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陈/文

“镀金时代”

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回忆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的一次演讲时说，当他对日本土地价格进行说明时，听到台下的听众都在偷偷地笑。演讲结束后，他问他们为什么笑，有人告诉他说，“你用平方英尺来计算土地面积很好笑，因为在美国，土地面积都是以英亩来计算的。”

后来野口悠纪雄去了澳大利亚，也很好奇澳洲人用什么作为土地面积单位，特意留意了房地产广告。当时在日本，东京地价和房价高得离谱，房地产广告会把房屋面积小数点后面的数字都认真地写清楚。有意思的是，他在澳大利亚看到的地产广告却写着：土地面积“到与相邻土地为界的那条河为止。”

这听起来充满幽默感，但确是日本上世纪80年代经济“黄金期”以及“经济泡沫”不断膨胀的真实缩影，野口悠纪雄称这个时期是日本战后经济的“镀金时代”。

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起始于196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了1980年代末。在这一时期，日本多个产业赶超了美国，比如半导体、机电等前沿产业，就连曾经居独占地位的美国汽车市场也被日本汽车席卷。

当时，财大气粗的日本企业家在全球购买不动产、顶级艺术品以及各种投资品。那几年，全球媒体都把目光聚焦在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上：安田火灾保险公司花58亿日元买下梵高的名画《向日葵》；第一不动产公司买下纽约的蒂芙尼大厦；三菱地所公司买下纽约市中心的洛克菲勒中心；日本宇宙世界公司买下加利福尼亚著名避暑胜地圆石滩的高尔夫球场和豪华酒店。

“镀金时代”另外一个显著的印记，是土地价格和房地产价格飙升。1989年底，日本的土地资产总额达到2000万亿日元，同期美国土地资产总额才500万亿日元，所以当时的日本人曾豪言，卖掉东京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日本共同社记者斋藤茂男（1928年- 1999年）也注意到，1980年代尤其是在最后的5年里，日本在成功挺过了“石油危机”和日元升值一连串打击后，收获了众多世界第一勋章：1985年，日本海外资产突破1200亿美元大关，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并创造了连续6年卫冕的奇迹；1987年，日本贸易经常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也都夺得世界第一；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一跃成为世界第一；截至1990年末，日本官方与民间在海外所拥有的资产市值综合达到278万亿日元（按照当时汇率，大致相当于1.86万亿美元）——当时也排世界第一。

不过，这样一个光鲜亮丽的大时代，并未让斋藤茂男充满像其他人一样的自豪感，对于日本“暴发户们”在海外的大手笔，他这样说道：“日本富豪随手拿出250亿日元买下梵高和雷诺阿的画作，还扬言死后要将它们带进棺材一起火化……这暴露了日本人的金钱观、文化观的确已经扭曲到了能随口说出这种低俗玩笑话的地步。”

那个日本人叫斋藤了英。1990年，梵高自杀前六周创作的《加歇医生的肖像》被他用8250万美元的天价拍走，这个价格创下当时艺术品拍卖的最高价格，第二天，他又花了7810万美元买到了法国画家雷诺阿的《煎饼磨坊的舞会》。

斋藤了英惊呆了西方人，艺术界评价说，斋藤了英出的价格是荒谬的、毫无根据的，严重扭曲了市场。后来的统计显示，从 1987 年到 1990 年，国际拍卖会上高达 40％ 的印象派作品都落入了日本买家之手，他们仅在佳士得和苏富比，就买进了价值约 138 亿美元的艺术品。

西方人再次惊呆是20年以后了，主角由日本人换成了中国人，中国买家豪掷的气势一点儿不输于当年的日本人。2014年，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以6176.5万美元拍得梵高静物油画《插满雏菊和罂粟花的花瓶》。

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一掷千金，并非日本“镀金年代”的全部。斋藤茂男充分发挥他作为新闻记者的敏感，把观察视角更多投向了职场中的那些个体，在那本悲伤感和沉闷感十足的著作《饱食穷民》（他的12卷本著作集《日本新世相》中最有名的一本）中，他描绘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年代的另一幅图景：竞争和生产效率至上主义的齿轮，正奏响嘎吱嘎吱的旋律，日夜压榨着每一个人。

《饱食穷民》所描绘的时间段，是日本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那正是日本经济泡沫不断膨大并濒临崩溃的前期，那是一个与社会繁荣的宏大叙事格格不入的场景，普通日本人的日常是焦虑、迷茫和扭曲的，他们是饱受业绩指标折磨的保险公司销售、被贷款逼到了悬崖边上的银行职员、在厌食症泥潭中挣扎的家庭主妇……他们日夜操劳却一无所获，到头来却身心疲惫、内心扭曲乃至走向崩溃。

