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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晶/文

尽管长期处于半盲状态，尼采在陷入疯狂之前始终是一个勤奋的写作者。在写给母亲的信中，他自嘲为一个“书写动物”。除了数十部由他本人出版的著作，他留给后世大量的书信、笔记、做教授时期的语文学讲义，以及一些虽然已经打磨成型却没有发表的文稿（比如著名的“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一文），这些材料被统称为未出版文稿（Nachlass)。它们包括尼采作品全集Nietzsche Werke:Kritische Gesamtaus gabe (KGW)中超过20卷的内容，以及 8卷本尼采书信全集 Nietzsche Brief wechsel: Kritische Studienaus gabe，此外还有大批存放在魏玛歌德席勒档案馆，出于某些特殊的编辑考量没有收入KGW的文稿。

颇为讽刺的是，拥有如此丰富的一手文献并不让尼采的当代学生们感到庆幸，反而给其中很多人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尽管没有人会否认这些材料对于研究尼采生平的意义，它们的哲学意义却招到质疑。学者们对下面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未出版文稿对于我们理解尼采哲学是重要的吗？还是可以忽略的，甚至是误导性因而应当避免使用的？

一

在一篇马格努斯（Bernd Magnus）写于1986年的文章“权力意志与超人”（Nietzsche’s Philosophy in 1888:The Will to Power and the Übermensch）中，持上述两种立场的研究者获得了两个戏谑性的称呼：混杂派（lumpers）和分裂派（splitters）。

混杂派认为在解释尼采哲学时应当兼顾出版和未出版的文稿。这种立场似乎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尼采哲学的重要性使得他写下的一切文字都是重要的。而分裂派则坚持解释尼采哲学主要需要根据出版文稿，其中很多人甚至认为只能依赖出版著作。他们宣称，未出版文稿记录的是尼采临时的想法，并且由于其中含有大量的对其他作者的摘抄，比如著名的“我忘记了我的伞”（这句话被尼采放在引号当中），它们有时呈现的可能并非是尼采本人认同的观点。

留下大量未出版文稿的重要哲学家并非只有尼采一人，康德、胡塞尔、维特根斯坦等人都有相当数量的遗稿，但康德研究界、胡塞尔研究界却没有产生尼采研究界同等规模的关于未出版文稿的争论。相反，康德专家比如盖尔（Paul Guyer）、阿利森（Henry Allison）、胡塞尔专家扎哈维（Dan Zahavi）等人都着力于强调未出版文稿的哲学重要性。可以说，围绕未出版文稿的争议是一个尼采研究界的特殊现象。我们不禁要问，尼采未出版文稿相比于康德、胡塞尔遗稿的特殊性在哪里？

尼采的当代学生们大约会回答：“因为尼采抛弃了他的未出版文稿，而康德、胡塞尔则没有！”这种说法和一则故事的流行相关：在1888年秋季，当尼采最后一次离开他夏季居住的瑞士西尔斯玛利亚（Sils-Maria）村庄之时，他嘱咐房东杜里西（Durisch）焚毁他放在废纸篓当中的文稿，而杜里西却并没有执行这个指示。一些学者相信，这些本应被烧掉的笔记数量庞大，后来被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Elisabeth FÖrster-Nietzsche）收入《权力意志》一书，构成了这本书的主体。然而，这些学者虽然热衷于讲述这个故事，并且推衍出种种结论，却始终找不到足以证明这则故事真实性的第一手证据。

二

有趣的是，一场围绕尼采未出版文稿的论争已经在20世纪初发生，而焚烧手稿的故事正在这场论争的中心。

广为人知的是，在1889年初察觉到尼采精神出现异常之后，其挚友欧文贝克（Franz Overbeck）立即赶往意大利都灵，接回发疯的尼采。然而较少有人知道，他此后开始负责回收尼采存放在各处旅居地的随身物品，其中便牵涉到我们所关心的这批遗落在西尔斯玛利亚的手稿。

