员和中控室内的人员，保持着实时对话，赵军将根据实时反馈的钢轨测量情况，迅速调整轧机，形成连续轧制。

以轨头头宽为例，一般的调整方法是，在某一参数的可变区间内，先试一个数……不行，太大了……再试一个小数，可能又小了……那再换一下调整幅度，换一个不大不小的参数……就像我们在收听电台时转动的旋钮，总是在忽大忽小中，逐渐接近那个准确点位。

可是，轧机调整最怕来回摆动的参数：忽高忽低的参数，直接决定了轧制出来的型钢忽薄忽厚、忽大忽小，出现一根废料，四五万块钱就没了。这时，整个产线都在等待着轧机调整高手的操作，等待着他用两步、甚至一步就调整到准确点位。

12时，中控室人声鼎沸，赵军正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盯着屏幕上的参数。头宽72.4、轨高176.2、底宽149.9，腰厚16.35，这是60淬火钢轨的自检尺寸。

赵军的眼镜是600度的老花镜，因为常年受着高温辐射、盯着火红的钢材，他的眼睛花得有点儿早。第一次见面时，我递给他一份报纸，向他解释这次采访的背景，他摘下眼镜，把报纸调到了一个合适的距离，才能看得清标题。

屏幕上的数字密密麻麻，赵军几乎大半个身子趴在中控台上。整个调试过程中，赵军的声音不高，却有着绝对的权威。

小戴，去看看轧边机正不正，不正给他扭正了。

小王，赶紧校准啊，你不“对眼儿”那是逗我玩儿呢吗？

再来一根儿调不到位，咱们一起趴这儿哭吧。

这事儿我说过不下十回了啊，都让你们当饭吃了。

放在中控台上的对讲机，不时传来来自产线的声音，几个带红色安全帽的小年轻们，在万能轧机里钻进钻出，爬上爬下，不时将轧机里实测的情况报告过来。

中控台上的电话机多次响起，这是来自加热炉控制室的电话，急切地询问要不要给料？何时给料？多个渠道的信息一时间都汇集到了这里……盯着屏幕的赵军，同时还留意着手机：一条信息发了过来。

在轧钢二部热轧专用群，传回了几张图片，赵军举起手机，脸几乎贴着手机，用手指将照片放大、放大、再放大……

重轨经过CCS万能轧机来回五道轧制后，进入到了自检环节，钢材暂停在热轧线后段，一位穿着厚厚的防辐射服的工人，在用样板卡住重轨，并拍摄照片——这就是那个留在我脑海中20年的画面：与“火龙”亲密对话。

如果样板和重轨断面严丝合缝，就表明重轨的尺寸达到了要求，这项操作延续了几十年，一直被认为是最为有效的自检方法。放大的照片显示，在右侧的样具和重轨的曲线之间，还有一处细微的缝隙。

赵军拿过一顶安全帽戴上，跑出中控室，蹬蹬两步下梯，钻进了万能轧机……不到一分钟，他又从轧机里钻出来。

回到中控室，赵军一顿密集地调整参数。然后，通知加热炉给料，“面团”再次冒着热气从远处呼啸而来……对讲机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手机的微信群里，又传来了新图片……翻着照片，趴在中控台上的赵军慢慢起了身，靠在椅背上。

一位年轻的工人从身后递上一支烟，赵军接过叼在嘴上，火苗子随即伸了过来……猛吸一口，长长一支烟柱喷了出来。

如果长时间调整不到位，不能形成连续轧制，整个热轧生产线就会停顿下来，后面的矫直、打码、质检和装车，所有工种会停顿下来，尤其是铁路的车皮计划无法修改，会直接影响钢材入库量。

轧钢的过程，就这么一环扣着一环，从加热炉出料到重轨装车，1.5公里的生产线，犹如一个紧密咬合的齿轮。在前端，加热炉憋着坯料，也在等待轧机调整到位，如果长时间憋着，会空耗巨大的能源——加热炉不能频繁开启和熄灭。

CCS万能轧机的轧机调整，是这个大齿轮的枢纽，当钢材的产品型号更换、轧辊组合新旧调换，能否快速调整到位，关系到整个生产线的连续作业，进而影响产量和质量。

赵军的烟抽了半支，屏幕上显示钢轨已经连续轧制，微信群再次传回来的图片显示，样板与轨道断面已经严丝合缝——轧钢调整完成了。

热轧产线上正在行进的钢材火龙，远处就是CCS万能轧机

中控室的气氛缓和了下来，之前不敢出声的小伙子们，立即活络了起来，有了欢声笑语。戳在赵军身后的我，也长出了一口气儿，赶紧把憋了半晌儿的话丢出来：这轧钢调整可真够紧张的。

赵军回过脸说：这紧张啥？一点儿不紧张啊。

赵首席的嘴……犟得很！

那几天，赵军骑着摩托车载我上下班，总是一路疾驰，在人流车流里穿梭，遇到开阔处就加速，马达声儿轰然作响，到人流密集处又一个骤然减速，循着车流空当四下穿插，就这么加速、急停、加速、急停，坐在他身后的我……不停地咽唾沫。

停了车，我缓出一口气说，您这性子可有点儿急啊！

赵军一脸疑惑地回我：我性子急吗？一点儿不急啊。

不急吗？我专门找郭大林——那个总给他递烟的年轻人——问了问，郭大林是赵军的徒弟，也是轨梁厂轧钢二部的区域技术主管。郭大林说，师傅的脾气是真急。但随即补了一句，不是性子急，也到不了他这个段位。

这话有讲头。郭大林的体会自然是比我要深，他说师傅这个急性子，突出表现在解决问题时急三火四，你想啊，热轧生产线的紧迫性由不得人不急，你稍微一个失误和延宕，不止是白花花的钱流出去了，一个班的人、甚至一个厂的人都跟着你受牵累。

赵军是包钢首席技能大师，这称号当然不是白给的，他拿着让人羡慕的“年薪”，对厂里两条轧线的稳定运行，担着一份儿责任——每天早上要参加厂里生产调度大会。

每天早上7点35分，轨梁厂的生产调度会准时召开，赵军坐在厂长陈琳的对面上首，首席技能大师的桌牌列在第一位。在满眼都是灰白色工作服中，只有赵军一人是蓝色工作服，深蓝色代表操作岗，灰白色代表管理岗。

在早会上，各部门汇报前一个班的生产情况后，厂长一般会先听技术高管的汇报，然后照例会问问赵军有啥要说的，然后才是分管的副厂长，遇到生产调度上的问题，尤其是产线的故障情况，厂长会随时问赵军。赵军有很重的话语权，这也是赵军职级待遇的体现——享受处级待遇。

除了参加早会，赵军还被赋予随时巡视两条生产线的职责。除了他正式拜师的徒弟郭大林，其他任何人，可以随时随地拽住他问事儿，而赵军也可以随时对轧线挑毛病。

我第一天见到赵军时，坐下聊天没5分钟，他接了一个电话，一号轧线上在切割一段废钢，让赵军过去指点一下。

我跟着赵军来到一号轧线，他嘱咐我别靠太近，然后蹭蹭几步攀上轧线，接过焊枪，调了一下喷出的火焰，就开始切割，顿时一片火花四溅——我隔着轧线拍了几张照片，那段儿废钢就被他切下来了。

前两天，轧钢班在夜班出了问题，赵军半夜接了一通电话，指导产线如何排除故障。天亮后，赵军一早赶到轧线上，批了当班的技术负责人：你们少官僚一些，多到产线上跑几趟，能出这事儿吗？

当天，在中控室的小白板上，轧钢二班后面的空格，画上了一面小蓝旗，一般情况下，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会是一面小红旗。