在斋藤茂男眼中，上个世纪80年代最后几年，日本社会宛如梦幻泡影一样变化无常，又像断梗浮萍一样飘忽不定，到处充斥着不安的色彩，脆弱得仿佛轻轻一碰就会消失殆尽。这是斋藤茂男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他的记者生涯中，他一直努力用冷静、客观的观察方法，直达采访对象的现实生活，并准确捕捉细节、展现活生生的弱者的世界。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阅读《饱食穷民》令人心绪难宁。我们今天所遇到的很多问题，诸如技术进步对个体的挤压、过劳死、套路贷等等，似乎都曾是日本人曾面对的难题。

饱食穷民
作者: [日] 斋藤茂男
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 活字文化
译者: 王晓夏
出版时间: 2020-1

技术与过劳

斋藤茂男写作《饱食穷民》时，日本的通信技术还处于寻呼机时代。在今天看来早已落后了，但对于当时的日本上班族（尤其是计算机技术人员），却足以颠覆他们的作息时间。

“计算机技术人员无论假期还是深夜，都会因为机器故障和维护被叫去公司工作。很多人都深感恐惧，无论身处何地都无法摆脱工作。”一些计算机行业的技术工程师告诉斋藤茂男，自己精神和肉体受到双重折磨，心理压力巨大。

1980年代，很多日本公司已实现了计算机化、微电子化和自动化，在技术的推动下，效率至上的管理系统覆盖每个角落。可本该以改善业务为目的的微电子化，反而将高精度管理指向了员工。斋藤茂男以证券公司为例解释说，每个员工的个人信息多达六七百项，中层领导只要将下属的密码输入终端机，就能立即看到下属的全部信息和销售业绩：公司掌握着员工的一切。

在东京的大型计算机公司，技术对人的挤压和控制更为严重。当时，全日本大概有60万年轻的计算机技术人员，“他们是走在现代社会最前沿的一群人”，在东京神奈川的丹泽山脉绵延的丘陵之上，有多家计算机公司的办公大楼，无数年轻工程师们在这里没日没夜地工作着。

这种场景，我在2010年时的大连也看到过。在旅顺南路两边的山地丘陵间，东软、亿达等中国软件外包企业的大楼矗立其间。当时，大连市正雄心勃勃地打造全球“第二个班加罗尔”，并希望能很快赶超并成为全球第一的软件外包之都。在大连的计划中，日本人大前研一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但20年过去了，大连离当初设定的目标似乎渐行渐远。

斋藤茂男笔下的那些程序员、工程师们，都会在公司加班很晚，睡眠成了“奢侈品”，一位系统程序员告诉斋藤茂男，在他加入公司的一个超大规模的系统构架项目后，加班成了家常便饭，“上班第一天就通宵了。之后，也从没有正点下过班，平时基本上都要到（晚上）十点多下班，临近交付期的时候干脆没有时间概念，最严重的一个月，我通了六次宵，周六加班三次，周日加班四次，加班的时间超过两百个小时。”当时的很多调查报告都显示，长时间劳动已经成为这一行业的常态。这位程序员还描述到，早晨进公司之后，都是趴在桌子上睡觉的人，就像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到处“尸横遍野”。

随着与计算机在一起的时间日益延长，一些技术人员还患上了“技术应激症”，有人对斋藤茂男说：“哪怕计算机关机了，大脑也不会有片刻停歇，不管在电车里，还是在床上，还是在梦境里……”而那些坐电车回家的工程师们往往是这样的：脸色苍白、神情紧张、经常回头、双目无神、嘟嘟囔囔自言自语……

斋藤茂男敏锐地观察到：技术确实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但在光鲜的成就背后，这些技术对人的负面影响正慢慢显现出来，开始了对人类的报复，而第一盏红灯，是亮给了人类的健康。

当时，日本一些研究机构也开始关注“技术革新背景下劳动者的生活和健康”等问题，研究显示，如果长时间从事这类高度消耗精神的工作，早晚会迎来肉体上的极限。

技术进步所导致的社会“过劳”综合症，日本经济学家森冈孝二（1944年—2018年）在他的专著《过劳时代》有更为全面详细的描述和分析。通过森冈孝二的研究，“过劳死”早在1980年代后半期，就成为日本的社会问题而备受关注，这与斋藤茂男关注和写作《饱食穷民》的时间完全吻合。

长时间工作、休息日出勤甚至通宵工作不仅是计算机行业的现象

 一只强大的“羊”

1980年代后半期，整个日本都处于经济过热之中。当时，不仅计算机业、建筑业、地产业和金融业出现了经济泡沫，制造业、物流业等也都出现了经济过热现象。因此，长时间工作、休息日出勤甚至通宵工作不仅是计算机行业的现象。

在《饱食穷民》中，一位叫佐地健一的东京某证券公司销售员的经历说明，那是一个“业绩猛于虎”的时代。他入职那年，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残光犹存的时候，公司的业绩指标摊派到了每个人身上，指标压得每个人都喘不过气来，越是老员工，肩上背负的担子也越重。