1905年欧文贝克去世，伊丽莎白立即在报刊上发文指责他的失误导致许多珍贵的尼采手稿遗失，甚至流入市场被公开售卖。不仅陆续有人作证曾经得到过杜里西赠送的尼采手稿，其中有人还报告说，1889年或1890年有人冒充尼采出版商瑙曼（C.G.Naumann）的代理人到杜里西处取走大量手稿，不知所踪。伊丽莎白并不责怪杜里西，她相信这位朴实的乡民仅仅是出于对每年夏天前来他家写作的教授的崇拜与爱，才拿出一些手稿作为纪念品送给来寻访尼采旧居的游客。伊丽莎白认为问题出在欧文贝克身上，他原本应当对杜里西如何处理这批手稿作出指示。根据她的判断，欧文贝克的疏忽大意归根结底是源于他对于尼采的未出版文稿评价不高。

针对伊丽莎白的指控，欧文贝克的遗孀伊达（Ida）与他的学生组成了一个联盟进行反击：除了在报刊上发声捍卫欧文贝克的名誉，还由伊达对伊丽莎白相关言论提出了法律诉讼。他们一方面拿出一份来自尼采房东的法庭证词证明手稿保存完好，并无遗失。另一方面，在他们的叙述当中，他们常常使用“无价值”、“废弃”之类的词汇来描述这批被尼采放在西尔斯玛利亚的手稿。与当代的一些学者一致，他们认为尼采要求房东焚烧这些手稿的姿态本身就说明他将它们视为“无价值的”。

这份来自尼采房东的关键证词全文如下：

应您的要求，我在此明确声明，弗里德里希尼采教授1888年留在我家的物品没有任何遗失。交由我保管的所有财物和书籍均已归还他的亲属。关于留下的手稿，我声明尼采教授离开时在废纸篓中留下了若干写有文字的纸张，并且嘱咐随后将其焚毁。我曾应一位来自不莱梅的先生 （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的请求，把其中一些文稿交付给他。这位先生似乎对它们进行了某种使用。因为您的丈夫要求我将文稿归还给尼采教授的家人，我便将这些我原本可以烧掉的文件悉数寄回，没有任何遗失，这里没有留下任何属于尼采教授先生的物品。我如实作证。

致以敬意

杜里西

这封信就是尼采研究界苦苦寻找了数十年的，“焚烧手稿”故事的第一手证词。虽然杜里西关于手稿并无遗失的说法并不可信，我们却没有理由怀疑他编造了尼采的指示。焚烧手稿的故事既然为真，它到底说明了什么？一些学者认为这意味着尼采放弃了权力意志这个哲学筹划。一些人甚至从这个故事中读出了尼采对他的未出版文稿的否定，并且进一步推导出我们应该避免使用这些材料来解释其哲学。

上述两种观点似乎都可以追溯到霍林德（Reginald J. Hollingdale）的《尼采：其人与其哲学》（Nietzsche : The Manand His Philosophy）一书。也正是这本于1965年面世的学术畅销书使得焚烧手稿的故事开始在英语世界流传。

三

在霍林德的叙述中，焚烧手稿的故事首先被用来证明《权力意志》是一部伪作。我们现在看到的叫做《权力意志》的这部书并非由尼采本人定稿，而是伊丽莎白和尼采的崇拜者彼得加斯特（Peter Gast）以他笔记中记载的关于一部晚期著作的写作计划为依据，将一些草稿汇编而成（在这个意义上伊丽莎白坚持这是一部尼采著作）。霍林德暗示，《权力意志》这本书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其中相当大的篇幅甚至是回收的“垃圾”，实际上尼采放弃了相关写作计划。而这个结论被一些当代研究者进一步放大，变为了尼采最终放弃将“权力意志”提升为一个心理学与宇宙论的原则。

霍林德认为，一个作者未出版的文稿分为两类：一类是作者本人发表的作品的草稿，它们是多余的东西，另一类则是由于某些原因被作者本人视为不可接受的素材，凡是在由作者本人出版的作品中找不到类似段落的文本就必然属于第二类。尽管有所谓“多余的”和“不可接受的”这一区分，霍林德实际上认为上述两类文稿都是被作者否定的。他强调，如果一则未发表的材料在出版作品中找不到平行段落，那么它绝不能用于对尼采哲学的重构，而如果一则材料经过打磨与整合最终进入了出版著作，那么我们也没有必要关注这则草稿。在他看来，我们只应该在出版著作中去寻找尼采哲学，因为这样才能获得它最终的，在尼采本人看来最好的表述。