赵军最烦管理人员总待在办公室，遇到事儿不能只听汇报，在生产线上解决问题，是赵军的一贯主张。好在，他虽然不怎么“骂人”，一旦骂起来也没人敢回嘴。

在轨梁厂37年，赵军有一套自己的人际关系哲学，当面怎么骂都没关系，但有两条不能干：一、绝不当着他们的领导骂；二、同样的话绝不对第三个人说。

因为啥？赵军批评的往往都是技术负责人、班长甚至是部长，都是厂里的头头脑脑。赵军说，人家走到这一步容易吗，你一顿咧咧再给人家撸下来，那能合适吗？

这个原则在郭大林身上体现得明显，郭大林作为轧钢二部的区域技术主管，是副科级的管理人员，在车间里，郭大林是身穿灰白制服的管理岗，而赵军是深蓝制服的操作岗。在人前，赵军该批也得批，不过批的同时，还得维护徒弟的权威。

不过，人前给出去的面子，一般还得以某种方式找补回来。郭大林说，师傅单独对他时严厉多了，不过师傅是刀子嘴豆腐心，那是真正的恨铁不成钢。

三、劳模

苏式950/800横列式轧机，曾是赵军的老伙计，让人又爱又恨。

因为这套设备先天存在的缺陷，又经历了先下马再上马的动荡岁月，当这套轧机组装到产线上时，一开工就已面临巨大的技术短板。在轨梁厂正式投产的前八年，设备故障是家常便饭，1976年，全年设备事故多达2000小时，重大设备事故出现过好几次。

一直到1978年，经历了两次设备大维修，轨梁厂的管理才走向正轨，热轧生产线才稳定下来。但这套生产于50年代的轧机设备，也已经显露出了疲态，很多零部件需要更换和改进，轧制出来的钢轨往往需要再一次加工，产量长期上不去，经济效益不高。

1985年，轨梁厂对钢轨加工设备进行更换性的技术改造，先后引进了当时联邦德国的机床和电气控制系统。

这一年，从包钢技校轧钢专业毕业的赵军进入了轨梁厂，被分配到技术监督处，当上了一名热轧工序质检员，每天取样、测量、监督每一支钢的轧制质量。看着火红的钢坯在轧机里被碾压、塑形，赵军渐渐被轧钢技术所吸引。

有一次，赵军指出当班轧钢班长一个失误，因为这个问题之前被提出过，可那位班长并没有理会，那批钢材果然出了质量问题。这事儿对赵军刺激很大，你在技术上不能让对方信服，人家自然是不听。从此，赵军就常常待在轧钢生产线上，留心观察轧钢过程。

那个老待在产线上质检员，引起了时任厂长张慧生的注意，便干脆把这个小伙子调到了轧钢班，让他专心学轧钢。那一年是1987年，赵军从此与轧钢结缘。

赵军的师傅叫王兰山，同样也来自鞍钢，曾是一名转业军人，也是轨梁厂的第一代技师，有着“说干就干、快人快马”的秉性，那一代轧钢技师，一切都是靠着摸索，在和轧机的一次一次缠磨中总结经验。

苏式横列式800老轧机，换轧辊时，摇把摇几圈，轧辊上下几毫米，这不止是个技术活儿，也是一个体力活儿，累不累且不说，一靠近轧钢产线，还没干活就一身汗。凡是能调轧辊的技师，几年干下来都膀大腰圆。

那时，工人技师们一柄大锤不离手，钢坯走线走得不直溜，得用木头楔子把导卫砸实；固定卫板时，支柱顶上得用楔子铆得死死的，还是抡大锤……抡一圈下来，被汗水浸透的工装，放在地上能立住，衣服后背那一面，能被汗渍出一片雪花白。

赵军享受这工作，从学徒开始天天围着轧机转，跟着师傅换辊、加垫、调导卫、砸楔铁、磨轧辊……一样也不输给别人。

徒弟拼命，师傅欢喜。王兰山手把手教给了赵军，而这些经验都是现场磕碰出来的，那一代老技术工人，参加了屡次设备维修，熟识了设备的每一个零件。

对设备熟透了是什么状况？就是完全掌握了它的习性，凭声音就能断定它那儿出毛病了。连续生产的轧钢，传送、进辊、轧制是一套完整的“乐曲”，在乐曲的催眠下，师傅在值班室躺下就能睡着，可一旦轰隆隆的声音骤停、抑或进辊时出现了异样的声响，一个激灵就能蹦起来。

在80年代，轨梁厂虽然步入正轨，效益也获得长足的进步，但产量始终还是上不去，950/800横列式轧机的设计产能是年产110万吨，可前十年这个产量遥不可及，能达到预定产量的六七成，车间就得挂几挂鞭炮热闹热闹。

不过，也许正是这种严酷的生产环境，能锤炼出一批人。赵军跟着师傅，该轧钢轧钢，该维修维修，轧辊调整时，常常得钻到轧机里磨辊，那可是纯手工，推过去、拉回来、推过去、拉回来、推过去、拉回来……直到让轧辊孔型和配合达到最佳状态。

在老轧机上磨辊的赵军，那时他还很年轻

五年时间，一步一个脚印，赵军从一名普通的轧钢工到调整工、调整副班长，25岁时成为轨梁厂最年轻的轧钢班长。当上班长更忙了，整条产线没有赵军不去的地方，不管是生产还是设备、无论是气电焊还是开吊车，他到哪儿都能干，成了整条线的能人。

实际上，赵军也是包钢第一批有专业知识背景的技术工人。包钢1979年创办职工大学，定向为包钢集团培养人才，后改名为包钢技校。赵军在学校学的轧钢知识，一点儿都没浪费，书本知识加上师傅的经验，他们这一拨人成长得很快。

进入90年代，等到赵军成为主力，轨梁厂的生产稳定性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与此同时，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包钢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对轨梁厂的基建、技改也明显加快：对旧淬火机进行了改造、安装了光电显示钢轨切尾长度装置、应用了2500千瓦交交变频同步电机及其控制系统……

1991年，赵军成为包钢先进工作者，此后便连续11年在轨梁厂的劳动模范榜上霸榜。对付那台老轧机，赵军成为最可靠的人。不断改进的老轧机，此时也逐步发挥出了最佳效能，110万吨的设计产能，常常能达到140万吨。

老式轧机换辊调整时，要靠人工给信号，加热炉的、量尺寸的、调压下的……热轧线上的所有人，会瞪大眼睛盯着戳在轧线上的赵军。

如果赵军高高竖起一根食指，那就是要送一根料，这表明轧机还处在调整中，需要来一根钢坯试轧；如果赵军那根手指弯曲，并在空中连续晃点三下，这就是调整已经到位，可以连续给料了。那时，产线上的所有人，都会跟着那根手指松一口气。

2000年之后，已经磨砺出一身本领的赵军，在技术改进上大显身手。有一段时间，老轧机在轧制63号工字钢时，频繁出现废钢，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赵军在950轧机前面加了一个卫板，让钢材平顺地进入轧辊，大大提高了成材率。

这一技术发明，直接被命名为“赵军卫板”。在轧辊前面，在钢材进入轧辊之前，为了防止轧件上翘或下耷，上下左右各有两组卫板。后来，轨梁厂生产难度较高的63#工字钢、轨枕、吊车轨、电极扁钢、310乙字钢等一些难轧品种，都安排在赵军的班来生产。

与此同时，2000年之后的中国铁路也在刷新，火车不断提速，对高性能钢轨的需求翻倍增长，老轧机跟不上趟了，轨梁厂迎来了鸟枪换炮的日子。

2005年12月，轨梁厂一号中型万能轧钢生产线上马，主要设备从德国西马克梅尔公司（SMS Meer）引进。4个月后，包钢第一支百米钢轨下线，这支钢轨也出自赵军的调整，他从热轧一号线改造建设，就被抽调到工艺组，负责热轧工艺调试。