这家公司有一个传统：将所有人的名字和业绩公开，全国所有的分公司和销售网点的销售员的业绩一览无余，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就是销售业绩。每到销售任务截止期临近，销售员们都担惊受怕某个客户来电话临时取消订单——这样的情况时常会发生，为了完成销售目标，不影响整个团队的业绩，佐地健一不得不自掏腰包填补客户的交易本金和手续费。最终，佐地健一只能去小微贷公司借钱。

那个年代，日本街头的“小微贷”公司林立，随便走进哪一家都能轻松拿到贷款。为了完成业绩，佐地健一不断地去“小微贷”借款，债务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终于到了他无力承受的地步。小微贷公司的催款电话不断打到公司来，深处债务和业绩双重压力之下的佐地健一陷入了焦躁状态，长期失眠，食欲减退，每天酗酒抽烟……

佐地健一最终崩溃了，在一个工作日早晨，他坐上电车去了与公司相反方向的羽田机场，在大脑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坐上飞机飞往了北海道札幌。在札幌市一家酒店住了一晚上后，第二天他在车站随便上了一列火车，“半梦半醒地向北出发。”斋藤茂男这样描述他，佐地健一坐立难安，在同一个地方根本待不住，不停换乘各种交通工具四处游荡：网走、知床半岛、钏路，然后又回到札幌，又马不停蹄地往南去了小樽、函馆、江差……

在梦游一样流浪了三周后，佐地健一才恢复了一点儿理性的意识，回顾和审视自己：为何没日没夜的辛苦工作没换来幸福的生活，却陷入了“债务深渊”。斋藤茂男采访的一位精神科医生解释说，佐地健一的症状是典型的“漫游”症状，这些患者近九成是由工作压力等原因造成的。当时，日本不止证券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都存在业绩指标，也都出现过类似的患者。

技术挤压给人造成的伤害或许只是表象，斋藤茂男把矛头指向了日本的公司制度和商业体系，正是这个以企业为中心的社会，将激烈的竞争和高度的紧张状态强加给了每一个成员，在每天的销售目标下，这些细如渔网的工作量管理和时间管理随处可见，而用于督促、监视这些管理条目的计算机技术，也在飞速普及。

其实，斋藤茂男对于日本公司体制的批评并非始于《饱食穷民》。早在1970年代初，他的系列报道《啊，繁荣》一出现在日本各个地方媒体上，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组报道对支撑日本战后繁荣的公司制度进行了反思，对其中的员工控制、歧视和差别对待进行了栩栩如生的刻画，很多耳熟能详的大公司成为他直接批评的对象。1974年，他因这组报道获得了日本记者会议（JCJ）奖。

在日本，批评这套商业体系的不止新闻记者斋藤茂男，还有“1980年代的文学旗手”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的小说《寻羊历险记》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与同伴合伙经营一家广告公司，一次，一个右翼组织强迫主人公在一个月内找到一只背部带星纹的羊。在女友带领下，主人公以一个叫“鼠”的人寄来的照片为线索，开始了“寻羊冒险记”，他在北海道札幌市（真巧了，佐地健一最先也是“漫游”到了这里）遇见了羊博士。羊博士曾是农林省高级官僚，由于一次被羊进入体内而又离去，变成性情古怪的人。其后，羊进入了一个右翼头目体内，使其构筑了一个暗中操纵整个日本的强大权力王国。主人公到最后也没找到那只羊，却知道了“鼠”为了不让羊进入自己身体且被操纵，而选择了自杀。

在《寻羊历险记》中，村上春树将在飞速发展期的日本大城市描写得画面感十足，各种品牌不断出现在作品中。所以，一种观点认为，小说中的“羊”并非象征了日本顽固不化的军国主义，而是他一直讨厌的商业倾轧和职场生活。事实上，这也可能是村上春树不愿意忍受公司生活而自己开酒吧、写小说的深层原因，他希望远离公司体制的控制。

曾在荷兰莱顿大学担任现代日本研究讲座教授的克里斯托弗·戈托－琼斯（Christopher Goto-Jones）曾评述认为，《寻羊历险记》这些后现代畅销小说的中心主题之一，是人的个性始终被体制本身的均质化需求所摧毁。他还注意到，围绕《寻羊历险记》有一种解说认为，1980和1990年代的“小众”，似乎是一直在与“羊”作斗争，“羊”不是指保守的日本文化，而是商业主义本身，“小众”被“羊”支配，人们无处可逃。

上面说的“小众”，是指当时日本的青年一代，他们不再像上一代那样具有社会意识和纪律，不再接受“终身雇佣制”，不再向一个公司奉献所有，他们拥抱自由职业，希望自主支配时间，不满足于将自己的人生静静地、无私地贡献给日本的经济成长。

克里斯托弗·戈托－琼斯虽然没有明确说他是否支持这种看法，但显然，他对于日本青年一代的“反传统商业主义”是赞同的。所以，他评价村上春树的《寻羊历险记》是“为1980年代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