不少当代学者不加考辨地接受了霍林德的第一个结论。事实上伊丽莎白出版于1907年的《尼采档案馆与其敌友》（Das Nietzsche Archiv,seine Freundeund Feinde）一书明确告诉了我们现存的哪些手稿来自于西尔斯玛利亚的废纸篓。这些手稿被裁剪为11则笔记收入1906年版的《权力意志》，只占此书百分之一的内容，而其中只有一则笔记提及了“权力感”。因此焚烧手稿的故事根本无法用来支持所谓尼采放弃了《权力意志》写作计划的观点，更无法说明他放弃了权力意志这个哲学筹划。

霍林德的第二个结论同样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莱特（Brian Leiter）是其中的代表。他首先将焚烧手稿的故事夸大为尼采想要把他的未出版文稿统统销毁，然后宣称既然只有部分笔记被放入出版著作，就说明尼采认为剩余的笔记价值可疑。

然而，这种对未出版文稿的理解在历史和阐释学上都显得幼稚。霍林德和莱特似乎始终没有意识到，未出版仅仅意味着尚未出版，很可能在某个恰当的时刻作者还会回到这些草稿，而这些进一步的计划又可能因为各种意外而中断。除非作者本人作出明确说明，我们无从知晓其将如何使用这些材料。

霍林德和莱特的说法尤其显示出他们对尼采工作方式的无知。事实上，尽管某个特定时期的笔记常常是某部专书的草稿，尼采并不会在完成这部书的写作之后就将其废弃，而是不断地回到这些材料，对它们进行修改，并从中提取可用于新出版物的材料。这里仅举一个例子：编号为MIII4a的笔记本中的大部分文字写于1881年，它们被用来组建1882年面世的《快乐的科学》一书。但随后尼采从MIII4a中抽取了一些尚未使用的笔记放入1886年的《超善恶》以及1888年的《狄奥尼索斯酒神颂》。如果尼采没有在1889年陷入疯狂，我们怎么知道他不会发表那些尚未出版的晚期笔记？如果我们相信尼采在最后的清醒时刻并没有放弃他的哲学代表作的写作计划，这就意味着1880年代末期的笔记所呈现的是他最为成熟的思想。

霍林德和莱特的观点还显示出一种更深层的错误。他们没有意识到对一个观点的否定不等于对一个观点的载体的否定。假如权力意志确实是这些被尼采要求焚毁的手稿的核心议题，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他对这一理论产生了某种疑虑？显然不能。焚烧手稿的故事只是告诉我们，尼采不想保留他的一些手稿。这也许是因为他不再接受其中所呈现的观点，但也许他只是不满意缺乏修饰的文风，或者是他认为这些笔记重复了他在别处已经说过的话。还或者是他认为这些笔记中的论证没有问题，但仍然不够有力，所以他决定放弃这些笔记，希望能发展出更有效的论证。又也许他只是改变了他的工作计划，或者他的兴趣已经转移，因此觉得没有必要再在这些草稿上投入时间精力。

布瑞柔（Daniel Breazeale）曾经讨论过尼采为何在为一部前苏格拉底哲学专著做了大量准备后放弃相关写作计划的问题。他指出计划的改变与这部未完成的书的形式而非与其内容有关：在《人性的，太人性的》这本书出版后，尼采写作的风格发生了剧烈变化，他已经走向一个更激进和冒险的形式，不再可能回到这样一本传统形式的书。总之，有各种原因可能导致尼采要求他的房东烧掉他的一些手稿。这一举动本身并不能说明他如何看待相关手稿所表达的观点。此外，霍林德和莱特也没有意识到，作者的自我评价并不能决定我们对其作品的评价。哪怕尼采确实觉得某些手稿在哲学上没有价值，也不代表它们对于我们而言同样如此，正如事实上没有人因为卡夫卡认为自己的大部分小说不值得保存而否认它们属于一流的文学作品。