老轧机换新轧机，是全新的自动控制技术。技术文件和操作面板一水儿的英文字母，这可为难了赵军，他白天跟德国技术人员熟悉设备，晚上回家背单词，那当口，赵军真是悔死了上学时没好好学英语，操作面板上每一个工艺图标单词，只能一个词一个词往脑袋里摁。

比如，EXIT这个单词，赵军现在都不会读，但知道是出口的意思。怎么记住的呢？这个单词标在轧机的后方，从中控室看过去，电脑界面的右侧也有个EXIT。正好！右侧对着后方，恰好是一个方向，这就记住了。

就这样，用了五花八门的关联记忆法，那些英文符号都记住了，CCS万能轧机和苏联横列式轧机一样，最终被赵军驯服，并修炼得“炉火纯青”。

这个过程中，一些老轧机上的岗位，随着新老设备换代也成为了历史，诸如“对孔型”、“调压下”，过去需要熟练的工人技师，在新轧机上则被自动化程序替代了，老技师们挥了挥手，和缠磨了半辈子的苏式横列式轧机道了别，就陆续地退休了。

与此同时，中国所有的钢轨生产线，包括鞍钢、武钢和攀钢等公司，也都经历了相似的更新换代，从前苏联的横列式轧机到德式的万能轧机，中国只经历了这两代。赵军作为老一代轧机的技术能手，亲历了老轧机改进、淘汰再到万能轧机的引进、改造、几乎完整见证了中国热轧产线刷新和进阶的过程。

新老轧机换代，对赵军也是一番实打实的锤炼。从新轧机安装到位，再到连续生产，仍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在生产中不断改进、连续改进。现在来看，即便是2012年最晚引进的二号线万能轧机，也已经做了总计有几百项的改进，其中改进最大的是轧辊孔型，完全换成了自有的设计孔型。

其中，对万能轧机最大的技术改进，便是在赵军的主导下，把对重轨和型钢的轧制，由原来的七道轧制减少为五道。

七道减五道，其实是减少了钢材在万能轧机的一个往返、两道轧制，这归功于赵军的胆大心细，通过调整参数，对每道轧制的压下量进行精准测定，将最后两道的压下量科学分配到前五道中，这丝毫不影响轧制质量，却节省了工艺环节，减少了能耗，提高了效率。

铁路用的钢轨，尤其是高铁重轨，对质量有着苛刻的要求。每一根钢轨都有一个特殊的编码：标识着生产厂家、班组和生产批号，这组号码直接打印到钢材上，全生命周期可追溯。国内几家钢铁公司的所有重轨产品，铁路总公司会派人不定期驻厂督查，对施工中反馈的一些技术问题，常常还需要开展技术攻关。

得益于包钢独有的稀土资源优势，结合现代铁路高速化、重载化、耐腐蚀化等趋势，包钢轨梁厂的钢轨的强韧化机理被不断加强，逐步研制出了新型的二代稀土热处理轨、三代稀土重载轨、及稀土耐蚀钢轨。

中国铁路网还在不断延伸，包钢轨梁厂的重轨产品，也处在一个关键的升级换代期。2019年，钢轨“高低点”问题，一度也曾困扰轨梁厂。高低点，指的是钢轨轨面上最高点和最低点的高差，它表征的是钢轨平面的平直度，决定了高速列车的平稳性，高低点不能超过0.4mm，否则列车行驶就会报警。

两年前，轨梁厂制定了“钢轨高低点攻关”项目，经过28次调试，高低点差值内控到了0.25mm的内部标准。2021年上半年，通过优化工艺、修改孔型，百米钢轨的合格率还在提升，对高低点的控制也在追求极致。

说起这个，赵军颇有几番得意，他带我到热检检查室看钢轨切头试样，用标准样板卡量，严丝合缝找不到丁点儿空隙，工字型钢轨腰身婀娜，简直是魔鬼身材。

7月14日这批重轨的高低点差值，控制在了0.15mm上下。

四、感情

只一杯酒，赵军的眼圈就红了起来，说话也便放开了些。

“你要说轧钢，真是谁都干不过我……”

酒酣耳热，气氛欢畅。苏宏趁势端起一杯酒敬赵军：“二黑老兄，上回说的事儿，你还得考虑考虑啊，要说的都在酒里。”

呀！这杯酒不简单。

先说说苏宏。苏宏是轨梁厂综合部部长，曾经和赵军在产线上摸爬滚打了很多年。

苏宏也是我的师兄——姑且这么攀扯，我们都毕业于包头钢铁学院同一个专业。1958年，随着包钢建成，为包钢培养人才的高等院校——包头工学院（包头钢铁学院的前身，如今的内蒙古科技大学）便成立了，这所院校曾是国家冶金部直属院校，是国内冶金人才的摇篮，每年都有相当一批毕业生，进入包钢的各个分厂和下属公司。

“二黑”就是赵军，这个外号是赵军当轧钢班长时工友给起的。起因是他每天下班有两处黑：脸黑、衣服黑。他对这外号毫不在乎，叫他“二黑”反而更高兴。不过随着时间流逝，这绰号渐渐没人再叫了，也只有苏宏还能拎出来。

如今，在轧钢车间，小年轻们都得恭恭敬敬地叫赵部长——赵军曾经担任轧钢二部部长。不过，轨梁厂厂长和集团公司的领导们，会叫另一个称谓——赵首席。在整个包钢集团，共有10个人享受“首席”这样的称号。

“二黑”都叫出来了，那杯酒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眼下，赵军日益临近的退休期，已经成为轨梁厂、乃至包钢集团十分关切的问题，没有了赵军的热轧生产线，将会是怎样一番图景？

苏宏对我说，现在轧钢的自动化程度高，进入稳定生产的生产线，其实并不需要多少人看护。但是，正是由于它效率高和连续性，也不允许发生错误，尤其是在轧钢调整时，不敢轻易让年轻人上手，而赵军的价值，就是在轧机调整时，确保轧机最快调整到位。

所以，那杯酒里的东西，就是一个方案：赵军退休后继续接受返聘、发挥余热。

这话已经和赵军说了不止一次了，赵军屡次表示，等退休了，对于热轧产线上的技术故障，愿意随时返厂解决问题、而且是义务工。

轻轻碰了一下，赵军干了那杯酒，还是那句话：退了休随时待命，有事儿打电话。

这话没毛病。苏宏相信赵军说的是真心话，这个老伙计，从1985年进厂，一辈子就只干了轧钢这一件事，他对热轧生产线的感情，谁也不会比他更深。

但从企业管理的角度，赵军继续在岗，对轨梁厂来说是更好的方案，如果能返聘赵军，一方面能确保轧线稳定生产；更重要的是，加快带出一批轧钢调整的技术骨干来。

可是，赵军的倔劲儿大家也都是知道的，他有着自己的想法……只能打感情牌。

对这位赵首席，轨梁厂的现任厂长陈琳、以及前几任厂长，也确实是没得说，赵军提出的要求一般有求必应。当然，赵军也毫无疑问是包钢的一面旗帜：连续11年获得劳动模范，已经成为了包钢的一段传奇，这个记录无人能破。

2014年，赵军获得人力资源部和钢铁工业协会评定的全国钢铁工业劳动模范；2017年，又获得全国冶金系统劳模，享受到北戴河疗养的待遇；其余的，内蒙古自治区级和包头市一级的荣誉表彰，数都数不过来了……在赵军家的客厅，赵军把所有的奖章和证书摊开来，铺满了整个茶几。

赵军最珍视的，是2008年获得第九届全国技术能手的称号，由江泽民署名，那是对他轧钢技术的高度肯定。说起这些荣誉，赵军也很感慨，认为厂里给的荣誉太多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前不久，赵军还被评了个包钢的模范党员。

那么论感情，他在包钢出生、长大、学习乃至工作了30多年，他想不出自己有什么事情是和包钢没关系的，他的生活是和包钢熔铸在一起的，而这血脉般的情缘，是从上一辈儿就铸成的。

赵军小时候住在昆都仑河旁边的79号街坊，那是包钢为职工建的一片平房区，邻居都是包钢职工，1986年，赵军随父母搬到了22号街坊的楼房里，周围也仍然是包钢职工。

以厂为家，厂家不分，包钢职工的家国情怀，是与生俱来的。1954年，当包钢在一片荒原上打下桩基，包钢不止缺建设者、缺生产骨干，也缺方方面面的生活配套，诸如上海的理发店、天津的大福林饭庄都随着建设大军整体迁入包头。

赵军的父亲不是鞍钢工人，却随着鞍钢的支援队伍来到包头，成为包钢职工。赵军的母亲、则是跟着赵军的外公，随着鞍钢耐火厂一起来支援包钢的。当包钢的第一代工人从无到有将包钢建成时，他们的后代接班进厂，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赵军是纯纯粹粹的包二代。从小学到中学，赵军的同学们也多数是包钢子弟。中学的一个班里，80%是包钢职工，而包钢技校的同学，更是全数成为包钢职工。

上学的时候，赵军的功课不算差也不算好，数理化还可以，唯独英语过不了关，好在上包钢技校不考英语，也就上了包钢技校，毕业后顺理成章进入包钢。赵军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也都妥妥地进入包钢。

后来，赵军在包钢认识了自己的媳妇儿，那是师傅王兰山给张罗介绍的，她当时是炼铁厂管理钢锭模具的，他们又成为典型的包钢双职工夫妻。而赵军的岳父岳母，同样也是第一代建设者，他们是本溪煤铁公司的技术工人，也随着支援大军一起来到包钢。

再说赵军的女儿，大学上的是包头钢铁学院，毕业前踌躇了一阵子，还是进了包钢。

那时，赵军好像意识到了什么，自己的家庭和包钢的情缘太深了。女儿参加工作后，赵军和媳妇儿有个共识：女儿要找对象，一定不能找包钢的了。那时，老伴儿已经退休了，她叮嘱赵军，一定要看着女儿。

可惜，这事儿不像轧钢调整那么好控制。说起这件事赵军一脸冤屈，就算父女俩都在包钢，我还能天天盯着闺女吗？

女儿果然找了个包钢的对象。好在，小伙子在包钢国贸公司做钢材出口，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一点让赵军很满意。

一个一个盘点下来，赵军的整个家庭、家族，早已和包钢熔铸在一起，分不清你我了。而赵军这样的包二代也并非个例，大量的包钢建设者们，除了把创业的激情留在这里，也留下了他们的子子孙孙，包二代、包三代、包N代……在机器的轰鸣声中生根发芽、开枝散叶，组成了这样一个工业城市。

1996年5月3日11时32分，一阵剧烈震颤，包头西郊发生里氏6.4级强烈地震，震中距包钢只有10公里，大地轰隆作响，包钢险象环生，一号高炉发生了炉顶爆炸，22个炉前风口全部灌渣，密封的高炉开了天窗、煤气喷涌而出……更大的爆炸随时可能发生。

那千钧一发的时刻，数以万计的已下夜班的职工、不在岗的职工，顾不上看自家房子有没有倒塌和裂缝，都不约而同地、争分夺秒地赶回厂里参与抢险抢修，断电、灭火、关水阀……没有动员、也来不及动员，一位煤气技师冒着生命危险爬到一号高炉炉顶，把煤气点燃，防治有毒煤气扩散。

后来，从全面瘫痪停产到恢复生产，包钢只用了36个小时。而轨梁厂因为损失较小，只用了15个小时就恢复生产。从各地赶来的领导，曾预想了最坏的后果——包钢震没了，但他们被众志成城的包钢职工震惊了，包钢在一次巨灾面前经受住了考验，包钢职工对工厂的感情，就像钢花一样儿，喷薄得绚烂夺目。

可是，你要真把“感情”这个词儿抛出来，赵军也好、其他人也好，会觉得你这话问得假惺惺的，他们也不会如你所愿，给你来几句深情表白，说句“我爱包钢”之类的云云。

那么就是赵军这么句话：厂子对咱挺好，咱得感恩不是。

我很讨嫌得劝了一句：你身体也还好，包钢高薪返聘你，多挣几年钱不也挺好吗？

赵军不假思索地反问我一句：哼！我要那么些钱干啥？

我无言以对。据说，现在轨梁厂的老同事老工友们，热衷于给赵军算退休工资，拿年薪的赵首席，那是不差钱儿的主。

赵军说，“高薪”这两个字我听着特别刺耳，你说我就一个闺女，都成了家生了娃，我房子贷款早就还完了，退休工资也足够，我还有啥不知足的。

这话十分在理儿。关于自己退休生活，赵军已经做好了详细的规划：

其一：带外孙。小外孙今年五月刚出生，胖嘟嘟的照片摆在客厅电视机旁。小家伙如今正是缠人的时候，女儿女婿还上着班，孩子得老伴儿和亲家母轮流带着，就这也累够呛。这年头带孩子要求高，生怕哪里带的不对。而他这做姥爷的，不能老遭埋怨，从出生到现在，拢共就去看过两回。等退了休，赵军的第一件事，就是帮着老伴儿带好外孙子。

其二：学大厨；这么些年，家里的事儿他是万事不操心，心思全在厂里，家里油瓶子倒了都不扶。前日通知说要停水，老伴儿让他蓄一桶水，赵军打开水龙头就忘了关，直到水漫进了客厅……家务活儿，赵首席顶多就是拖个地，那也得耳提面命。

不过，这得说赵军有个十分惯着他的媳妇儿。首席夫人手脚勤快，一日三餐安排得周周到到，不在家的时候，也得给赵军做好饭放冰箱，方便赵军回来一热就吃。有一次，老伴儿随团旅游出去好几天，给他蒸了两笼包子，塞满了冰箱，他就吃了一个礼拜包子，吃的看到包子就炸毛……所以呢，赵军感觉实在亏欠老伴儿不少，等退了休，要给老伴儿做饭，到时候买本菜谱儿，一样一样学着做，像攻克技术难关一样，把自己炼成一个大厨。

其三：当农民；三十多年两点一线，轧钢车间到家里，家里到轧钢车间，你要说不烦吧，还真有点烦。赵军有时候也想，自己还能干点儿别的不。前两年，赵军一个退休的工友在郊区承包了一处菜园子，请他去转悠过，这给赵军羡慕的，一院子菜绿悠悠的，从种到收再吃到自己嘴里，那感觉特别来劲儿。这工友安顿他，等退了休跟他种种菜，赵军一口应承了下来。

“你说，咱当了一辈子工人，也算干得不赖，再抓紧时间当几天农民呗。”说这话时，赵军脸上再也绷不住，露出了得意劲儿。

对“学大厨”这个计划，我说我不太相信。赵军嘿嘿一笑，我媳妇儿也不信。

五、师傅

在轨梁厂厂长陈琳的办公室，我们聊起了赵军。

我很好奇，在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热轧生产线上，赵军这位首席技能大师，究竟担负着什么作用？