四

尼采研究界对于未出版文稿的贬抑背后有着复杂的动机，这其中包含捍卫尼采声誉的愿望。由于《权力意志》在构建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扮演了臭名昭著的角色，对这部书的批判在战后迅速成为一种时尚。学者们试图论证纳粹对尼采的借用并非由于他的哲学本身含有危险的元素，而是基于“邪恶的妹妹”对他的粗暴篡改。然而，这种主张却常常导向对其后期笔记，甚至对整个未出版文稿的价值的怀疑，焚烧手稿的故事无疑助长了怀疑的蔓延。人们往往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未出版文稿和《权力意志》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战后讨伐《权力意志》的浪潮最初出现在德国，新尼采文集的主编希类西塔（KarlSchlechta）是其中的急先锋。通过将他在尼采档案馆工作期间与伊丽莎白的冲突解释为捍卫尼采原意的斗争，他从一个前纳粹党员似乎摇身一变为纳粹意识形态的反对者。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希类西塔标榜他的版本相比于伊丽莎白的旧版显示了更先进的编辑理念，早在霍林德之前，他便公开宣称尼采的未出版文稿只是一堆“垃圾”。中国读者更加熟悉的犹太哲学史家略维特（KarlL觟with）似乎并不认同伊丽莎白对尼采笔记的裁剪是为纳粹服务的说法，他发表多篇文章为《权力意志》辩护。在他看来，这部笔记汇编按照主题来对尼采草稿进行分类和裁剪的做法使得读者更容易把握它们的内容。在和希类西塔的论战中，略维特也指出对方对尼采遗稿的哲学意义的贬低大错特错。

未出版文稿具有极高学术价值在欧洲成为一种共识则是在1960年代意大利学者科利（Colli）和蒙提那里（Mon－tinari）启动历史考订版尼采全集的项目之后。这套全集最主要的贡献就在于对未出版文稿的重新编辑，它覆盖了更大范围的尼采手稿（尽管不是全部），并且尽量忠实地展现它们的形态（尽管这其中也有许多编辑对原文的修剪），这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可靠的基础。翻阅这几十年来欧陆学者所写的研究文献，你会得出一个印象：使用未出版文稿来解释尼采是理所当然的，无需特别辩护，相反，这说明一个研究是彻底的。

当英语世界的尼采研究在1980年代崛起之后，对于使用未出版文稿的反对意见变得普遍。一个研究如果大量使用了未出版文稿，便会被视为具有方法论的重大缺陷。然而在迄今为止的讨论中，我们始终找不到关于为什么尼采的案例与其他哲学家不同，为什么尼采的未出版文稿尤其不能使用的令人信服的解释。相反，我们看到，这种反对意见并非基于对方法论的严肃反思，而常常是为了服务于对于尼采哲学的特定解读，尤其是为了去除他作品中某些和当代哲学主流格格不入，甚至显得“荒谬”的观点，例如形而上学版本的权力意志理论，又例如作为一个宇宙论假设的永恒复归学说。

以莱特为例，他大致通过如下步骤证明尼采放弃了权力意志理论：首先，尽管尼采在《超善恶》中明确宣称世界就是权力意志，但这个观点比较频繁地出现则是在晚期笔记当中。那么尼采为什么没有出版这些笔记呢？他一定是故意不出版，这种故意不出版一定是因为他意识到这个观点是成问题的。因此虽然一切都是权力意志这个观点出现在出版著作当中，但尼采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通过上文的讨论，我相信读者已经清楚看到这个论证当中的漏洞。事实上，因为一些未出版文稿无法否定的重要性，一些坚决反对使用未出版文稿的学者也陷入了方法论的自相矛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克拉克（Maudemarie Clark）的专著《尼采论真理与哲学》（Nietzscheon Truth and Philosophy）。这本书一方面强调只能将出版著作作为解释尼采的依据，另一方面却花了极大篇幅讨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这一尼采从未出版的文稿。