陈琳厂长也是技术出身，他毕业于内蒙古工业大学机械动力专业，1995年毕业进厂，说起技术和技能型人才，他的思考十分深入。

现在的热轧生产线，也并非全部自动化，轧辊的装配还是人工完成的，只要有人工参与，就无法做到标准化。CCS万能轧机的10个轧辊，即便都在既定的参数范围内，也无法找出两个完全相同的轧辊组合；同一组工人，也装配不出来完全一样的轧辊组合，当这个“擀面杖”组合上到流水线，却要轧制出相同标准的型钢和重轨，那就要调整轧辊的参数，包括但不限于间距、平齐度、卫板……

而赵军作为轧钢调整的技能大师，作用就是根据试轧出来的钢材，快速调整参数，用最短的时间调整到位。

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说，轧钢调整就是用钢材来试错，用五根六根调整到位和用一两根调整到位，有着天壤之别。假设核定为用5根调整到位，少用一两根，就是巨大的节约。赵军这样的轧钢调整大师，很多时候只用两根就调整到位，那么一根就是四五万块钱，一个月总得调整十来次，那么你算算这笔账。

陈琳告诉我，对于一个轧钢企业来说，如能花高薪挖来赵军这样的人，这钱很快就在生产中省下来了。国内现有的五条钢轨热轧生产线，相互竞争很激烈，而竞争说白了就是技能型人才的竞争，一方面很多企业想高薪挖角儿，一方面原单位提高待遇留人。

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家企业，工匠人才一定是宝塔型结构，方方面面的要素叠加，才能造就一个顶尖技能大师。赵军成为全行业的技能大师，一方面是特殊的时代造就，他经历了热轧产线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赵军爱学习、肯钻研，这二者缺一不可。

对于包钢轨梁厂，留住将要退休的赵军是最佳方案。但从长远看，这也只是权益之计，赵军总有干不动的那一天，培养一批赵军式的人才，形成人才梯队，才是轨梁厂的当务之急。

技工人才的断档，对一个工厂来说是致命的。在轨梁厂50年的发展历程中，也出现过这样的低谷：当技工人才青黄不接，生产就进入了事故频发、产品质量怎么也提不上去的境况。这时候，也不是管理不到位，也不是工人没责任心，深层次原因就是技工人才断档。

近几年，轨梁厂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技工人才梯队建设却遇到了瓶颈，现有的技术人员理论知识匮乏、一线生产本领恐慌较为普遍，轨梁厂的技术革新遇到了不少“天花板”。

轨梁厂有三个核心专业：轧钢、机械、电气。2020年底，在陈琳的主导下，轨梁厂对全厂进行了一次技能型人才的评定，从150名技术人员中，选拔出29位技术人才，分别颁发技术专家、技术带头人、优秀技术人才聘任证书。

从结果来看，现有的技术梯队很令人担忧。除了赵军这位首席技能大师，全厂评出了两名技术专家、10名技术带头人。另外两位技术专家，都是机械动力专业，而10名技术带头人中，轧钢专业仅有3名。也就是说，轨梁厂最核心的轧钢专业后继乏人，这个状况很是尴尬。

更尴尬的是，在同期举办的理论考试中，不及格的竟占到73%……轨梁厂的技工人才培养滞后，在人才梯队建设上任重而道远。这个状况，陈琳显然是焦虑的。如果再不重视技术人才培养，只能吃两年老本儿，老本儿一吃完，产品质量会快速下降。于是，轨梁厂这两年加快了高校毕业生的招收，着重在生产实践中培养后备技术人才。

不过，同样让人的困惑是，愿意沉下心来钻研技术的年轻人并不多。方方面面的的压力，造成了年轻人普遍心态浮躁，缺乏钻研的劲头。当然，这不是轨梁厂的问题，也不是包钢的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问题：社会对工人的评价，工人对自身的评价，都随着时代变迁发生着变化。

从物质生活上说，年轻人的生活好了太多了，但他们的压力好像更大了：房贷、车贷、结婚、生育……都要求赚快钱，相比之下，去学技术太慢了。

可是，让一个毕业生从工人成长为技师，却总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从包钢的实际来看，几乎每一个工种都需要技术、需要对设备的高度熟悉、需要对生产流程的高度领悟。再进一步，把图纸上的东西变成产品，也需要技术工人的紧密配合。

这方面还得向德国学习，引导企业有技术信仰，引导工人有技术崇拜，而社会氛围也崇尚技术工人。这样，决策者和管理者对技术高度重视，对技术工人有充分的尊重，人们就会以做技术工人而自豪。

说到这儿，陈琳笑了笑，这恐怕是个社会变革的大课题，大环境的改变不是一天两天，那我这儿只能先改变小环境。

轨梁厂的新的晋升制度从2020年3月份开始实施，两条轧钢生产线，每条线4个班，共有8名工长，一年下来，根据产量和质量进行评分，谁的评分最高，就可以享受宽幅待遇，晋升一级成为副部长，副部长比照行政级别是副科级，这样的岗位不受编制影响，一年就有一位副部长产生。

这样，轨梁厂为工人设计了这样的进步路线：在管理方向上，可以沿着工人——工长——副部长——部长拾级而上；在技术方向上，可以沿着技师——高级技师——技能大师——首席技能大师逐步进阶。

晋升并不容易，从工人到工长，还有几个隐形台阶：从普通工人，先要成为一个重要岗位的副操作手，再进一步成为主操作手，这一步已经是沙里淘金，成为主操作手后，一般就是工长的培养对象了。按照这个方案，技术好的工人可以脱颖而出，有相应的职位和待遇，收入也相应提高，而工长的收入，常常高于办公室里做行政工作的科长们。

那么，让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能手，最快的办法又是什么？

陈琳说，就是师傅带徒弟，这是最好的办法。

陈琳进厂时，也是跟着钳工老师傅学徒。师傅带徒弟，师傅就是半个爹，师徒感情要比师生感情深，因为在工厂干活儿，全天待在一起，师傅还负责你的安全，时时刻刻要提醒你、保护你。潜移默化中，师傅的敬业精神、人格品质就会传导给你。

师傅教什么呢？师傅当然不教理论，但师傅教怎么干活儿，他知道怎么干最顺手、怎么干最安全、怎么干最高效。

这和我们的教育体制有关系，博士毕业到了生产线也干不了活，现场永远是另一码事儿，要上手干活儿、动手操作，一样得师傅教。可往往你结合了课本上知识，就能融会贯通，最终超越师傅的认识。这个过程中，师傅也在和徒弟学。

陈琳当学徒时，和师傅学组装零件，从钳工学徒、技术员、管设备的副部长、再后来是管生产的副部长，进而是车间主任，一步步成长为厂长。

回想起自己的成长路径，陈琳始终认为，当学徒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师傅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可惜的是，这些年，学徒制这种传承方式渐渐被丢弃了，而现在轨梁厂的新型学徒制，就是把学徒制捡起来，重新设计新型的学徒制。

赵军和郭大林这对师徒，是正式签署了师徒传承协议的师徒。郭大林是赵军带的第三批、第四个徒弟。这几个徒弟，如今都是各个岗位的技术能人。在轨梁厂，这样的师徒现在共有18对。协议详细规定了师傅的义务：教什么、怎么教。徒弟的义务呢？当然是掌握什么、多长时间掌握。

郭大林也毕业于内蒙古科技大学，算是我的学弟。这小伙子也对轧钢也十分痴迷，每次看着钢材被精确地轧制和塑形，满满都是成就感。郭大林也很幸运，进厂时赶上了老轧机最后服役的时光，见识过老技师们是怎么操作的。