五

如果没有必要回避未出版文稿，我们应当如何使用它们呢？

在目前的争论中，瑞根斯特（Bernard Reginster）提出一种“有限制的优先性原则”，即在坚持出版著作在解释尼采哲学上的优先性的同时，承认当未出版文稿包含一些与出版著作相吻合又有所拓展的观点时，它们可能是尼采更加深思熟虑的观点。然而，“有限制的”这个标签似乎具有误导性，因为瑞根斯特提出的原则仍然将出版作为尼采真实观点的最终的和唯一的标准。要知道，一个绝对的优先原则并不一定需要极端到将未出版文稿当做有害的东西加以拒绝。而只有当一个优先原则否认出版著作在澄清尼采的立场方面享有霸权，或者当它承认优先权问题没有单一的答案的时候，它才是真正有限制的。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研究尼采生平或一个文本的生成史，我们必然需要大量使用未出版文稿。当我们试图重构尼采思想的语境，通过将他的立场定位在某些哲学传统和对话中来澄清其特殊之处的时候，对未出版文稿的仔细考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在私人笔记中经常提到正在阅读的书籍和（在出版著作中）隐蔽的论战对象。斯瑞夫特（Alan Schrift）举例说，由于出版著作从未提及新康德主义思想家斯皮尔（Afrikan Spir），如果不是在尼采的笔记中发现他对《思想与实在》（Den kenund Wirklichkeit）的引用，那么在他的私人藏书和书信之外，我们就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曾经读过这部书。这个例子很有说服力，因为即使是明确否认未出版文稿具有哲学重要性的克拉克也承认，尼采在写作《超善恶》时在笔记本中对斯皮尔的若干摘录支持了其观点，即《超善恶》应当作为与康德哲学尤其是斯皮尔的对话来阅读。

此外，如果我们想研究某种理论的起源，我们也需要回顾性地翻检笔记。因为出版著作往往只包含尼采思考的结果，而未出版的笔记则显示了他思考的过程，即他是如何提出问题，评估不同的观点，走向某个结论的。如果我们希望批判性地评估尼采的哲学，就需要全面地考察他在出版和未出版的文本中试验过的不同观点或论证，以便判定他是否做出了好的选择，又是否令人信服地确立了自己的观点。

围绕未出版文稿的争议主要是，当它们远远超出尼采出版著作中的内容甚至出现冲突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将其作为判定尼采立场的证据。不少研究者担心这里存在着将不属于尼采的观点强加给他的风险。在我看来，内阿马斯（Alexander Nehamas）的立场是真正明智的，他建议即使已发表的观点与未发表的观点相矛盾，也不要预先假定出版著作具有绝对的优先性，或者将出版著作的优先性普遍化为一种适用于一切研究的解释原则。事实上，如何使用未出版文稿只能取决于一个特定的研究想要达成的目标。

在未出版文稿与出版著作出现冲突的时候，如果我们关注的是尼采文本中的观点和论证的哲学价值，那么一个文本是否出版并不是决定我们判断的关键。如果我们更关心哪些观点可以归给尼采，或者哪些是他更成熟的观点，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确实可能需要更多地依赖出版著作。但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尼采不同观点和论证的年代顺序也极其重要（这一点似乎显而易见，在解释实践中却经常被忽视）。如果一个观点出现在更晚的笔记中，我们并不能仅仅因为它没有被公开发表就排除它是尼采更成熟的观点的可能性。我们不应忘记，尼采以自相矛盾著称，哪怕在同一部出版著作中，他对很多问题的想法也并不一致。

作为尼采的当代学生，我们幸运地拥有他的思想日记。如果我们仅仅因为未出版文稿未必表达了尼采真正的或最终的观点，就将其弃置，那无异于把婴儿与洗澡水一同抛弃。

（作者为留德博士。此文部分内容取自“Did　Nietzsche　Want　His　Notes　Burned?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Nachlass Problem”一文，此文发表于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2019年第6期，被评选为2019年度最佳论文第二名）