这些“见识”十分重要，电脑屏幕上那些参数，对应着的轧机的机械操作。老轧机到新轧机，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工人们操作是方便了，可是想深刻领会、掌握轧机的习性却更难了。在老轧机时，年轻人们有很多机会去产线上历练，而如今，工人一旦操作失误，引起的风险很大、损失很大，轧线已经不轻易允许他们上手了。

这一点，郭大林想得很明白，他不希望师傅动手，更希望师傅懒一些、多动动嘴，因为师傅一动手，自己很难学会，他只有一遍一遍犯错，被师傅一遍一遍骂着、把错误一个一个纠正过来，才能真正学出来。

赵军带徒弟，也有自己的一套原则，不多不少共三条，其一，学历得比赵军高，最起码CAD制图得做得好！其二，吃苦耐劳肯钻研；其三，有韧性，经得住捶打磋磨。

这其一和其二好理解，这其三有啥说道呢？

这也是由轧钢生产线说决定的。赵军认为，学习过程就是个犯错、纠错、再犯错、再纠错……千锤百炼，尤其是轧钢调整，那都得是从一次一次的犯错中提高，可轨梁厂是个讲效益的企业，犯错不光挨批评，还直接影响个人收入。

所以，学习轧钢调整，不但得是十二分用心，还得是受得住捶打的人。赵军最怕碰上那样的，多轧了两根废钢、扣了点儿工资，就闹了情绪、好几天抬不起头来……这样的年轻人要不得。

还有，赵军也怕碰见一声不响的闷葫芦。赵军成为首席技能大师后，别说带徒弟，但凡有个人问他和轧钢有关的事儿，他总是尽其所能、说全说透，找张纸给你画半天儿，给人家讲得明明白白，或者干脆把笔一扔，直接带着你到生产线上，指着火红的钢材给你讲。

怕闷葫芦，倒不是说怕性格闷的人，还是说年轻人好不好学，要真是用心学，哪能没有问题，哪能不开口问。

六、经验

包钢在发生着急速的变化，这变化让赵军非常感慨。

进入到2010年之后，轨梁厂在尝试和实践全工序机器换人，从自动化、信息化到智能化。百米钢轨断面打磨机器人、一号线加热炉自动装钢、重轨智能扭转仪……一号线旋流井智能行车的开发，实现了通过手机APP 就能看到现场行车运行。

热轧生产线的智能化程度提高后，产线上需要的工人越来越少。我和师兄苏宏探讨这个问题：未来的某个时候，产线足够智能了，还需要赵军吗？

苏宏十分笃定地说，需要！高度智能化的工厂，技能型人才也永远是核心，装备更新了，人的技术也会进化，人的经验始终是超越机器的。

包钢的首席评定或许能说明问题：2019年9月，包钢为10名首席技能大师、34名技能大师颁发聘任书，他们是冶炼分公司的张文斌，炼钢厂的孙承碧、煤焦化工分公司的邢岗……这10名首席技能大师，分布在采矿、炼铁、无缝等各个重要环节。

首席技能大师，是包钢针对高技能人才“断档”而出台的制度，目的是打通技能人才的成长通道，将待遇倾斜到到一线岗位，建设一支技能人才队伍。首席技能大师享受待遇的同时，也承担相应责任，在技术革新、人才培养上有明确的考核任务。

2020年，包钢集团对全部10名首席技能大师进行考评，赵军十分显眼的排在了……倒数第一，在技术改进这一项上，轨梁厂交了白卷。

这让赵军很没面子，但受刺激更大的是厂长陈琳，赵军的技术改造非常多，但失误在没有及时总结。厂长很生气，把赵军和郭大林叫去谈话，“宽慰”赵军的同时，给郭大林下了死命令，今年务必协助师傅，把“矫直机导轮”这项技术改进申报上去。

2020年，赵军有一项重大的技术创新，在矫直机的轧辊尾部加了导轮，解决钢材尾端的矫直问题。

轨梁厂热轧生产线上的矫直机，也是从德国西马克公司引进，它位于热轧产线之后，负责把热轧之后的型材进行一次冷轧，进一步矫直钢材、提高平直度。这矫直机有个问题，钢材进入矫直机后，尾部处于矫直机端口，刚好轧不到、矫不着，这一段钢材，在生产中往往要切掉大约几十厘米。

这几十厘米切掉怪可惜，赵军便加了一个滚轮——我们姑且叫作“赵军滚轮”吧，就是在矫直机外部焊接一个滚轮装置，负责解决尾端的矫直，这个滚轮还可以根据钢材型号的不同，通过加减垫片，始终保持与矫直机的轧辊在一个平面上。

这项技术改进，也是一项不大不小的发明，需要把设计思路说明白，画出图来、形成报告。可赵军觉得，这事儿本意是提高产量，是他分内的事儿，实在没啥好“表功”的，三拖两拖，拖过了申报期。

今年，厂里吃一堑长一智，新招聘来的一位硕士研究生，CAD制图非常好，就指派给了赵军，协助他画图写报告。一上手，不论是矫直机导轮还是卫板，能很快变成图纸上的图形。赵军如获至宝，特意跟厂长申请，别给小姑娘分配其他任务，专心给他画一阵子图，陈琳一口应允。

这一年，轨梁厂和赵军其实有高度共识：在赵军退休前，抓紧把他脑子里的东西画出来、留下来，也是一件很紧迫的事儿。

在热轧生产线，很多技术经验是不成体系的，可这些技术又有极高的实用性，通过言传身教不足以传承。所以，现在轨梁厂的重要操作岗位，都编写了操作规程，形成标准化作业指导书，而这些规程，很多来源于赵军这些技术人员的实操经验。

尤其在轧钢调整上，赵军的思维方式和调整手法，已经融入到了电脑程序，根据赵军的调整思维来编写。例如，赵军认为钢材进入轧机时，需要“抽一下、再撸一下”，这样进入时更平顺一些，那轧制操作规程的编写，就按照这一套思维来设计。

这“抽一下、再撸一下”，有什么科学道理吗？我去问赵军，赵军摇摇头……他也说不清，这就是在无数次轧制中形成的经验，而且很多经验是从老轧机过来的，别看老轧机变成了新轧机，但这堆机器组成的大家伙儿，就是这个习性。

打个比方，小时候老式显像管电视机经常有一种毛病：看电视的时候，图像会断片儿，这时往往一巴掌拍在后盖儿上，图像就出来了，你说这一巴掌有啥科学道理呢？

就是个经验总结。赵军说，我这个技术能手，还不是一堆废钢一堆废钢练出来的。

正在热轧产线上检查的赵军

中国高铁的急速发展，中国钢轨产品的巨大需求支撑了包钢轨梁厂，也成就了赵军。这种技术经验的形成，也是以试错为前提，在我们的首席技能大师、轧钢调整大师赵军的身后，确实是能堆成一座山的废钢。

在中国热轧生产线的更新换代中，由前苏联式横列式轧机更新为自动化的万能轧机，赵军是亲历者和参与者，并在不断的技术改进中，将热轧生产线变成了“中式轧机”，这个历史进程无法重新来过，在核心设备迭代中积淀的技术经验，也是无法复制的，因此也可以说：“赵军”是不可再生的。

2004年，轨梁厂引进新轧机时，赵军作为中方技术团队成员，去德国杜塞尔多夫学习，为期半个月的培训，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国人对技术工作，有着难以企及的严苛，即便装配一根油管，也会严格按照图纸的走向和方位，规规矩矩装上去。这一点儿中国工人做不到，中国的工厂都做不到。

而德国西马克公司，现在仍然生产着全世界最先进的轧钢设备，在这一领域处于无法撼动的地位。不仅是中国、全球的轧钢生产线核心装备，基本都来自于西马克公司，只不过，很多轧钢生产线是多台万能轧机进行连续轧制，不用一台轧机来回轧制了。

那是赵军为数不多出国的机会，那次在德国的培训也让他感受到，德国的技术工人，在工厂里有很高地位，而他们对工厂也有极高的忠诚度。后来，在带徒弟时，赵军常常拿在德国的经历来说事儿。

此后，引进的德国设备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技术改造。现在的热轧生产线，对比刚引进时，除了核心设备CCS万能轧机，整条产线已经面目全非。

而赵军也没想到，10多年后的2017年，赵军领衔的中国技术工人，也开始向其他国家传授技术经验了。

参与对印度的技术输出，那是赵军颇为得意的一段日子。赵军一共去了印度三次，每次会乘飞机到昆明，然后飞新德里，再从新德里，坐上印度公司的飞机前往工厂。

包钢技术输出的对象是印度金达莱集团，也是一家世界500强企业，这家公司成立于1970年，拥有自己的矿山和电厂，是一家生产多样化产品的大型钢铁集团。金达莱同样引进了德国西马克公司的热轧生产线——轧制铁路用的钢轨，但产量和质量都上不去，于是寻求对外合作，邀请包钢的技术专家赴印指导。

在此之前，包钢的钢轨大量出口印度，用于印度铁路的修筑，重型钢轨的质量已经获得认可。2017年，双方签署了技术服务协议，以赵军为首的5名包钢的技术人员抵达该公司，向其传授技术经验。

金达莱的CCS万能轧机与轨梁厂类似，但缺乏技术改进，在赵军看来，金达莱的工厂是完全照着西马克公司的图纸安装的，生产也是完全按照规程来生产，但产量就是上不去，尤其是轧钢调整的效率很低、效益很差。

这也再次说明了一个道理，生产设备的西马克公司，并没有生产实践经验，同一套热轧生产线设备，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面临着千差万别的钢坯原料、生产环境甚至管理方式，生产效益差别巨大，原有设备必须经过密集的技术改进，才能发挥出经济效益。

对CCS万能轧机为核心的热轧生产线，赵军已经十分熟悉。所以，对金达莱的技术服务，初期就是把包钢轨梁厂的经验照搬过来，钢轨的月产量便轻松地由1万多吨提升到4万吨。

在赵军看来，金达莱的技术改进空间仍非常大，对这套产线的适应性改造，包钢轨梁厂已经积累了十多年，很多技改都是边生产边进行，有些经验可以直接移植过来，有些则需要做改进技术的再改进。

不过，赵军也发现一个现象：印度工人们学习热忱并不高，很多时候，他这个中方技术专家正滔滔不绝讲着呢，回头一看身边没人了。翻译告诉他，休息时间到了，工人们都休息去了。

在金达莱的那段日子，赵军也给印度工厂留下了良好印象。后来，赵军的第二次、第三次赴印之旅，都是印度方面指定要人。对这个事儿，赵军的说辞一如既往：你说人家花钱请你去传授经验，咱不得对的起这份儿钱吗。

2020年，随着新冠疫情爆发，对金达莱的技术输出中断了。

眼下的赵军，还有一件事忙着做：准备一份轧疤技术处理的报告。铁路总公司将组织一次全行业的技术会议，主题是关于重轨轧疤处理的技术总结。

原来，重轨在撞击轧辊时，会产生一定量的钢碎并落到重轨上，这些钢碎在随后的轧制中被碾压到了重轨表面，形成了微小的瘢痕，被称为轧疤。这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只要是连续轧制的重轨，轧疤多多少少都会存在。

目前，全行业对轧疤的控制，完全是经验的积累，通过调整某一些参数，可以不同程度减少轧疤。铁路总公司组织这次会议，就是希望几家主要的生产厂，包括包钢、鞍钢、武钢、攀钢以及邯钢，就减少轧疤展开经验交流，在对轧疤的控制上共享经验，提升整个产业的水平。

包钢轨梁厂的轧疤控制比较成功，这方面也主要是赵军的经验。我和赵军说，他到北京开会时，我要到现场去，听听他怎么分享。遗憾的是，因为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了新的反复，这个会议最终没开成，赵军将处理轧疤的经验，整理成了一个文件，提交给了铁路总公司。

这项技术经验，或许成为包钢的又一项技术革新，载入包钢的历史。

今年，包钢建立了一个纪念馆，展览展示包钢建厂以来的文献和文物，我两次来到这里参观。包钢其实有两部历史，一部是齐心协力建包钢的创业史，一部则是不断突破的技术革新史——他们是包钢精神的内涵。

1949年，中国作为后进的农业国，是在远落后于科学前沿的状态下开始工业化的。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依靠引进前苏联的技术，建立起了自己的钢铁工业体系。虽然这样的技术进步并非科学前沿创新，但其根本特征，是坚持自主掌握生产技术——这是最终能够科学创新的充分必要条件。

中国此后30年的工业化，就是在艰苦环境下，建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参与创建这些工厂的技术工人，逐渐熟悉引进的设备、掌握引进的技术、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形成自己的技术进步体系，打造了一支技术工人队伍。

可见，设备可以引进，技术转移却不是立等实现，必须通过进取性的学习和创造，以外来的设备，形成自己的经验。而这些，有赖于一支积极进取的技术工人队伍，他们是传承中国制造能力的齿轮，也是中国实现科学创新的基石。

就包钢的技术源流来说，从建厂之初，来自鞍钢、以及全国各地的技术人才，是包钢技术工人队伍的基本盘：赵军的师傅王兰山、赵军的父母、岳父母都是成熟的钢铁产业工人，他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包钢，面对新的环境、聚焦新的矿产，从无到有、齐心协力，让包钢流出铁、炼出钢、产出钢材。

由此可见：中国不仅过去、现在，甚至未来，都存在着吸收、利用和引进外国技术和装备的需要，就像CCS万能轧机，我们仍然需要引进德国装备。可技术经验不会在国家间自由移动，消化、吸收并掌握这些技术，需要一支庞大的、具有进取精神的技术工人队伍，因为技术能力只能在技术改进中生发、积蓄、沉淀、改进、创新……最终成为强大的制造能力。

赵军这样的技术工匠，是中国技术工人队伍的塔尖人才，他们之所以宝贵和稀缺，是因为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还在中途，诸多卡脖子技术还在制约着我们，中国在科学前沿的自主创新，仍然任重道远。

当我们将视野放置在中国制造强国的图景上，会有这样的感喟：赵军这样的技能大师，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七、地标

包钢的一号高炉，已投产62周年，如今仍在服役，展示着中国钢铁工业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

今年，这座高炉成为内蒙古重点文物，并被开辟为红色教育基地。一批批访客和游客来到这里，感受包钢精神，感悟这座高炉映照的钢铁年代的风雷激荡。回溯历史，一号高炉结束了内蒙古不产寸铁的历史，开创了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发展的先河，也让“齐心协力建包钢”的历史佳话流传至今。

近些年，包钢经历了淘汰平炉、改造转炉、建设连铸等全新的生产格局。对建厂初期的原苏联钢厂模式，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进入了连轧化、连续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时代。

包钢一号高炉也成为一座精神地标，见证包钢对技术革新的持之以恒。

今年，已经94岁的刘志祥，接待了很多媒体来访，他精神矍铄、声音洪亮，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仍然会流下泪水。

刘志祥是沈阳人，他曾在日本人开办的工厂里做工。解放后，他在东北工业部第一工程处做木工，因为喜欢钻研技术、爱好搞发明，是沈阳小有名气的技术能手。

1955年，刘志祥因为一项技术发明，前往当时的重工业部报批手续。在北京，刘志祥参加了一场改变命运的会议：包钢筹备处和二冶一公司联合开会，会上发出了“谁上包头去”的响亮一问。

听到这样的号召，刘志祥第一个举手报了名。

当时，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重工业部已决定送刘志祥去清华大学深造，入学通知书已下发到他手里。但刘志祥放弃了这个机会，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包钢。他觉的，参与一个钢厂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更加激动人心。刘志祥当时想，至多两三年，等包钢炼出了钢，我再回清华上学。

来到包头的刘志祥，以忘我的激情投入工作，他先后当过木工、汽车修理工、车间主任……期间，他的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源源不断。1959年，刘志祥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群英会。

那次在北京群英会的会场，刘志祥见到了自己崇拜的偶像王进喜。说点什么好呢？刘志祥绞尽脑汁想了半天说：王进喜同志，你回去得多出些油啊，支援国家建设。

王进喜这样回复：刘志祥同志，你也要建设好包钢，让包钢多出好钢啊！

这样的对话，裹挟着那个时代的特有气息，涌动着工人阶级改天换地的万丈豪情。

而这句话也有如神助。从群英会上返回包钢，刘志祥接到通知，他被紧急调往包钢一号高炉，参与高炉风口的技术革新。

原来，包钢一号高炉投产后，遇到了巨大的技术难关，风口大量破损，在开炉后的8个月里，累计损坏1700多个，最多的时候一天损坏24个，高炉频繁休风，一休风就不能出铁。

由于白云鄂博铁矿稀土多元素共生、含氟量高，高炉的铁口和渣口也极易损坏，高炉炉膛极易结瘤，包钢2000多技术人员、包括鞍钢和首钢来支援的技术人员，都围着一号高炉转，攻关这“三口一瘤”的技术难关。

在一号高炉上，刘志祥待了一个多月，和高炉工同吃同住，观察了解高炉风口烧穿损坏情况，他跑遍了所有能跑的科研单位，四处请教相关知识，然后带着一队工友，用169种新材料，制作了各种风口和渣口，通过20多次试验，终于配置成功了三种具有耐酸、抗氧化和导热性能的新材料，风口和渣口损坏率显著降低，使用寿命提高了10倍以上。

其中两个风口，安装后创纪录地使用了612个小时……刘志祥立了大功，被授予“包钢一号高炉荣誉炉长”称号。

包钢“三口一瘤”的技术难关，曾长期困扰着包钢，包钢的科技人员，从原料、选烧到冶炼、轧钢，需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直到1978年，三口的问题才彻底解决；高炉炉膛结瘤的问题，则是在1980年才基本解决。

这些难关的突破，是一代又一代技术人员不断积累经验、不断进行技术革新而完成的，直到今天，包钢崇尚技术革新的氛围依然浓厚，技术改造的步伐也从未停歇。

当然，刘志祥没能再回清华大学读书，他的儿女及孙子辈共三代10口人，都先后成为了包钢人。此后的一生中，刘志祥先后参与改进和创造的工具、机器有40多种，提出技术革新和合理化建议200多条，先后40多次被授予各种荣誉。

后来，刘志祥的外孙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后，替他完成了夙愿。今年6月，94岁高龄的刘志祥，还去清华大学游览了一番——也算圆了自己的上学梦。

在包钢60多年的历史中，像刘志祥这样的技术能手灿若繁星，他们是那个钢铁年代的缩影，以自己的双手，拓荒了一座钢铁城市，第一代建设者熔铸出的“守望相助、甘于奉献、敢于创新、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在新的历史时期历久弥新。

从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的意义上说，这种精神促使中国工业从初创阶段，就开始了广泛的自主开发和技术革新。齐心协力建包钢，不止是建设时的豪情激荡，还有技术经验的代代传承，它是中国工业精神的一个高峰，持续激励着包钢人的创造性。

今天看来，这种精神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行动力，它包含着行动者诠释自己利益和追求的价值观、是从历史经验淬炼出来的信念和准则。其作用，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为我们提供坚定如一的行动指南。

今天，中国早已过了那段强调“自力更生”的年代，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将一腔豪情倾注在包钢这片热土上；紧随其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改革开放后逐渐成为技术进步的主力，而且行将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代。

完成质检即将装车的工字型钢轨，这是中国钢铁工业的尖端产品

刘志祥的故事，很多包钢人都耳熟能详。赵军的父亲、岳父和师父，是刘志祥的同一代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包一代。

赵军说，论吃苦耐劳和奉献精神，包二代远远不及包一代；而赵军这批包二代，在技术改进上，则远远超过了包一代。而下一代包钢人呢，他们或许会有更大的作为，这是难以预测的。唯一能确定的答案是，每一代人都会不同，而每一代包钢人，都有着各自的使命。

离开包头的前一天傍晚，赵军带着我去他家串门。穿过昆都仑河，扎进昆区茫茫的车流中，摩托车在昆区的老街坊中穿过——那曾是包钢职工的居所，3层砖混结构的小楼，灰色瓦片铺设的坡屋顶，暗红色清水砖墙面装饰的街道，还是那么整齐划一。

昆都仑河汩汩流过，向着南方、向着黄河奔流而去。赵军忽然迎着风对我说，宋记者，你知道吗？轧机是有灵性的，你对它好，它也对你好。

我冲着他的后脖颈笑了：您这都技能大师了，还讲迷信啊。

停了车，赵军回过头认真对我说，我干了这么多年，没出过工伤事故，难道还不能说明吗？

在老轧机的时候，轧辊是弹簧和轴穿插组接起来的，换辊拆卸时，有好几次别住了劲儿，几吨重的轧辊猛然翘起来，把铁罩子和压力轴承蹦到了空中，那一瞬间就是听天由命，呆在原地，谁知道那铁坨子会落到头上不。

赵军没被砸中，一次也没。

还有一次，赵军在清理氧化铁皮时，掉到了4米深的灰渣坑，那里是满满的氧化铁废渣，掉下去就……最后一刻，赵军让灰坑里的跳板给支住了，毫发无损，只是惊吓了一大跳。

细数下来，赵军在轧线上干了37年，只受过两次轻伤，都是在焊接时，被掉下来的钢块砸到脚指头——还是同一个脚指头。

我问，那你是怎么对轧机好的呢？

赵军说，那得把轧机当兄弟，调参数的时候，不只是把参数调到区间里，还要调到最舒服的位置；钢材进轧机前，抽一下、再撸一下，就是要把速度调慢一些，让钢材尽量轻撞轧机，并准确对着轧辊孔型，减少对轧机的损伤。另外，每次大小检修，一定要对轧机各个部件精度进行恢复，哪儿松了就紧一紧，哪儿空隙大了就调一调，冷却给水一定及时足量……你真的爱它，处处对它好，它也对你好。

呃……灵性……对着呢！

进了屋，赵军打开电脑，点开一幅画好的图，不太熟练地挪动着鼠标，给我讲解他的一个最新设计——这是他在包钢的最后一项技术改进。

轧辊是万能轧机的快消品和易耗品，一般连续轧制几次，轧辊就不能用了，所以轨梁厂废弃的轧辊非常多。赵军一直在想一个事儿：由辊轴和辊圈组成的轧辊，如果能分别加工，使用的时候穿插组装，只淘汰辊圈而保留辊轴，就可以大大降低轧辊的损耗，节省巨大的成本。

设计思路很好理解，轨梁厂的管理层很认可这个思路，但将轧辊一分为二装配到轧机上，会产生一系列诸如协同性、稳定性、安全性等技术问题。如今，图纸已经设计完毕，相关的配件也买回来了，赵军正在抓紧试验、抓紧改进。

只剩不到7个月了，如果能赶在明年4月做成这件事，赵军的退休计划就能如期实施，他就……没什么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